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0日讯】中共十八大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权重很可能要压住中纪委书记而排名提前，因为面对高频社会危机，政法体系强化了称为“综合管理”的维稳职能。按现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及其前任罗干的仕途模式，出任该职前均是政治局委员与国务委员双职在身，成为常委并出任该职后还要任一段时间的国务委员。
接任周永康的人选孟建柱与薄熙来均不具备罗周两人的资历：孟建柱是国务委员但无政治局委员头衔；薄熙来有政治局委员头衔但在地方任职而无国务委员资历。按党政两大块的高官阶次，国务委员与政治局委员是同级，但显然后者的政治含金量更高。然而，比较孟薄二人资历与现阶位，孟以国务委员身份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似比薄有晋位机会。
中共高层的政治算术
中央政法委现有两位副书记，卸任新疆书记的王乐泉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排在孟建柱前面，但王因年龄问题而无进十八大的可能。王以政治局委员身份由疆回京被安排在中央政法委，即“夹塞”在孟之前，亦表明政治局委员确实比国务委员权重大。等外言之，刘延东以政治局委员与国务委员双料身份在十八大“入常”显然优于薄熙来。
在这样的政治算术里面，孟薄二人的关系更加微妙。除非刘延东出任中央政法委书记，而孟薄二人均有其他安排。换言之，薄进常委综合实力强于孟，孟因薄压在“头上”而无缘“入常”。再者，薄对孟有年龄优势，比孟整小两岁。
孟建柱虽然对重庆打黑也高唱赞歌，称其“好准狠”，但薄在中共重庆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去年十二月二十日）闭幕时公开对北京高层“点名”，却未提及孟建柱而限制在常委层面，称曰“邦国庆林长春近平国强永康肯定重庆唱红”。唱红是意识形态危机下的自我救赎，也是薄向最高层兜售政治处方的安排；打黑是在重庆立威而窥视天下的权争策略，本质上也贬损了身为公安部长的孟建柱。
警察社会形象坏到极点
孟对重庆打黑的喝彩完全是言不由衷，因为打黑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整肃警察队伍。孟也有可让高层官场理解的地方，即周永康公安部长五年任期彻底败坏了警察的社会形象，“昔日土匪在深山，今日土匪在公安”的民谚是最贴切不过的写照。尽管现在薄熙来为了仕途不得不在“点名”时捧周永康一把，但重庆打黑的“北京效果”就是“打周”。所以，周永康赞同重庆唱红被薄亮出来，而肯定其打黑如同孟的肯定一样不被领情，也不是“点名”的由头。
历时七年的河南周口市六名警察在派出所内打死下岗工人李胜利案，最近因最后一名嫌犯、女警王海宇的投案自首而宣告结束。但是，作为新闻话题该案再一次证明“今日土匪在公安”的民间评价。对于此案，在罗干之前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任建新（未进政治局，曾任书记处书记）身边的一位高阶工作人员说：“想都不敢想！罗干与周永康的责任是推不掉的。”另据一位不愿透露身份信息的研究人员称：毁坏公安的最主要原因是“最高国策”治国模式，计划生育与打击法轮功“让百姓没处说理去，让警察认为代行国家权力而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警察涉黑涉黄与敲诈勒索在今日中国已经是行业标志。比如，在湖南湘潭，警察保护欧建黑社会集团长达二十一年，以至于欧建向公安局副局长蔡亚斌提供毒品与女色，金钱则更不在话下。再比如，浙江江山市中层女警郑某帮丈夫非法集资千万元无法归还，而其夫之所以顺利“集资”是借郑某警察身份而行敲诈之实。
警察违法引发群体事件在中国更不是新鲜事，以至于有研究机构提供给北京最高层的调查报告说：“警察违法得不到遏止，不可避免地将引发全社会性的暴力革命。”为此，人民网发表文章称“暴力革命无法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意在劝说社会力量不要选择暴力革命。
薄熙来癖好专政工具
研究报告还提到：“前苏联解体的民意原因之一就是警察社会形象坏到极点，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警察腐败仍然是影响俄罗斯今天国际形象的最大负面因素之一。”
一党专制产生了警察国家，警察体系作为专政工具反过来成为国家败亡的助推器。这个悖论存在于前苏联也存在于当今中国。
自诩铁腕的政治人物无不对专政工具有特殊的偏爱，以恢复毛主义统治为己任的薄熙来概莫能外。在已经涉及到的中共重庆市第三届委员会十次会议上，薄熙来就“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发表看法，其云“政法队伍就是要对坏人狠对人民亲”。
北京有法学家指出：坏人或好人是道德判断标准，与公正司法程序没任何联系，即便是对坏人也不能采取惩罚过度的方式。薄氏的“狠”主张在法理上讲，就是要采取惩罚过度的方式。对今日乱世，必施以严刑峻法。
不惟薄氏本人有“狠”主张，就是经过官民反复博弈的刑诉法修正案，仍然将秘密拘捕项目扩大化为“有碍侦查情形”云。中共整体上偏好专政工具，只不过有时的法规表述柔性一些而已！北京一位资深政法分析人士针对薄氏“狠”主张，在小圈子内讲：“你们这回知薄三儿的本质了吧?!他针对警察的打黑不过是驯服那些‘土匪’，以便他执掌政法大权之后为其所用并无条件地服从。这跟毛泽东收拢土匪袁文才王佐等进红军没任何区别。”
“点名”背后高度不安
薄熙来对北京“点名”，九常委涉及六人，胡温与李克强成了不言而喻的“反对派”。有人认为这是其胆大妄为之举，亦有人谓之老谋深算。但问题的本质是：其一，最高层对打黑中的公权力非法行为之社会后果深表担忧，因为目前向中纪委告状的不下五十人并各自动用深层人脉关系；其二，薄氏想甩包袱，即突出唱红的意识形态危机救赎作用，从而淡化打黑的负面效果。
十八大时薄“入常”本无悬念，但其本人并无信心。争取前四名的机会仍然存在，即出现“习汪李薄”之势，倘如此，以位在“老九”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保底会出现意外。因此，在惴惴不安的个人思忖下，薄氏高调出位而力争“保九进四”。
为了阿谀建议权很重的江泽民，薄将毛邓江串起来吹捧而将胡的排名位置“安排”给江系亲信吴邦国，以示自己赞同“五不搞”。在中共重庆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开幕式报告上，薄氏不仅把吴邦国与毛邓江串在一起，而且是在最后才勉强提了胡锦涛一句。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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