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2日讯】【编者的话】潘光旦，1899－1967，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像，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在去世前，他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描述了自己的一生。
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赵一炳，19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在抗战时期曾经为在中国帮助抗战的美国人作过翻译，战后到联合国在上海的办公室作过短暂工作，在“肃反”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不予处理”。作为一个远离政治的生物学学者，他在文革中又遭到“斗争”和关押。
就在1955年，高等学校里建立了“粮食定量供应评议委员会”，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一方面，这是因为粮食缺乏；另一方面，国家对每一个人的控制，随着粮食定量供应也达到新的高度。不仅在职业方面高度控制，而且在食品方面高度控制。本来，在社会中，一个人还可能有余钱支付另一个人的生活费，支持那个人的生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钱，也没有粮票来抚养别人。通过粮票发放，个人更多被束缚于他的单位和居住地的户籍管理。想要离开这种束缚，祇有饿死。要想生存，必须紧紧靠拢和服从这个制度和权力中心。
托洛茨基曾经批评斯大林把“不劳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法则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里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在1952年的大学里也是一样。更具体地说，是“不检讨者不得食”、“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从分配者不得食”。在对个人的控制方面，1950年代初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
1956年一直被当作“知识分子”最好的一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要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改善了对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当然，物质待遇的提高，也会引起相应的其他方面待遇的提高。不过，在5月的北京大学的“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在马寅初校长致开幕辞后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冯友兰的《对过去哲学史工作的自我批判》，另一篇题为《批判冯友兰先生过去的哲学思想》。冯友兰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从论文题目可以看出，没有发生建设性的学术发展，依然是延续了数年之久的调子，“自我批判”和“批判”。
通过上述的个人遭遇，以及在集中领导下“运动”以同一规范在各学校进行的情况，就能理解为什么潘光旦会用两个S，“屈服”和“投降”，来形容他的经历。第三个S是活命。这三个S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事实，也更令人震动：祇有“屈服”和“投降”，才可能“活命”。要想活命，就必须投降和屈服。实际上，如果一个政权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包括经济和职业的资源，如果由政权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普通人就祇有“屈服”和“投降”，没有别的活路，不是祇有“知识分子”才如此。
3、“戴帽子”和“摘帽子”的年代：“反右派运动”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潘光旦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前，就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遭受的是被迫“交代”和“检讨”。“反右派运动”在社会惩戒机制方面造成的一个创造性的变化，是权力当局以言论为罪名，把社会中的一大批人“戴上帽子”，并进行各种惩罚。
文革后中共中央宣布的数字，有55万人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认为有100万人。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明确规定，工人农民中间不划“右派分子”，对工人中间有“右派言论”的人，划为“反社会主义份子”。惩罚是同样无理而残酷的，但是使用了不同的名称。因为这样，所以，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这上百万人，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受过教育的人，即所谓“知识分子”。
“右派分子”中，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还有相当部分被送去“劳教”和“劳改”。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缺乏专业技术人员。从已经缺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中间，抓出很大的一个比例，来作为“右派分子”进行迫害，这样作，不但是对这些人及其家庭的迫害，也是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极大损害。这样的做法是十足的害国主义。
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这篇文章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间传阅。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提出要抓“右派”，人数比例可以达百分之十。７月９日，毛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再次讲到教授副教授中有百分之十的右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４２４，４４１）。后来，他果然按照这样的比例划定“右派分子”。在强权压迫之下，没有人能质疑这种把上百万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加以严厉惩罚的做法。
据说潘光旦在“反右派运动”中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提意见”。有人说他是“揭了盖子都不跳”的人。显然，潘光旦经历了这以前的一系列“运动”，已经非常谨慎小心。但是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仍然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同事吴文藻教授和费孝通教授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吴和费都是在西方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学者，由于“院系调整”而来到民族学院。他们先是专业被取消，然后又被一网打尽变成“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
吴文藻的妻子是在“五四时期”出现的作家冰心。她进燕京大学读书，后来到美国留学。吴文藻与她在去美国的轮船上相识。冰心在美国留学时写了《给小读者》。她那真诚清丽的文字打动过无数大小读者的心。1957年，冰心的丈夫被划成“右派分子”，她的儿子被划成“右派分子”，她的弟弟也被划成“右派分子”。
笔者访问过一位老教师。她在文革中和冰心一起到过中央民族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她们曾经在一起收过麦子，相当熟悉。冰心曾经非常难过地告诉她说，他们家人除了她，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冰心的文章，终其一生，总是保持她早年的清雅风格，内容也几乎不触及生活或人性的阴暗面。但这祇是她心里的伤痛和烦恼被深深掩饰起来罢了。如果她生前有机会开口谈论，也会说出真实感受如潘光旦吧。
“右派分子”被分成六类，受到不同等级的惩罚。这种不同等级的惩罚，保证了惩罚的顺利推行。因为人们祇好接受处罚，以免被送到地狱的更低一层。为了保自己，一些“右派分子”也揭发别人。《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批知名“右派分子”的认罪书，还刊载了他们的互相揭发。这种做法有力地分解了“右派分子”，也从道德上彻底摧垮了他们。他们不但遭到降职降薪以至“劳教”“劳改”的处罚，而且失去了体面和荣誉。在社会生活中，体面和荣誉，是维护道德的方式。
“反右派运动”以被划成“右派分子”者的检讨认罪结束，没有人抗议把人划成“右派分子”这件事本身，更没有人指出这一行动的非法性。这是“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屈服和投降。比起前面的“政治运动”，“反右”在迫害人的规模和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比起文革，这一次不算最可悲。因为这一次，就算是上了“阳谋”的当，多多少少，他们还说出了自己的一点点看法。以后，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文革中被迫害的人们，都不是因为他们对“革命”有所非议，而是革命主动出击收拾了他们。
“反右”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变坏了一大步。北京大学的化学教授傅鹰（上文提及），在1952年曾经被当作“思想改造”的模范，还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作为先进典型发言。在1957年，他被定为“中右”份子。意思是以他为标准，比他“右”的人就都划为“右派分子”。到了文革，他遭到“斗争”并且被关进了北大的“黑帮大院”。傅鹰教授的例子很典型。从他的例子可以看到，因为一批一批的人被一个一个“运动”打垮，存活者也一步一步滑向右边的“阶级敌人”位置，都离灭亡不远了。
“反右派运动”之后，１９５８年开始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
那些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作了什么呢？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说：“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钱学森后来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再次以“中国力学学会会长”名义发表同样的意见，说粮食亩产可以达到３.９万斤。他还说，作物生长密集，可由流体力学解决通风问题。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13万斤，比钱学森的设想又加了两倍多，不过倒也还遵循了钱学森的计算，没有高出一亩地上能得到的太阳能的总数。
钱学森的文章今天读来是个笑话。但是放在历史的背景上看，没有人能笑得出来。多年以来，钱学森因为参与军事工业，他受到的待遇一直比其他知识分子要好得多。但是在这样的文章里，能看到的，就是科学也要向强权投降，常识向邪说屈服。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主张在中国节制人口的主张，也在那时遭到激烈攻击。马寅初，1882－1982，1906年到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191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大学教授和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马在1940年代的公开演讲中严厉攻击过蒋介石政府，遭短期监禁，因此被称赞为反蒋英雄。他在１９５０年被中共政权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科学教育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48）说，1951年9月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由马寅初在北大教员中发起的。由毛泽东周恩来发起的运动，恐怕不能归给马寅初。但是他在那时候确实非常配合也非常积极。上文写到1952年他如何给朱光潜和周炳琳教授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多番检讨。1955年7月，在全国性“肃反运动”中，他主持召开行政工作会议，讨论在北大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的问题”。从1950年以来，马一直是一系列“运动”的“动力”而非“对象”。但是，他很快也堕入了他曾组织批判过的教授们的处境。
1958年，他遭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组织的围攻。中共党报发表文章攻击马寅初的理论，北京大学也贴出了大量大字报攻击马寅初，连他的住宅──北京大学“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马曾经说过，中国人教育程度低，缺乏文艺生活，生孩子太多。这样的事实描述，被挑拨性地指控为“诬蔑劳动人民”。1960年3月31日，教育部长杨秀峰到北大传达了国务院3月28日会议决定：接受马寅初校长辞职的要求，同时任命当时的北大中共党委书记陆平为北大校长。在马去职之后，中国的大学校长由教授学者来当的时代就结束了。
马寅初搬出北大。当局给了他北京东城区东总布胡同的一座住宅。那个胡同里有一些旧时代留下的大住宅。马寅初的房子很大。曾经有进入马寅初家的人说：“马家大极了，房间一个接一个，走来走去，好像进了迷宫。”（《世界日报》2001年8月1日，D15，“二伯也住东总布胡同”，作者沈宁）。“迷宫”一说，可能祇是这位当时全家祇有两间小屋住的目击者的主观感觉。马寅初的房子也许没有大到这种程度；但与当时其他学者和普通百姓拥挤简陋的住房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应该是事实。
马寅初活到了文革之后，并且看到他的人口理论的胜利。在他得到平反之前，他没有作过四十年代曾经作过的对当政者言辞激烈的抗议。文革中他遭到红卫兵的抄家和毒打。据说，他以气功调节身体，忍耐了红卫兵的折磨而活下来。他忍耐而没有抗议，应该是由于他知道时代已经不同了，和他从前在国民党政府时代被捕的那次不一样了。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他说什么抗议的话，没有一家媒体会加以报道；如果他被捕进监狱，他会像1955年被捕的胡风那样，被判处长期徒刑，从社会中完全失踪，或者甚至被红卫兵当众打死。不会有别人站出来替他说话，更不可能被大众认为是“英雄”。
和趋炎附势投机转向的人相比，马寅初的忍耐和沉默可以被看作一种反抗；但是，他毕竟闭上了嘴巴，没有继续再说任何批评的话。闭嘴也是一种屈服。有人说，他反对过国民党政府，那未必是因为他勇敢；主要是因为那个政府不那么残忍，或者当时不可能作到那么残忍。没有人反抗的时代，是比有人反抗的时代残酷的。
这个说法看似严厉批评了马寅初这样的人，但是也可以当作对他的辩护；否则就令人怀疑他的原则是什么以及有无原则的问题。是空前的残忍阻挡了他作第二次反对强权的行动，而不是他轻易就放弃了反抗的权利和力量。
粮食亩产量，人口增长数字，从“知识”的角度说，这些都是能算得清清楚楚的东西。之所以亩产可以万斤，节育不准实行，这不但是“知识分子”的投降和屈服，也是“知识”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当用数字可以算清的“硬碰硬”的真理都被断然否决，其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就更无立足之地了。潘光旦是著述丰富的人。1922年，他写了关于中国女性自恋的心理分析的书《冯小青》。这本书是中国学者用弗洛伊德理论来研究中国人心理和传统文学的开始。这本书很薄，但是相当富于创意。后来他研究“优生学”，翻译注释过《性心理学》。他的这些研究全部被否定。其实，这些研究虽然不能马上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但是显然能帮助中国人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的质量。
成为“右派分子”，潘光旦不能再写作和发表。当时有明确“规定”，“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出版物的作者名字中，连数学书都如此。他不能发表自己的思想，于是开始作翻译。他的英文和中文修养都非常好。他开始翻译达尔文的一部经典巨著，“THE DESCENT OF MAN”。他的女婿胡寿文帮助他一起翻译。这部大型译作在文革开始前，已经基本完工。
1958年之后，发生了大饥饿。那些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高强度劳动加上饥寒交迫，相当多的人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潘光旦算是幸运，还留在学院里，没有被送到北大荒劳动。他的两个女儿在北京大学工作，也算是有些特权的人物。潘光旦的一个女儿在1958年生头胎孩子。产妇需要吃鸡蛋，国营商店没有鸡蛋。他的女婿在海淀从一个农民手里买到一小篮鸡蛋，还没有回到家，鸡蛋就被“执法人员”没收了；因为北京不允许有“自由市场”，不许农民出售他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这样，产妇要吃鸡蛋成为非法。
到1960年，饥饿越来越严重。大学里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学校不得不停止体育课，让学生下课以后就到宿舍躺下以节省热量。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在那时却成批饿死。年年增长的中国人口，这时候出现了负增长。数千万人被饿死了。当马寅初被批判的时候，曾经被指责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一样。马尔萨斯是英国学者，他的书里写到：人类的人口增长，无法控制；祇是因为有饥荒和战争，才减少了人口。当时为了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就把他对历史的这一描述，歪曲成了他主张用战争和饥荒来减少人口。实际上，非常讽刺性的也是非常悲剧性的是：在中国，在1950年代的人口增长之后，就发生了饥荒带来的大量的人口减少，像马尔萨斯描述的一样。
食物分配成为大的问题。“上面”定出了政策：级别高的教师，可以享受每月特别供应黄豆若干，等等。在广东，1961年10月，中共华南局领导人陶铸指示制定一个副教授以上级别的2000人名单，每月补助食油一斤，粮食10斤；从2000人中再选出200人，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转引自《陈寅恪的最后20年》，页342，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那时候，“知识分子”似乎又得到了“尊重”。他们没有抱怨这种“尊重”。也许饥饿使人不再去想：为什么吃一点黄豆或者一斤油也要成为一种特别的恩赐。饥饿以及对于食品的这种控制，造成了对人的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也进一步窒息了思想的敏锐和活动性。
潘光旦的“右派分子帽子”，在1959年12月被“摘”去。“摘帽”有规定的流程。领导先通知本人，说你认错改造有进步，考虑给你摘帽。然后这个人要写一份详细的思想总结，再次详细检讨认错，并且对“党和人民”的“宽大”表示感激；然后，当局准予“摘帽”。这是必须的流程，否则不能从那张整人机器的巨口中被暂时吐出。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潘光旦一定得如是作。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一直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投降和屈服，而且最后有勇气承认和说出。他没有自欺欺人。
４、文革和第四个Ｓ──灭亡
文革开始，毛泽东明确指定的文革打击目标，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在文革中，教授副教授，或者类似级别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几乎百分之百地被“斗争”。他们被贴大字报，被“揪出来”，被戴高帽子，被挂黑牌，被游街，被罚跪，被关押，被殴打。他们被强迫“认罪”和“悔罪”，写检讨和交待，唱“牛鬼蛇神嚎歌”，最后“感谢”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宽大”与“挽救”。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从1966年延续到1970年。基本上由造反派来执行。
在文革前，知识分子在高压下投降屈服。在文革中，被允许屈服和投降，都成为一种祇有极个别人才能得到的特别“优待”。
得到这项“特权”的有郭沫若。1966年4月28日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郭沫若的检讨。1966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据说是毛泽东为郭沫若作了这样的安排。其中经过，至今还没有人说出。郭沫若发表这个讲话后，成了文革中可能唯一没有在“斗争会”上挨过“斗争”的高等文人。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并死在关押中。但是每逢节日和大会，他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总还印在报纸上，他也还住在原来的宽大的住宅里。那座在北京后海附近的有花园和假山的大房子，原来是北京有三百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若。
在郭沫若之外，别的从前写过书的人，文革中几乎没有一人能免于被“斗争”。即使他们说一千遍一万遍愿意把自己写的书一把火烧掉，也仍然不可能逃脱被“斗争”的命运。
1966年6月，潘光旦同系的同事、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洛焕在陶然亭公园投湖自杀。笔者访问了当时学校“文革委员会”的一名学生（他去那里收了尸）。他说，傅洛焕的尸体是面朝下浮在水面上的，后来跳水自杀的越来越多，就传出了投水自杀者死后浮在水面上，男人面朝下、女人面朝上的说法，正是在相当数量的案例上归纳出来的吧。
1966年8月，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开始。学生红卫兵控制了各个学校。到处都建立了“牛鬼蛇神队”，又称“劳改队”或者“专政队”。据笔者调查的结果，至今没有发现全国有任何一个学校例外。有百分之十以上的教员进过校园“劳改队”。一队一队的教育工作者，在校园里被展览侮辱和受到肉体折磨与刑罚。这是文革最邪恶的景观之一。
潘光旦是“摘帽右派分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必入“劳改队”的人物。潘光旦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为受伤而截去，平时走路要撑双拐。而且，当时潘光旦已经是67岁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这是为了对他们作体力惩罚。因为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头下暴晒就很难忍受。更重要的是：这是为了把他们示众，让来来往往进行“革命串连”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祇有一条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不准许。他祇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一个曾经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诉笔者这样一个残腿老人被折磨的画面。
被访者之一告诉笔者，１９６６年他15岁的时候，在中央民族学院校园看到“揪斗”世界史教授周达甫。“斗争”周的人要周说：“我向群众低头认罪”，周按照命令说了。但是他接着就被毒打，因为“斗争”他的那些人──在一个15岁的人眼睛里，都是大人──硬说周说的是“我向蠢猪低头认罪”。这位被访者一直不清楚是周有口音，把“群众”说成了“蠢猪”，还是他在愤怒之时，真的这样说了，指责那些“斗争”他的人是“蠢猪”。当时的恐怖气氛和残忍景象，给这位被访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周达甫教授曾经在1940年代到印度留学，1967年以“特务嫌疑”被逮捕，抓进监狱，关押到1973年。他的妻子杨菊淑是北京大学俄语系的职员，也被抓进监狱关了六年。
1995年，笔者和潘光旦的女婿、北京大学生物系退休教师胡寿文谈话。他说了一段非亲身经历绝对说不出来的小故事。
他说，文革开始时他30多岁，是讲师。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里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他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成了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被“斗争”。“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90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倒下，会遭殴打，被拳打脚踢。
北大生物系老一点的老师，百分之九十都挨过斗。有一天，上文提到的生物老教授赵一炳悄悄问胡寿文，有没有什么经验在“斗争会”上能站得住，因为他自己站不住。胡寿文告诉赵，应该多换脚，先站在一只脚上，再换到另一只脚上。
后来胡寿文自己老了，才想到，赵一炳先生怎么会连换脚都不知道呢，这是人的本能就会知道的，站久了，就倒换双脚。赵当时60多岁，他３０多岁，不能体会老年人被“斗争”时体力上遭受的苦楚。
潘光旦没有留下他遭受肉体折磨的纪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他作为一个腿有残疾的老人，在1966和1967年的“劳改队”和“斗争会”上，他受到的痛苦，仅仅身体上的，比赵一炳，比胡寿文，都更为深重。
文革后，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们，很少愿意讲出他们的遭遇。因为他们所遭遇的，实在是太痛苦太难堪太耻辱了。而且，不管个人怎么“认罪”怎么“检讨”，还是不能免于遭受种种肉体的折磨和侮辱。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他把中国的古话“士可杀不可辱”改为了“士可辱不可杀”，每天向自己复述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从，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骂自己就骂自己。他就这样忍受了下来。
“士可杀不可辱”的意思是：鼓励人拒绝侮辱，以身成仁，所以采用了极端的说法，把拒辱和生命作为对比的选择。在文革时代，这样的情况变成了现实：一方面，文革当局就是在把人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受害者无法反抗，祇有通过死才可能逃避侮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已经无法再起激励人的作用。这位老师把它颠倒过来。他忍受了种种侮辱，活了下来。他的活着，祇有用这样透着玩世不恭的口气的说法来支撑。他没有死，但是这样的道德格言死了。
尽管忍耐，尽管顺从，还是有很多人被迫害死了。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可以看到：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的时候，被强迫喝了沟里的污水，很快昏倒，当夜死亡。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他也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他比潘光旦年轻22岁。
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考古学家陈梦家自缢。陈是潘光旦在清华大学的同事，生于1911年，比潘光旦年轻12岁。“思想改造运动”中，陈梦家受到猛烈攻击，“院系调整”后被“分配”到了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7年，陈梦家也被划成“右派分子”。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８月２４日，他被关押在所里。那天晚上，考古所西侧的东厂胡同有至少６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那天夜里，陈梦家服毒自杀未死，１０天后第二次自杀身亡。
这就是潘光旦说的最后一个S，灭亡。这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世界上没有比死亡更为无情更为不可逆转的了。
其实，在1966年夏天，潘光旦这样的教授，相比来说还算是“幸运”的：作为大学老师，他们没有像中学老师那样，被红卫兵学生大张旗鼓地活活打死。大学生和研究所的“革命群众”还不敢公开和直接地杀人。然而，折磨和侮辱，在大学和国家的最高学术机关“中国科学院”里，一样肆无忌惮地进行。
潘光旦的家被抄了，房间都被封了，祇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膀胱发炎。病重之后，得不到应有的医疗。１９６７年６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十个月后，潘光旦去世。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他的一个女婿程贤策，在北京大学工作，遭受三个月的“斗争”后，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他们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他们夫妇间的谈话。这种谈话在文革中也能变成治罪的“根据”。
潘光旦去世后，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整理遗物，在启封的房间里，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的翻译稿。稿子已经被水浸湿，部分纸张破烂。她悄悄带走了这部译稿。文革结束后又过了六年，这部译稿终于印成了书。
在他去世前，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说出了四个Ｓ的说法。从1951年开始，他的三个S的对策，一再一再地使用。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最后是彻底的毁灭。对他来说，是最后一个S结束了其他三个S。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