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斯大林欠中国人的血债

【新唐人2012年2月23日讯】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物资和武器上对中国进行了援助,但是在国内却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者不下三十万人。

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政治迫害力度,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安上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份子、有害份子、日本特务,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幸运的被发配远离日本占领地的中亚无人烟地区的青山脚下,更多的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服苦役。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样的城市,华侨一个也不准居留。

斯大林对远东华人赶尽杀绝

“十月革命"前,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去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偏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

“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钱,俄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国,斯大林更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几无二致。

苏共当年对中国男青年迫害尤其严酷。我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叫赵福昌的青年,住在距离伯力近五十公里的农村,到伯力买东西,被苏联大兵不由分说地抓走。塞进一间已关押了三十多名中国人的临时牢房。审问时逼他承认是“日本问谍!?赵答:“不是。我早就在这里住,还有妻子。”。审问者根本不听,挥手带回去。经一位朝鲜人翻译指点:“不承认就会被枪毙。”第二天提审,赵便承认是日本特务。并编造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苏联空军数量。由于“态度好”,被从宽判刑十年,发配到北纬六十三度的北极圈的亚库次克。这里夏季两、三个月没有黑夜,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外来人约有一半不久就死去。赵福昌仰仗青壮年,耐受力强,活了下来。“刑满”回到了伯力,一九六六年谢世。

十多年前,笔者在外兴安岭的结雅斯科附近农庄,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是烟台福山县人,叫张德魁,见到我们两位中国人哇哇大哭,“可见到祖国亲人了!”(半个世纪没有看到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是一九三八年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清理赶出来的。“家口”(老婆孩子)给轰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

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八名中国男人,被发配到这高寒地带,密林深处,那五人已先后故去,现在只活着他们三人。我向他们说,中苏关系改善了,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你应当回老家看看。张说:“老家不可能有人了哇……”我心里很酸楚,依依惜别。好在苏联女人多,这些人都有了老婆孩子。

中共老党员回忆斯大林迫害华人

中共早期党员河南人马员生,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但是一九三○、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几次“肃反”屡屡被捕判刑。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托被斯大林搞掉后,就追查同情者。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的牢,一次次被判刑流放,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国。后经董必武帮助恢复党籍,在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一九八七年出版了一本真实生活的《旅苏记事》,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 “一九三九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分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网上各种罪名。”“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据她们说,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朝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判刑到这里。”“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竟然也被判为“侦探”。”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马员生看到的,经历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二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这是种族大清洗,种族性迫害!

西伯利亚流放地至今难以生存

现年五十九岁的瓦西里,是位憨厚老实的技工,祖父早年移居乌克兰,父亲是德国后裔,母亲是乌克兰人,住在基辅。苏德战争开始,他的父母和成千上万的外籍侨民一道,被装上囚车,押解到西伯利亚离伯力向北三百多公里,在原始森林里没有路的地方,把她们推下车(斯大林交待流放方法,无论用船用车,都是向北极驰到无路为止,然后将押解人推下车自生自灭)。那是冰天雪地的隆冬,零下四十多度,什么也没有。人们得用冻僵了的手脚,迅速砍树架屋,才能活下来,瓦西里父母便死在那里。第二年春天大兵们来看看,有活下来的,命令你生产粮食交公,到时候交不出来就地枪毙。

去年夏天,我们开着拉达越野吉普,和瓦西里一道从伯力北行三百公里,到埋着他父母的“家乡”看一看当年的情景。我们沿着原始森林的便道向里面行驶了大约五十公里,这里是瓦西里放养蜜蜂的地方,几十箱蜜蜂,一天每一箱可摇(甩)出一二十公斤蜜。原始森林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的严酷是难以想像的。我们的吉普车在崎岖的路上,时速只有五十公里,行驶十几分钟,挡风玻璃被撞死的蚊子便糊的满满的,什么也看不见了。开门下车擦擦玻璃,立即被成千上万只蚊子,一路叮咬,一会儿又得下车擦玻璃……到达蜂场拿出摄像机,但镜头被蚊子、小咬糊满了,什么也看不清,根本不能拍摄。五十多年前,大自然比现在还恶劣严酷,那时候那些发配来的中国人和德国后裔,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怎么能够走出来!俄国流放政策的冷酷狠毒可见一斑。可以设想在中国被日本侵略、蹂躏最苦难的年代,斯大林如果同情、支援中国的抗日,几十万人的中国侨胞和华工,组织训练成抗日队伍,利用几千公里的中苏中蒙边界,不断地出击袭扰,那一定会使日本鬼子首尾难顾,乱了阵脚,不敢全力进犯主战场,中国的抗日形势和胜利时间,就大不一样了。

美国邀请苏军出兵东北是历史错误

日本从来没有进攻苏联的计划,他们倒是害怕苏联的攻击或中国人从苏境打进来。所以在黑龙江千里边境构筑了许多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一二米厚的钢筋水泥连环堡至今犹在。日本人仰仗的是关东军,关东军的大本营就在东北,后来关东军敢于只留下个空架子,就是他们知道斯大林帮助他们把边境对面的中国人逮捕流放,扫荡精光,才放心进攻华北华南。

一九四四年在大洋洲瓜达卡纳尔岛,美军的一位情报上尉从俘获的日本战俘暗号中破解出,原来这是真正的关东军。留在东北的“关东军”早就是老弱病残组成的空架子了,真正的关东军已消耗在太平洋战场上。上尉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上司,可惜他的上司只是个少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到海军部长那里。如果那时美国总统知道这个情报,就不会讨价还价邀苏联出兵东北。那中国的历史也要改写了。

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大量捐款,支持国内抗战。但是离国最近、人数较多的苏联华侨,在斯大林的淫威下,并没有轻举妄动。在盟军帮助战败德军,签署了雅尔达协定,斯大林要足条件后,才答应出兵东北。等到两颗原子弹爆炸、日本大势已去,苏联才“紧急”对日宣战并断交,出兵东北,受降关东军。资料记载,苏军共俘获五十六万日军,全部押到苏联西伯利亚做苦工,采伐树木,建造一栋栋“木克楞”房子。日俘当然也在那恶劣严酷的大森林里苦干,许多人绝望、经常有人剖腹自杀或集团点燃住屋自焚。没有活回去多少,这倒算是对侵略军的一种惩罚。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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