【新唐人2011年12月21日讯】【编者的话】潘光旦，1899－1967，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像，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在去世前，他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描述了自己的一生。
（接上期）
2、“检讨”和“交代”的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和“肃反运动”
回看1949年后在中国大学里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我们会对四个S的说法有具体的理解和同情。
1951年下半年，由毛泽东发动、周恩来指导，在全国的大学里展开了一个叫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周恩来在1951年9月29日作的这场运动的指导性报告，标题就叫“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毛泽东在1951年10月23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一说法。
确实，作为一个第三人称的词，在描述社会的时候，人们会把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人，把学校里的教授这样的人，叫做”知识分子”。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个社会集团的人不会把自己这个集团称作“知识份子”。把一个社会集团称作“知识分子”，意思上就有把别人排斥为“没有知识”的样子，当大多数社会都把“知识”当成好东西的时候，这个说法却是个很不友好的说法。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可以说，我是一个教师，我是一个工人，但是不会也不能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正常使用的和“工人”“农民”相对应的词应该是“教师”“工程师”“医生”等等。对于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称为“学者”也比“知识分子”要合适。
在1952年出版的一本《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出版社）说明了“知识份子”一词在当时怎么被使用。这部辞典介绍了当时的“新名词”。而这些新名词无疑能说明要建立一个与前不同的社会的时候使用的一套新观念。在这部辞典的“社会部”中有“社会成分”一类。这些“社会成分”是：
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工人，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工农知识分子，干部，职员，人民勤务员，群众，领袖，社会活动家，积极分子，爱国民主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英雄人物，革命军人，革命家，职业革命家，革命烈士，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手工工人，小手工业者，中农，富裕中农，贫农，雇农，平民，小土地出租者，开明士绅，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手工业资本家，小商和小贩，商业资本家和商人，富农，半地主式的富农，反动富农，地主，二地主，破产地主，地主成分的改变，高利贷者，管公堂，反动人物，反革命分子，叛徒，蜕化分子，坐探，工头、工贼，工人贵族，游民，二流子，狗腿子，恶霸。
这就是新当权者对社会组成的划分，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依据。通过这部《新名词辞典》可以了解到“知识份子”在1949年以后被用来指一种“社会成分”，而且，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被当作一个需要通过“运动”来“改造”的社会成分。把他们划为一个阶级成分，理由就是他们拥有“知识”。这和把拥有土地和工厂来划分地主和资产阶级有类似之处。
后来，在最高当权者们的讲话中，还出现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样的说法。“成堆”这样的说法刚出现的时候，听的人一定是很不习惯的，因为这里已经含有蔑视的成分在内。知识分子被强迫接受批判并且检讨，称作“洗澡”，明显的意思是说他们在精神上肮脏不干净。不过还有更难听的说法是“知识分子”要“脱了裤子割尾巴”。直到现在，人们也好像装作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侮辱性和下流。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中，从来没有人哪怕从语文的角度来批评这种说法。在一个有漫长文学传统讲究文字的国家，这种麻木令人惊讶。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祇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
这个文件明确体现了定好比例数字来整人的做法。应该注意到，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在别的地方和别的时间，都是不曾有过的。往前追溯，在1950年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制订了农村杀1％的人，在城市杀0。5％的人的比例。按比例杀人的做法，显然使得“思想改造运动”的按比例检讨过关，相对地变得份量“轻”了。而杀人的威慑力，也足以使得无人敢于反抗后起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国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人人必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把过去的思想和学术彻底否定。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须“揭发批判”别人。同时，按照地位高低和是否运动的重点对像，各种人要在不同大小的场合检讨自己。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教授金岳霖是清华大学的重点对像，潘光旦也是。据说潘光旦一共“自我检讨”了十二次。一次一次检讨，不被通过，检讨了十二次以后，才予过关。除了在学校里由教研室到系到全校范围内作检讨，金岳霖的长篇检讨《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和潘光旦的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以及其他一大批学者的检讨，都被发表在1952年的《光明日报》或者其他地方报纸上。这些检讨把他们的父母、学校和过去的工作，都否定得一塌糊涂，所用的形容词也达到了最高程度，有“腐败”、“反动”、 “丑陋”等等。
这样的“自我检查”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写了这些吗？笔者已经不可能采访潘光旦本人，也不能获准查阅当时清华大学的档案纪录，所以不能了解关于潘光旦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遭遇的细节。但是笔者访问了经历了那一“运动”的学校教员，查阅了其他学校的运动记录，可以了解到这样的检讨是如何作出来的。
像潘光旦和金岳霖是清华大学的重点对像一样，朱光潜和周炳琳是北京大学的重点对像。朱光潜是西语系教授，曾到英美留学，１９３３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教书，他写的美学著作在青年中有很大影响。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447－448）记载，朱光潜教授1952年3月7日在该系师生大会上检讨，检讨后，与会者一致表示不满，有5位西语系的教师和学生在会上发言，对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揭发和分析批判。”3月29日，北大文学院召开全体师生大会，继续“对朱光潜教授的检讨进行分析批判”。4月9日，朱光潜在全校大会上作了第三次检讨。4月9日，北大全校师生大会又对朱光潜教授的检讨提意见。会上，马寅初校长作总结发言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的一边来”。
显然，朱光潜在此之后还必须继续检讨，才能过关。这样，运动主持者步步紧逼，检讨者祇能步步后退。
周炳琳是北大法学院教授。他在1920年7月和其他４名同学，由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用公费派送到美国留学。周炳琳一再检讨不被通过以后，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讨，“愿承担一切后果”。但是他这样说也没有用。他无处可以逃遁。他也不被允许逃遁。马寅初带人到他家里找他谈话，又召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帮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愿意“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马寅初还主持过北大高层领导人会议，商议如何解决周炳琳的问题。（《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49）当时马寅初气势汹汹，全然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自己的位置也会倒转。
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北京市市长彭真：“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份子以外，像周炳琳这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49）从毛泽东的信可以看出，毛是如何详细具体指导下面的行动的。毛泽东对“政治运动”要给予这一类细节性的指导，到他晚年在文革中也仍然如此。
毛说到的张东荪是燕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在文革中被逮捕并且死在监狱中。
结果，周炳琳教授在4月22日又在全校大会上检讨。 “周检查后，有14位教授、助教和同学发言，对他进行帮助。” （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49）非常清楚，除了彻底投降和屈服，他别无选择。
在经历过文革的人看来，这样的开大会批判的方式，已经开始了文革的一套。所不同的是，那时还声称是为了“帮助”这些人，而不是和文革一样公然声称要把这些人“批倒批臭”。在方法上，那时候对这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动手打，也没有对他们使用肉体刑罚。他们被要求的是用各种难听的词语彻底否定和咒骂他们自己。
1952年5月6日，北大校长马寅初召开会议，称“思想改造运动”已基本完成，于是，“会议决定，5月14日全校恢复上课，今后要做到运动和上课两不误。” （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50）
原来，文革中学校停课搞运动这一套，在1952年就开始了。祇是文革中大学停了5到6年的课，远比1952年停课的时间长，实际上也是长得大大超过了世界纪录和历史纪录。
除了无休止的检讨，还发生了相当数量的死亡。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在1952年3月到5月，北京大学有7个人自杀身亡。在“运动”中被整肃而自杀也不是文革才有的，祇是在文革中，自杀的人数更多──北京大学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有71个。
“思想改造运动”结束两个星期之后，一个新的运动，名叫”忠诚老实运动”，又开始了。这个“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据记载，5月24日，在北大高层领导人的会议上“传达了北京市节委会对开展忠诚老实运动的意见”，上面决定的运动方式是：“运动分准备阶段和开展阶段。准备阶段主要是干部学习，放下包袱。开展阶段共分四步：大会动员，小组会上交代问题（也可斟酌用其他更合适的方式），各级领导对所交代的问题进行审查和向本人作结论，总结收获，号召检举。组织形式为按不同类型人员分若干基层，基层下设小组，每个小组约20人左右。” （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51）
“节委会”是一个很奇特的名字和机构，其全名是”节约管理委员会”，从记载来看，当时有“中央节委会”“北京市节委会”和“北大节委会”。但是这个“节委会”的功能却不是仅仅关于一般意义上的“节约管理”的。这个委员会甚至可以举行“公判大会”判人死刑，也设计和领导重大“政治运动”。以上面所说的方式进行“忠诚老实运动”。既然是北京市“节委会”的决定，潘光旦所在的清华大学地属北京，也一定如法炮制，不会有大的区别。
北京大学从1952年5月31日开始全校再次停课进行“忠诚老实运动”。清华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袁永熙到北大当工作组长，领导运动。6月2日，袁永熙报告全校忠诚老实运动开展情况：运动发展正常，一天半的时间内有2865人交代问题。6月3日，召开全校典型报告大会。（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51）
这里的所谓“典型大会”，是指让那些被认为“交代”得”好”的人到大会上讲话，这样作不但鼓励了人们“交代问题”，也还可以同时针对那些被认为”交代”得”不好”的人施加压力。这是一种推行“运动”的做法。1952年3月21日，在北京大学的“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全校典型报告大会”上作了“典型报告”的人中，有傅鹰教授，他是化学教授，曾经在国外留学。这种“典型大会”的方式，在文革中，进而演变为所谓“宽严典型大会”，对所谓“交代”得“好”的人“从宽处理”，对“交代”得“不好”的人“从严处理”。关于文革中的”典型大会”，下文将要说及。
1952年6月8日，袁永熙报告说，全校参加学习的人数是3387人（一部分华侨未参加学习），交代一般问题的758人，交代反动社会关系的1239人，交代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的940人，交代重大政治问题的91人，共计3028人交代了各类问题，占参加学习总人数的89。4％；2448人已作结论，占交代问题人数的77。5％；尚有580人未作结论。此外，还交出枪支三件，军刀3把。会议讨论后宣布全校“忠诚老实运动”基本胜利完成。6月11日，袁永熙又报告在这个运动中有41个有“重大问题”的人，其中有教员25人，学生9人，职工7人。（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451－452）
这就是北大停课一周搞“运动”的”成果”！在那时人们“交代”了的问题，个人历史，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等，以及上级作的“结论”，都被放进了个人“档案袋”。这是新建立起来的社会控制系统：每个人有“档案”，而档案袋子里有什么本人不能看。
这种普遍命令人“交代问题”的做法，从此就形成了一个理所当然人人必须执行的“规矩”，变成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长牢了的部分，再不脱落，并且在文革中越加发展。“XXX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是文革中常常喊的口号之一。以致听众最多祇会想想是否那个人真有“问题”，而不知道这样命令人“交代”本身的不合法性。有被访者说，如果不是看到美国法律有让人保持沉默以避免“自陷于罪”的规定，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中国人把“交代”当作了生活中像天气一样固有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也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搞运动的方式，一个是每个教师都必须检讨交代的做法，一个是编成小组互相揭发的做法，使得这种运动十分严密。在这样的运动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另外，每个人除了“交代”自己的”问题”，还需要揭发别人，使得每个人必须和别的同事结下怨恨。从发动和领导“运动”的人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非常有力的设计和安排。同时，运动领导者也从来不考虑任何时间和人力方面的成本。他们派专门的“工作组”，让学校停课，来进行这一套。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如此设计严密，当然这些“运动”能取得相当大的“成果”。这样一套方式，在文革中也都再次运用，祇是规模更大，时间更长，造成的灾难也更大。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上面所引述的，还祇是领导“思想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的当权的一方所留下的记录。尽管这些记录本身，已经是够荒谬够凶狠了，但这些记录仍然祇是单方面的说法。当时发生的许多事实，都没有被记载和报告。就像如果阅读官方写下的文革历史，我们会找不到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上记载的关于受难者的大量事实一样。
当笔者调查文革历史的时候，有数位被访者说到，早在“思想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中，就有一些人被逼自杀。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教授刘大杰多次检讨不能通过，跳黄埔江自杀。由于偶然的原因，他被从江水里捞起来没有死，但是他还得继续检讨。除了老账，还要检讨自己投江自杀的“错误”。还有更可怕的事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用斧子砍自己的头自杀。他没有死。但是，虽然他在1952年自杀未死，后来，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6月15日，李平心教授在家中开煤气自杀身亡。需要说明的是，刘大杰和李平心，在1950年代初都已经不是相对来说情绪脆弱容易波动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年人，是发表了相当多著作的冷静的学者，本来是很难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他们并没有反对这两个政治运动。他们是检讨了的，但是检讨通不过。他们已经投降，但是因屈服程度不够而不被准许过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采取了自杀的方式。
还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提到的工作组长袁永熙和其妻子陈琏，都曾是大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物，他们在1940年代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成为高级干部。1950年代初是他们这样的人最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年代。他们自以为有要人臣服的权力，也不在乎别人的痛苦,一心祇想运用刚刚到手的巨大权力。袁永熙生于1917年，1952年他35岁。他命令和指挥北京大学三千多教授和学生“交代问题”（他的报告中说是3028人）。想像一下当时校园里的场景，可以知道他当时俨然是一员指挥“政治运动”的骁勇大将。但是，到了1957年，他自己也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成“右派分子”。他被送到北京郊区昌平县的一个劳改农场五年。1962年5月“摘帽”后，被派到河北省南宫中学，成为教语文和英语的老师。文革开始后，这所中学有5个老师和干部被活活打死或者在被毒打后自杀，他自己曾经被红卫兵打得昏死过去后丢在野地里，侥幸才得以活命。
袁永熙被划成“右派分子”后，他的妻子陈琏和他“划清界限”，与其离婚，得以继续在共产党内担任高级干部。文革中陈琏也为她的“历史问题”被控为“叛徒”，遭到批斗。她在1967年11月19日在上海跳楼自杀，死时46岁。
有被访者说，袁永熙和陈琏后来也落入悲惨遭遇，是因为在共产党内，像他们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政治运动”中总是容易成为打击对象。他们的下场令人同情。也有被访者说，袁永熙这样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整起“知识分子”来可能比别的出身的干部更狠。他们在1950年代初扮演了在学校中迫害人的重要角色。他们迫害人的严重程度其实并未因为他们本人较高的教育程度而减少，甚至还可能因此增加。工人农民没有受过很多教育，却有普通人的常识和对知识的尊敬。这样的人却是一些高度自以为是而又道德虚无、行为冷酷的人。关于动机的探讨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的目的是陈述事实。在事实方面看，袁永熙的命运沉浮──从整人者变成被整者──确实令人注意。参与设立迫害人的机器的人，不论那人多么聪明能干，仍然可能也被这架机器所吞吃。
“忠诚老实运动”一结束，就开始了“院系调整”。大学全面改组。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取消。清华大学取消了文理科，变成单纯的工科学校。而且，在所有的大学里，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作为独立的科系也都被取消。潘光旦是社会学教授。在1949年以前，全国大学中有社会学系的有二十个，在校学生975人。（《中国社会学史》，韩明汉，天津人民出版社，页172。）1952年社会学系被取消，取消的理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说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真理，不需要其他的社会科学。苏联的大学里不设置这些科系，中国也照此办理。社会学系直到文革后才逐渐恢复。
从那时开始中国的教授不再能自己选择学校任职。使得教授必须接受分配的原因之一，是教育界人事制度的改变。学校全部收归政府所有，都在共产党党委的领导之下，教授不可能再自己找工作，既不能去别的学校，也不能改行作别的，而祇能“服从国家分配”。也是在1952年，大学毕业生也开始由“国家分配”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从几个方面来说潘光旦都不可能再继续他在清华大学的职位和专业了。潘光旦被分配到了中央民族学院。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加上“院系调整”之后，对”知识分子”的驯制工程就已经基本实现了。现在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当权者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三个“运动”设计得严丝合缝，紧紧衔接，互相补充，一环扣一环，所以成效显着。
在一个社会中，控制人的主要方式无非通过三种途径：1，文化和道德；2，经济和利益；3，强力和恐怖。
“思想改造运动”要人人检讨的结果，是在学校里从思想方面彻底否定了这些人。“忠诚老实运动”已经把个人历史上和旧政权的关系牢牢掌握，随时可以找出罪名拿出来整治。“院系调整”则把原来的学校管理体制打碎了，把“（共产）党委负责制”建立起来，同时，把教师们职业选择的自由取消了，也就是从经济方面一把卡住了。
在那时候，还没有像文革那样直接对学校的大批教师施用暴力。但是，与这些“运动”同时或者较早时进行的别的“运动”，却大量对于不设防的人们使用恐怖手段。“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于1951年9月，就在1951年这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枪毙了71万人， 把127万人关进监狱，还有23万人被“管制”（《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解放军出版社，199９年）。那时的人们，目睹了不经司法程序的大批杀人，见到了横七竖八堆在卡车上运走的尸体。这类屠杀行为无疑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度。
1955年，又进行了“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每个单位都有“五人小组”， 领导“运动”。所有的教师在1955年的暑假期间，集中住宿一个多月，“交代”自己，“揭发”别人。有一位被访的老教师说，他有时候会夜里说梦话，除了家里人，单位里的同事不会知道这个情况。“肃反”时全体教师集中住宿，很多人睡在一个房间，被别人听到了他的梦话。领导运动的人怀疑他有没有交代的问题，居然叫人晚上不睡觉，悄悄守候在他的床旁边，记录他的梦话，以图收集到他的罪证。
没有经历过这种“政治运动”的人，很难想像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每个人不是变成可怜的被整者，就是充当无情的整人者，不但要“声势汹汹地斗争”他人，还要半夜守在同事的床前听梦话，以求发现罪证来整人。这是怎样的一个鬼魅世界。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