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8日讯】3月6日中午，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表示，三公消费一定要控制住，但三公消费高不是茅台的错。慕德贵坦陈，三公消费和国家的管理体制是连在一起的。国家财政的下拨情况和“跑部钱进”的体制是造成三公消费的根本原因。“管资金分配的官员下来，你让他自己去餐馆吃饭，到了贵州却让他喝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嘛！”（据2012年3月7日《中国青年报》）
带头制止公款招待得罪人还会倒霉，这话从副省长的嘴里说出，恐怕是活生生的现实教训，是切肤的真实体会。的确，有庙就得上香，哪尊佛都怠慢不起。毕竟上级来了，招待不好害工作；友邻来了，招待不好丢面子；朋友来了，招待不好伤感情；招待标准低了，让具体办事的人太为难。于是，超标准招待难以刹车。
“烟是媒介酒搭桥，要想办事得送金条。”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公款吃喝高烧不退，水涨船高，名烟名酒借机搭车涨价，也让茅台大赚了一把。公开资料显示，去年前三季度，贵州茅台净利润为65亿元，全年净利润可能达到90亿元，相比前年的50亿元，利润增长八成，相当于平均每天净赚2500多万元。A股全年跌幅约25%，但茅台的股价相比年初反而略有上涨。要说茅台没啥错，这也不客观。
此次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拟的提案列举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自然要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民生支出，使其比重不足38%。例如，我国2009年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而国外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于10%，日本是2.38%、英国是4.19%、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
慕副省长认为，三公消费和国家的管理体制是连在一起的。国家财政的下拨情况和“跑部钱进”的体制是造成三公消费的根本原因。那么，假如解决了现行财政资金下拨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公款吃喝问题就应运而解了吗？可以肯定地说，没这么乐观。慕副省长对此也不否认，他举例所说，在美国和对方签订友好城市的时候，文本一换，市长说“你走吧”。“在中国可能吗？不可能。”应该说，慕副省长说了一句大实话。
遏制公款吃喝要制度设计，首先应切实把资金管住。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财政学系主任、财税研究所所长曾康华认为，要对公款吃喝有着严格的数量界限，比如不能超过预算资金总量的比重是多少，是8%还是10%？一旦设定标准，要严格要求不能突破。同时，要严格用途，不能与其他资金混淆使用。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一旦发现违规情况，就要进行严惩。
与此同时，要彻底剔除官场酒文化中的腐败之味、乖戾之气、愚昧之态、谄谀之风，着力变革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维系方式中不健康的习俗文化、应酬文化和交际文化，使人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酒可怡情，亦可丧志，还可亡国！
确实，解决公款吃喝问题，需要破解体制上的顽疾，也要铲除社会结构和维系方式中的糟粕文化，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否则，就算体制变革了，思想观念照旧，旧人穿新衣，仍然是“穷也罢富也罢，喝吧；兴也罢衰也罢，醉吧。”“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党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同志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同志不能要。”“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也没有；中层干部不喝酒，一点信息也没有；基层干部不喝酒，一点希望也没有；纪检干部不喝酒，一点线索也没有。”这样，只能让当下的官场“无好酒不成席”，名烟名酒价格飙升，继续无度挥霍人民的“币”。
文章来源：《博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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