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梦:2012中国向何处去?

【新唐人2012年2月28日讯】2006年7月,高中毕业,暑假。我在乡里做了18天小工,当时正值酷暑,炎热,十几天在暴晒下肩挑混凝浆上楼下楼,汗流浃背,肩上磨破了皮,火辣辣的痛。完工后拿到了450块工钱去了广东东莞清溪镇,帮亲人摆摊卖烧饼。同时,期盼着大学生活早点到来。

  
清溪镇,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厂房林立,车水马龙,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大量外来打工者在这里日夜忙碌着,为生存,为生活,为梦想默默无闻地奋斗着……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破坏。横贯清溪镇的一条河流流淌的是散发着刺鼻气味的黑水,水面漂浮着一层垃圾,沿河两旁的工厂继续超负荷地排放着工业废水。在这里,既让我看到了中国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使我深深体会到了打工者的艰辛与无奈,以及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破坏,深深地触痛了我的神经。就在快开学的前两天,提笔向温总理写了一封8300字的信,反映了上面提及的三个主要问题(由于当时不懂电脑,只能邮寄,后来估计此信可能在半途就夭折了)。
  
2010年本科毕业后,我选择了基层。虽然大学期间曾参与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农村研究调查,也利用假期回湖南老家到邻近几个县乡进行过实地调查,但都无法取代亲身实践。只有全身心的投入到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扎根于基层,给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农民,才能真切地了解农民在农村中的真实生存状况,发现当下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存在的一序列矛盾与问题。
  
试问近年来农民的日子是不是过得越来越幸福了?放大点,全国人们的日子是不是也越来越幸福了?答案难求解,需要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才能更接近幸福。
  
与6年前相比,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城市化、工业化高歌猛进,农村快速走向衰弱,居民尤其是农民的经济收入赶不上各种物品价格上涨的步伐;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默默地奉献着自己宝贵的青春与血汗;城乡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资源被掠夺式消耗与浪费;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垄断资源与权力,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层出不穷……诸多问题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对整个社会造成灾难性破坏。
  
不用上交农业税了,还有些种粮补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可6年来,农药化肥种子价格都年年涨价,生产成本明显加大。在南方,农民现在几乎都不用自家原有的常规稻种子了,每到春播时买杂交稻育种,认为杂交稻产量高些。由于一个乡镇只有一两家定点种子经销商,每斤种子一般在22元至35元之间(每亩田需要两斤种子,人均约6分田);碳铵等化肥、农药价格都比6年前涨了3倍多。春节时问父母,开春农药化肥估计还要涨,早稻估计要花两千多块购买种子农药化肥薄膜这些生产资料。如果一户农民就种那几亩田,一般很难有多少收入,还得到外面找各种活挣钱养家糊口。
  
农村“空心化”、“空巢化”愈来愈严重。每年春节后,农一代、农二代怀着复杂的心情犹如“孔雀东南飞”一样纷纷往珠三角、长三角赶,个中滋味谁知?村里剩下来的是年老体迈病残的老人、支撑一个个家庭的留守妇女、缺失亲情呵护的小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种田难以带来经济收入,大量农田抛荒闲置。今年正月初通过实地调查,家乡山区丘陵地带一些偏僻的农田已多年荒芜,杂草丛生,都快成为山林了(似乎适合退耕还林)。一些稍微地势平坦低洼的农田长年堆放着生活垃圾,污水也集中排放于此,然后顺势流入就近的河溪。岳阳县第二大水库——岳坊水库,水源主要来自平江县柘港河,由于河两岸居民较多,垃圾多年来无人有效清理,每逢暴雨,全部冲入水库,造成库区生活垃圾到处可见。加之搞养殖的老板在水库投肥养鱼,生态破坏,水质污染,严重影响下游罗水河日常用水安全与健康。那天骑着摩托车顺河一直往下游走,此河流经汨罗市融入湘江最后注入洞庭湖。在村民居住集中的地方,河流两岸倾倒了三米多高的垃圾,塑料袋漂浮水面,废电池等有毒化学物品大量丢弃河中,水质每况愈下,疾病多发。在汨罗江畔,浑浊的水中再也找不到鱼虾了,再也没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了。假如屈原活在当下,不知该作何感想?长叹息以掩涕息,哀民生之多艰?!
  
农村里盖房子也渐渐向城市看齐,越来越气派。从市区坐车到家里140里的路上,道路两边,三四年前还是一块块肥沃的稻田,可如今每隔不远,就有十七八栋两层居民楼树立在原来的稻田上,还有几栋正在下地基或加砖盖瓦,虽是冬天,一派热火朝天场面。问一正在路旁盖房的老板,说:“上面是有规定不能在这做屋,找下关系,多送点钱,还是能通融的。”震惊!无奈!有关系又有钱,还有多少事在目前中国不能办到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明显改善,物质生活水平上去了,精神文化需求却明显滞后,精神危机蔓延,农村在当前整个工业化、城市化飞速发展的裹挟下快速走向衰败。新的思想观念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与农村古老的传统风俗习惯理念有待交汇磨合,但大量低俗粗糙的观念正在潜移默化的负影响着农村。农村家庭纠纷、离婚率越来越多,犯罪现象大量增加。据调查,一个3.4万人口的乡半年里因家庭纠纷夫妻感情不和导致严重杀人刑事案件5起,其中两起杀人悲剧分别死亡6人和5人。触目惊心!大量农民工兄弟外出务工,子女托付给祖辈抚养,由于缺少应有的亲情呵护、良好的教育,孩子们九年义务教育都未完成就辍学的比比皆是,有的孩子辍学外出打工,有的孩子三五成群到处流浪染上了毒瘾等不良恶习,继而铤而走险滑向犯罪深渊。前些年的农村撤点并校,一个3万多人的乡只剩下两所小学了,孩子们的上学路远了,危险大了。2010年底湖南衡南县校车事故、2011年甘肃庆阳校车事故等等,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愧对逝去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小生命!可伶的孩子们还未走向人生舞台就过早的谢幕了……
  
在基层工作两年了,让我对农村基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深厚的感情,因为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根在农村。虽然环境相对艰苦清贫点,但相较于纷繁复杂的社会,老百姓是更淳朴更善良的群体,让我深深的领悟到什么才是真、善、美!触摸大地才有那么一种存在感!同时,也看到了什么是假、恶、丑!心情总是难以平静,灵魂与良心得不到安宁!
  
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至此官方称调动近千万普查工作人员、投入经费达80亿的普查工作告一段落。第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担心可能出现未富先老局面;第二,性别比例严重失衡,长远看将带来多方面的问题。但留给人们的思考远未结束。为什么?作为此次人口普查工作的一员,有责任有义务说明主要数据是假的,并不准确。据前期普查工作人员说,他们并未进村一户户调查,而是根据乡镇包村干部和村干部的经验与以往资料数据集中填写草表;然后县统计局召集各乡镇普查人员统一誊抄到普查表上,数据错误百出;按各级领导的“指示”要求该编的编,该删的删,最后“圆满”“准确无误”地录入微机。数据打架时有发生。当然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由于外力因素存在些失误在所难免。但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人为地造假,既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也不可能真实的反映国情国力,于国于民都不利。一些反映国计民生的CPI、GDP等统计数据也与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体验存在明显差距。这样只会使老百姓对政府失去最起码的信任。
  
举这个例子,无非就是希望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做人做事的根本标准。当前我国刺痛老百姓神经的食品安全、矿难及桥梁坍塌等一系列事件,都与生产经营者和政府昧着良心造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官员为了捞取政治升迁资本,以民生工程做幌子,违背自然规律与人民利益大肆建造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严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严重败坏社会道德风气!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殡葬政策在地方变质变味。据了解,在冀南一些落后农村(至今很多农民仍然住在低矮破旧的土坯房里),重男轻女观念较普遍,绝大多数一对夫妇生有两个子女。政府征收社会抚养费过重:第二胎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标准是15000元;如果前两胎均为女孩,要第三胎的话又要多征收抚养费20000——26000元。不然,子女就无法落户口,黑户,想方设法卡你,让你无路可走。或者强迫计划外生育怀孕的妇女堕胎。另外,在华北一些地区,人去世后必须到殡仪馆火葬,火化下葬几千元以上。一旦发现土葬,必须启尸火葬,启尸费用自负,罚款几千到上万不等。听说一些县计生局、民政局工作人员主要靠这些过上优越生活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和殡葬,如果有关系不仅罚得少,甚至畅通无阻。真是从生到死,身不由已啊!
  
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双重悖论。中国行政级别5级。县级特别是乡镇一级的信息很难真实准确地上达中央,愈来愈边缘化,行政效率地下,作风浮躁,相互推诿,弄虚作假,被动应付上级任务。地方政府机关人员数量臃肿,吃空饷的已经见怪不怪了,不仅加剧了财政负担,而且败坏了政府公信力。基层腐败愈演愈烈,贪污行贿受贿可以摆上桌面、买官卖官明码标价、公款旅游成为时尚,不贪才被认为不正常。比较落后地区的乡镇正科级领导配有20几万的专车和专职司机,油随便加;乡镇一级政府一年用于公款招待和平时吃喝的消费少则八九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不等,铺张浪费严重,烟酒也基本上实现了“特供”。有一个县公安局准备新建公安大楼缺资金,其局长竟对下属交代要加大罚款力度,筹集资金。一些县乡级政府为了大力招商引资,给大企业大项目特别优惠政策:起先免税、要资金给资金、要地批地,官商勾结,以极低价格施压欺骗从农民手中拿走成片成片的良田用来建厂或者搞房地产,手段无往而不及。一些村干部擅自做主把村民的田地卖给企业,卖地钱大部分中饱私囊流入自己口袋里了,剩余的少部分钱只有等到村民找上门来才分。甚至一些村干部自己办企业圈地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于审批程序形同虚设。在攻农掠地的咄咄逼人形势下,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维护自身权益,不得不走上艰难曲折的上访之路。而一旦被发现有上访的苗头,政府不惜动用耗费大量资源对上访者软硬皆施,想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河北衡水的一个地方,三家企业通过村委会(其中一家企业属于该村村支书的)私下用砖墙和铁栅栏圈了村民上百亩地,补偿款分了小部分给村民,其余的掌握在以村支书为首的村委会班子手中。后来引起了村民的强烈不满,终于在2011年农历正月初与企业和村委会发生冲突,并有村民集体进京上访。一位乡镇机关负责写材料的选调生(硕士)向上级领导汇报上访情况称这些上访村民是“逢会必闹,逢节必扰”使用惯用伎俩的刁民。此事件折腾了整整一年,到年底才告一段落。另一个事件,河北香河县,农民赖以生存活命的土地都在“土地流转”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种名目多样的遮羞布下被政府席卷而去。那么,究竟是哪些人正在对贫苦农民犯罪,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近年来国内爆发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大多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拆迁问题,比如乌坎事件。维稳成本惊人,政府往往拆东墙补西墙,却做不到绝不能与民争利。风能进,雨能进,唯有政府不许侵犯人们的家园。房屋、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源,神圣不可侵犯!
  
中央政府多年来在基层试行的直选制度效果并不理想,村一级选举程序繁琐复杂,村代表是早就定了的,选票可以一人一张,不过仅仅做个形式,走走过场,最终选出的还是选举前上级商量好需要的某个有来头的人。乡镇换届选举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中央多次强调要用铁的纪律保证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公开透明,事实摆在面前的却是——法律法规成为橡皮图章,制定的精密程序和实施细则束之高阁,官场潜规则总能占据上风,最后由领导权衡,拍板决定,美其名日:民主集中制。
  
在GDP主义、速度崇拜的驱动下,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未根本转变过来,经济结构性矛盾下潜伏着深刻的“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不惜一切代价大搞造城去村运动,矗立起一座座水泥森林(城市森林千篇一律,缺少文化内涵历史底蕴)。而能源资源被大量消耗殆尽,地下水被超负荷地开采,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空气、饮用水遭到严重污染。房价、物价高位运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中国城市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不得不年复一年的奔波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蜗居在城市的每个小角落里,穿行于茫茫人海里寻找梦想,拚命工作,却只能望房兴叹,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理想与激情在残酷的现实撞击下如潮水般逐渐退却。我们开始迷失,也开始质疑:到底是个人出了问题还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着我们这个国家的权力与资源,形成了坚固的政治城堡和利益围城。
  
一些地方政府掌握着管辖范围里的土地审批权,权力寻租屡屡得逞。县区级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大建开发区工业园,大力招商引资,刚开始把重点企业引进来时,给予中小微型企业钻破脑袋都无法准入的许多优惠照顾政策,只要能提高本地GDP,环境污染都是次要问题。一旦引进来的企业走上正轨开始盈利了,政府这部门那部门的各种税也纷至沓来,对企业干预过多,挤压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融资难,更谈不上企业的创新转型升级了。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裙带关系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企业的合伙人或者法人代表。
  
不少官员和专家学者把中国的快速发展总结成——中国模式。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执政党、政府主导强力推行的,缺少内在动力驱动,从长远来看是难以保持快速发展的。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集权统治与特殊环境相结合在当下无形有形地充斥着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顺从权威,依附权力。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缺少充分自由竞争的软环境,欠缺创新的思想市场;医疗体制在官僚化权力阴影下异化,可以有干部特权病房,没有普通病人一张病床。表面上认为“以药养医”导致老百姓看不起病,深层原因还是在于医改不敢破除官僚体制束缚障碍。
  
在当前教育领域,尤其是大学教育,行政化色彩非常浓厚,权力笼罩住自由学术氛围,教条主义盛行,意识形态主导大学精神。2009年,我母校一名教授(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及民革中央委员)为了竞争副院长职位,竟然在学术成果登记、简历和申报材料中造假。关于大学学术腐败造假、身兼数职自我标榜的现象在国内不知有多少。一部分刚迈进大学门的稚嫩新生争着进校学生会、院学生会,争利益争荣誉,一两年下来,满口官腔自以为高人一等。在大学里,不知不觉中,我们自以为就这样想那样做的,似乎都很合乎逻辑,很政治正确很主流,甚而认为这就是我们自身的自由意志,自由精神,自由思想,一切都不用怀疑批判。这样的教育“境界”估计就是精神思想被完全枷锁了的境界。
  
一些高级官员、富商和学者在台前大喊要坚持扩大改革开放,加快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殊不知,在幕后,他们或者其家族集团就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是该集团的代言人,垄断操控着我们国家巨额财富与宝贵资源。拥有绝对的权力必然扩张其权力,伸展到每个角落。既是游戏规则中的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富裕了起来,牢牢掌握着我们社会的话语权,底层群体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声,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被社会抛弃遗忘。有些人为富不仁,穷奢极欲,为非作胆,没有底线,对整个社会风气、道德伦理造成恶劣影响。改革绝不能以牺牲其余大部分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也只能为人民而真诚的服务!
  
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基层不稳,天下大乱。近几年来,围绕土地这个核心问题出现的大量群体性事件,反映了基层政府的恶、基层治理的式微,违背了科学发展的理念,一味的压制民间合理的利益表达诉求。我们这个苦难的国度还有很多落后困难的地区(东中西部都存在)和贫苦的老百姓。近距离与我们老百姓接触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震撼与隐痛,看到了想像不到的无奈与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与悲壮。数以亿计的农民不得不远离了曾经日夜劳作的田地,忍受寂寞、歧视和屈辱涌入城市,却难以融入其中,徘徊于边缘地带,活得很累,很沉重。农村却快速衰败,越来越缺少生机与活力。我们原本就是农民的后代,很多人也在田园牧歌的农村度过了美好纯真的青春岁月。然而,今天,那一幅幅美好的乡间风俗画只能残留在我们每个人遥远的印记中。
  
许多年轻人感慨:自己已经够努力了,为什么找份像样的工作那么难呢?有了工作,拚命付出,为什么活得还那么苦?什么时候才有个出头啊?主要答案之一是我们没有背景,没有身份。按理说,在现代性社会,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关键靠自己内在的能力、努力、学识和机遇,但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身份主导型社会,阶层固化,奉行逆淘汰机制,上升的流通渠道狭窄。底层弱势群体原本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唯一有效途径已经很难很难了,只能在黑暗的角落下独自悲观绝望。
  
更可怕的是,权力阴霾下的身份主导型社会,不能讲真话,不能独立思考,唯唯诺诺,做任何事情只能向权力低头妥协,必然是一个创造力欠缺的社会——没有思想自由、新闻言论自由,没有怀疑批判精神,不能坚守真理敢于奉献,阻碍科学技术发展。新的思想和理论创新来自多元的声音、开放包容的环境,而不是单一权威的取舍。只有超越权力羁绊的社会,才有知识创新的机会。只有保持独立人格坚守真理的人,才能成为超越历史时空的思想家。
  
2007年10月,一位斯坦福大学的著名华人教授来内地讲学,冒昧地问教授为什么不全职回国做科研,而每年坚持来内地讲学四次?他谈到了年轻时的经历: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贫苦农民家庭,体弱多病,5岁时父母就去世了,由伯父艰难带大。后来文革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西北农村插队劳动8年。高考恢复后通过自身努力考入大学,本科毕业读研究生然后留校任教。90年代初出国。“回来的话科研很难做,人情关系特复杂,欠缺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他不无感慨的说:“也曾多次打算回来,毕竟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是割舍不掉的根,讲学是我工作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我的责任吧。”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人才资源是第一核心资源,是国家事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战略资源。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改革当前弊端百出的教育科研体制,还必须从整体上改革体制机制障碍,摒弃官僚化管理,破旧出新,营造透明开放、自由宽松的环境与格局。
  
不论在学校读书还是目前在基层工作,有些问题总纠结于心中,挥之不去——人,简简单单的两笔,该如何抒写?人的终极关怀与价值是什么?人、国家与社会的切入点在哪里?依然在寻找答案的路上。
  
GDP上去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视野开阔了,人们却普遍焦虑压抑、浮躁不安,没有安全感,没有心灵归宿,精神家园失落;互不信任,崇尚谎言和欺骗,人格分裂;信仰缺席,头上没有星空,心中没有道义。宁可做麻木糊涂的旁观者,也不做痛苦清醒的行动者。普遍的人性冷漠需要真诚的理解与宽容,需要爱的温暖,需要信仰良知的滋润。残酷不堪的病态社会,需要脱胎换骨的思想分娩与启蒙,短暂的阵痛,却可以结出永恒的爱的硕果。
  
记得三年前曾向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请教过一个问题:近二十多年来,很多出身卑微贫苦的人通过艰苦的奋斗走上了行政领导岗位,起初还是非常廉洁朴素的,但为什么时间一久,放松了警惕,立马滑向贪污腐败的犯罪泥淖?好人变坏?那位教授回复了一句——说明我们的体制存在漏洞。
  
眼下的中国,国内存在着极其严重突出的矛盾与危机:体制落后、腐败、分配不公、生态环境资源危机、物质崇拜、道德伦理荒漠、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等等诸多问题。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大刀阔斧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担当直面矛盾与危机!必须以毫不动摇无所畏惧的魄力推进改革!必须以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气概劈荆斩刺一往无前!吾貌虽瘦,必肥天下!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呼唤!任重而道远!
  
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
  
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处在关键转型期,国家的现代化涉及我国社会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改革,必须认识到制度设计的紧迫性与使命感。在进行制度设计时,需要周密考虑该如何对其行为采取合理的约束。只有受约束的权力如同关进笼子的野兽,野性虽存却无法撒野。一个现代良好的政府,必定是一个有能力实现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有效平衡的政府。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宽以养民,严以治吏。人性为恶,法治使之为善。执政党和有限政府的一切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认可、同意和接收。中国唯有对国内进行改革,吐故纳新,建设一个法治优良、市场经济充分、思想文化根基深厚和公民人格心智健全的现代国家,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伟大复兴。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参天之树,必有其根;鼎盛民族,亦必有其根。
  
21世纪的太平洋上不太平。国际风云动荡。当代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与挑战,需要冷静的头脑,清晰的认知,明确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地位与实力,有所为有所不为,适时调整外交战略,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从改革开放前没有选择的标准走到了今天没有标准的选择的十字路径,中国从何处来?2012,中国将向何处去?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国之要,在于得民。国之命,在人心。
  
当我们的国家取得一定成就时,也该冷静下来,看看脚下,重新审视走过的路,重整价值聚合共识,才能更好的展望国家未来之路。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是为了什么?终极目的与价值是什么?国家富强、自由、民主和平等,追求人民幸福社会和谐。
  
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满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我的眉头总是紧锁,因为我对这社会心存忧愁!这句话,道出了多少人忧国忧民的浓浓爱国情怀!这里有古老悠长的历史、辉煌璀璨的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辽阔壮丽的山河和善良美丽的心灵,无不激励着我们一起努力前行,让我们从春天出发!
  
2012,中国,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2012年2月26日

文章来源:《爱思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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