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张永祥与李修武

【新唐人2011年12月26日讯】在大连,提起“天天渔港”的老板张永祥,没有不知道的,他就是张家五兄弟里的“老二”;而在重庆,提起俊峰企业集团的老板李俊,李修武,也是家喻户晓的。李修武是李家的老大,是李俊的兄长,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曾被薄熙来枉法追诉的所谓“罪犯”。让我的笔,抚去时空的烟云,寻找两个案件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使号称“共同富裕”的政治骗子薄熙来的真实面目清晰起来,还张家和李家一个公道。

枉法追诉贯穿上个世纪

薄熙来在2000年左右,即为了争夺权力,也搞了一场大连的“打黑”运动,只不过那时媒体没有一点报导,其原因有两个,在中央虽然江泽民支持他,但胡锦涛力阻他,在地方,闻世震和于学祥也杯葛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那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市委书记和省长,他对自己“打黑”成功信心不足,现在,人们在重庆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公检法司和媒体都姓“薄”了,骗得老百姓一片欢呼。

但知道内幕的人则是目瞪口呆,上个世纪在大连预演失败的悲剧,在山城再次上台而隆重推出了,但万变不离其宗:不听话的企业家是“黑社会”,对立派的官员是“保护伞”,而为了使薄熙来指鹿为马,枉法追诉的人,能够越过司法体系,顺利地进入大牢,必先抓捕两种人,一是公安局或司法局的,一是法院的“二把手”,前者是为了操控打手,后者是为了审判走过场,于是,大连在2000年,抓捕了大连中法的副院长刘晓滨,因为他是对立派官员高姿的前秘书,而重庆呢,则抓了副院长张韬和司法局长文强。

显然,薄熙来把司法玩得炉火纯青,风升水起,张韬是中央的下派干部,他是盯着薄熙来的眼线,而文强呢,是前重庆官员贺国强与汪洋的嫡系。中纪委的案头上早已堆积着控告薄熙来贪腐的材料,贺国强随时都可能对其出手,汪洋更是共青团派的未来政治之星,是薄熙来的天敌,抓住文强坦白的所谓证据,就成了薄熙来逼迫胡锦涛让步的秘密武器,因此,文强十一个月速死,就留下了铁的“孤证”,这正是薄熙来唱红打黑,肆无忌惮地枉法追诉的底气。

但为什么不抓法院“一把手”呢?因为一把手的任免要经省级人大开会研究通过,相当麻烦;‘正如要抓文强的情妇,重庆警花陈光明,必经全国人大一样’第二,抓了一把手,法院大震,下一步不好利用,所以,薄熙来的思路是:我先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垫背的人物,敲山震虎,接着,借助普遍腐败,程度不同,情绪恐慌的心理,逼迫公检法的人员瞒着良心办案,进而绑架了整个司法体系。

在大连,他有死党——政法委书记成城,在重庆,他有被吓破了胆的张光磊。这样一样,就杀出了一条血路,而重庆企业家李俊之兄李修武,和大连的企业老板张永祥等四兄弟一样,成了他所说的“正义之剑”上的几滴血!然而,不知道内幕的愚民一片欢呼,知道事实的人一声叹息!

李修武是黑老大吗?

李修武是重庆俊峰企业集团的老板李俊的哥哥,按照重庆媒体9月27日的报导,他又是非法经营,非法拘禁,又是放高利贷,又是涉黑涉黄,真是十恶不赦,但由流亡海外的李俊提供的文字证据看,这一切都是谎言,只要读者阅读了我的文章《李俊惊曝薄熙来“打黑”内幕》一文,就会知道,薄熙来伙同王立军之流,为了取悦于成都军区原政委张海洋,是多么专横而疯狂地抢夺了民企的40亿的“大蛋糕”,而把人家打成了“黑老大”。

由于李俊得到风声,先期逃亡,又勇敢地把证据图文并茂地刊登在网上,所以,撕开了薄熙来“唱红打黑”内幕的口子,薄熙来气极败坏,恼羞成怒,下令抓捕了李家25口亲友,编造了一个黑社会组织,抓不到李俊,就硬把“黑老大”的帽子戴在了李修武的头上。

重庆消息人士透露,李修武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这个以房地产为龙头的企业,是以李俊的人脉关系和经营理念发展起来的,根本与其兄无关。

十几年前,李俊从成都军区转业,就承包加油站,如今又搞了两个大项目:香格里拉和龙凤云洲,这都是重庆黄金地角的房地产,深得当地买家的青睐,问题是,不论加油站,还是地皮,原先都是成都军区的,多年经商,李俊和军区的原领导王建民等人民关系非同寻常,而张海洋与其有矛盾,就想从企业家手里找到他及其部下经济犯罪的把柄,于是,求助于薄熙来,密谋于王立军。

他们下令在2009年成立了专案组,由梅浩等人牵头的军地两方人员,多达十几人,历时三个月,先把李俊关押在市第一看守所,后转入部队武器库营房,翻遍了李俊祖宗八代的问题,查找“原罪”,编织了所谓的“涉黑”的罪名,没有找到行贿军方的事实,最终把王建民的两个部下草草处分了事,敲诈了李俊4000多万元,事情告一段落。

其实,更深的内幕是,张海洋没有利用李俊全获成功,没有拌倒王建民,是王在军内靠山也很硬,可能中央军委看出了他们的不睦之兆,担心两败俱伤,就一纸调令,把张海洋调到“二炮”,但是,每一次枉法追诉的余震,都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更而完结,薄熙来,王立军造就了新的敌人,李俊万年俱灰,正要偷偷地移民美国,薄熙来的耳目有了查觉,于是,再次对获释的李俊网络罪名,对其旗下的金龙玉凤大酒店进行“钓鱼执法”,终于抓到了“涉黄”的把柄,并抓捕了李家的数位亲友,而李俊“跑路”,李修武就站到了头排!

据熟悉李家的人说,李修武基本是一个傻子,从不参与企业经营决策,不上班,也没有办公室,见到李俊讲话都羞涩,对下属员工大部分都不认识,他只是名义上的股东之一,但他和李俊一样,出身于湖北省石首的偏远农村,还保留着纯朴和善良,他们兄弟每年还乡祭祖,并多次投资给原籍政府修路,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大好人,被野心家薄熙来打成了“黑老大”,成了替罪羊,判了有期徒刑十八年!其他的亲友,共20多人,除了侄子,就是侄女婿,不是正在被追逃“跑路”,就是判了不同长短的刑期,连李俊的太太罗淙,为了给他买一张出差的飞机票,也被重庆法院以包庇窝藏罪判了一年,真是窦娥冤啊!

正如为李修武辩护的律师,中国起草黑社会条款的“刑法泰斗”赵长青所言: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触目惊心的冤案啊!但人家是政治局委员,是“重庆一哥”,我们搞不过他,中国完了!

张永祥等兄弟偷漏税了吗?

在大连,人们外出请客吃饭,没有不去大连天天渔港的,而张家五个兄弟,外加父母,每人各经营一两家餐饮店,以地方海鲜风味而闻名遐迩,而“老二”张永祥在大连铁路医院旁边办的饭店,最有特色,他不仅长于烹饪和经营,而且爱谈论政治,社会交际广泛,与李俊,李修武相同的是,他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还保留着善良百姓疾恶如仇,不畏强权的特点。

李家兄弟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多有议论,张家兄弟与薄熙来的政敌于学祥,高姿,董长海等人来往密切,这些风声都被薄的死党记录在案,也在薄熙来心中撒下了复仇的种子,如同他想整李世民,抓捕李俊一样,薄熙来想整肃高姿等党内的对立派,就从有钱的大企业“天天渔港”开始,前者以“打黑”为招牌,后者以“偷漏税”为借口,实际上,薄熙来在下命令时说,能抓住什么罪,就先抓住,送进监狱再说。

就这样,在2001年,“天天渔港”五兄弟进去了四个,外加张家“老二”的媳妇王丽荣,如果不是兄弟“老五”找了个有权有势的媳妇,他也得下狱,只是他的老婆是东北财经大学的党委书记于某的千金,薄熙来拿不出手的假MBA文凭就是那里“生产”的,他就放了“老五”一把。也就是说,薄熙来打黑株连九族,是从上个世纪开始的,当时权力不够,就先以偷漏税为借口,把张家的五个亲友,全部判了重刑。

但是,张家真的偷漏税了吗?大连人都知道,由于餐饮业比较零散,又大多收取现金,管理较难,而税征人员比较少,就一视同仁地搞了“包税”政策,即由税务部门统一商定一个额度,下达给全市的餐饮行业,这是有档可查的,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不光“天天渔港”,包括与薄熙来关系较好的“老黄婆子”也都是这样做的,薄熙来十几年任职于大连,应当心知肚明,但他2001年忽然翻脸了,为什么?

原来,大连市的一批党内对立派官员,集结在原市委书记于学祥的门下,主要属于胡锦涛的共青团派,他们在北京的重要交际场所是王府饭店,当时,大连的嘉信国际酒店的老板韩晓光及其太太李岩峰,据传也在该酒店有股份,李岩峰是国安部人事司司长助理,年轻漂亮,长袖善舞,认识很多人,他们妇夫经常在此处,给大连官员引荐曾庆红等中央领导,并常对薄熙来时有微词,薄熙来通过掌控的大连国安局特务,对韩晓光妇夫等人电话二十四小时监听,发现张家兄弟也住在此酒店,并与一些中南海高层人物有应酬往来,并吹捧于学祥,高姿等人,这是薄熙来最担心和震怒的。

早在90年代中期,张家的“天天渔港”就与当地黑社会老大李永健等马仔,发生过一场血战,原本,惯于唱高调“打黑”的薄熙来,应当下令公安主持公道,但因他与李的太太,服装模特于某关系暧昧,而竭尽全力包庇李永健,使其重罪轻判,而张家不依不饶,曾请新华社驻大连的记者李某,打通北京的关系,由李鹏和朱熔基先后两次批示,才最终把黑社会老大李永健判刑十二年,其入狱之后,薄熙来胆颤心惊,坐立不安,其犹虑所在于:张家兄弟有钱有德,活动能量太大,如果进京告状,由韩晓光,李岩峰介绍,就会结识一大批中南海的高官,而于学祥,高姿,董长海等人也与韩晓光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汇成一股力阻薄熙来上升的势力,可能叫薄熙来的政治生命毁于一旦,这使薄熙来及其党羽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与今天抓捕李修武一样,薄熙来在拘留了刘晓滨之后,操控了大连公检法司,才如此大动肝火地,抓捕了张永祥,韩晓光等人。

最初,他们也想把张家打成“黑社会”,把张永祥打成“黑老大”,韩晓光打成“黑老二”,把高姿,董长海,刘晓滨等人打成“保护伞”,再全部没收“天天渔港”的财产,用这些罚没追缴的钜款买官,但是,无奈,上有省委书记闻世震力阻,下有于学祥等地方官员告发,“天天渔港案”虎头蛇尾,它受到了大连中山区法院一些正直法官的非议,薄熙来伙同成城等人,把持有不同意见的法官调离,换上听话的法官,不顾事实,不理法律条文,硬是把张家五位元亲友全部判了刑,而却没有动企业的法人代表,张家兄弟的妈妈。

因为薄熙来深知,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以背筐串巷卖咸鱼饼子起家,她才是真正的大老板,但她不关心政治,也自然对薄熙来的仕途不构成威胁,所以,抓她没用。如果“天天渔港”真的有偷漏税罪行,应当法人承担责任,为何要抓张家兄弟?

这正如俊峰集团如果有罪,应当找邰世华,应当找李俊,与李修武何干?但薄熙来操控的《重庆日报》9月27日说,李修武是实际上的法人,还生动地描绘了李修武和邰世华当庭反目为仇的情节,这和上个世纪,薄熙来选择性执法时的指示如出一辙,其搞“二次文革”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可怜的张永祥,在2001年5月30日被关进了大连开发区看守所,那时我正好是204监舍的号长,我建立了全所唯一的不打人骂人的“文明号”,狱警扬凯池怕张老板挨打,就把他送进了我所在的号子,实际上,张永祥身高一米八零,不仅虎背熊腰,而且声如洪钟,虽下肢有残疾,但也力大无比,谁敢动他?连死刑犯李建国也不得不叫他“二弟”,我更与其结下了情同手足的友谊。这方面的故事,在即将出版的《姜维平狱中回忆录》里有栩栩如生的细节描绘,这里我只透露一点:张永祥把家人通过秘密通道送进来的食品,平分给每一个在押犯,包括普通的身无分文的民工,他望着一碗烂萝卜汤和几块喂马的饲料制作的窝头,说,老姜啊,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黑暗的地方!这是什么年代啊?
后来,我被调监了,从204监舍调往208监舍,再也吃不上张家的盒饭了,他就代我存了200元,让我买炒菜吃,但有人汇报上去,狱警把钱退给他,硬是逼我吃猪狗食。每当放风时,他在风场与我隔墙喊话,他说,记者啊,你千万别死了,我们有苦有难不会写,还等着你帮俺申冤呢!你要坚持活下去啊!……就是这样一个大好人,残疾人,他被薄熙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五年。这与今天薄熙来对待李修武的问罪,何其相似乃尔!

两人比较,我们看到了什么?

由张永祥案与李修武案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制度是滋生薄熙来似的政治骗子的土壤,假如地方官员的个性好一点,做恶就少或比较难,假如相反,像薄熙来这么厚黑,就问题严重。比如,2007年,李永健从监狱刑满释放,以前曾扬言“要踏平天天渔港”,但是,一是他得了胰腺癌,体弱多病,已力不从心;二是更重要的一点,他的保护伞薄熙来远离了大连,他可以祸害李家兄弟,但对张家已是鞭长莫及。张家不仅没有破产,而且由于坐满冤狱而声誉雀起,生意兴隆,继续发展,在大连星海广场斥巨资,又建立了五千多平米的渔港明珠海鲜餐厅,使到大连的客人趋之若鹜,而每一间包房,无时不在议论薄熙来在大连的恶行!他像臭狗屎一样,被大连人所唾弃。

不过,薄熙来也没有忘记心里没发泄完毕的仇恨。同一年的某一天,国家商务部在大连开会,下边的工作人员原定在“渔港明珠”吃饭,薄熙来应邀到大连致辞,珊珊来迟,后听此事,大惊失色,下令撤餐,他说,这几个兄弟给我菜里下毒怎么办?所以,宴会临时换了地点,张家兄弟说,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怎么会那么黑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薄熙来的心胸多么阴暗,多疑而狭窄!

他不论在重庆,还是在大连,为了向上爬,保住以前贪腐的亿元家产,必得靠内斗,表面上说一套,实际上做的是另一套,而现有的干部体制,缺乏一种透明的竞争机制,有权的官员又处于绝对的没有监督的强势,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造成中国司法不公和枉法追诉,冤假错案不绝如缕,而导致民怨沸腾的主要原因,试问,如果中国是民主政治的社会,薄熙来,于学祥,高姿,张海洋等热衷于政治的人,都可以成立党派,摆开战场,靠电视辩论和选票公开竞争,就不需要用如此卑劣无耻的手段,排斥异己,争取上位。

既使某一个强势的政治人物打算操控司法,枉法追诉,也过不了司法独立这一关,而且,新闻自由还会起到有力的监督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流亡海外的李俊提供的文字和图片证据,只听凭薄熙来高压下的媒体一面之词,我们不就迷失了方向吗?人们就会在愚民的一片欢呼声中,把好人关进了牢房,把薄熙来捧成了大救星,那么,他在大连酿成了数十起冤案,在重庆又搞了数百起,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就会搞上数万起,也就是说,他一旦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更高领导权,就不是几个张永祥和李修武遭殃的问题了,而是把整个中国再次带入红色的流血的文革灾难之中!

警惕吧!人们,我的父老乡亲!我以感同身受的经历和苦难告诫你们:薄熙来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2011年12月14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文章来源:《新世纪》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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