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7日讯】1966年8月24日，中国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享年67岁。他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
血衣残片入葬
舒乙、舒济、舒雨、舒立打开了父亲的骨灰盒，里面没有骨灰。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当时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文革”结束后老舍获得平反，人们临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个灵堂，桌上放了两个骨灰盒，其中一个盒前有一张老舍的画像，盒里有老舍用过的两支笔和一副眼镜，还有一两朵小花。
这一情形与老舍之父相似。1900年，老舍之父——守护北京城的小卒，死于与八国联军之战，遗体未得保存，衣冠冢里只有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
舒乙往父亲的骨灰盒里放入一块木牌，上书“老舍先生生辰八字和血迹”，再将生辰八字牌放入，上书“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生于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申时”。然后，他举起了老舍受难时的血衣残片，那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庙遭毒打后留下的遗物，家人保存了39年。舒乙将血衣残片放入骨灰盒，以替代父亲的肉身。同时放入的还有老舍生前用过的毛笔和他最喜欢的香片茶。最后，亲人们往骨灰盒里撒入干菊花。
墓室培土之后，舒乙面对来到这里的各界人士，有的是老舍夫妇的生前友好、所在单位的代表，有的是老舍研究会、老舍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有专程从日本赶来的友人，朗读了老舍写于1938年的《入会誓词》。
老舍当年入的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以最高票当选为协会理事，在《入会誓词》中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劳；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舒乙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让父亲的愿望成真，是儿女们的一大心事。4年前，母亲胡絜青去世，骨灰一直暂放家中。儿女们从去年开始筹划将父母合葬，得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支持。老舍的骨灰盒从骨灰堂迁出入土，可为人们提供一个公开凭吊的场所，这也免去了以往的遗憾。
安葬老舍夫妇的“革命”公墓一区，长眠着许多近现代名士，包括任弼时、瞿秋白、欧阳予倩、李可染、侯宝林等。他们有的生前与老舍相识，有的还是至交。
研究老舍之死的困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来到八宝山参加老舍夫妇葬礼。在“老舍之死”的研究中，他是一位著名人物。他刚刚完成博士论文《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并通过答辩，中国第一篇研究老舍之死的博士论文从此问世。
傅光明倾十余年之力完成了这项研究，走访了几十位老舍之死的见证人。“最初的动机就是想为历史留下痕迹，做历史的书记员。”傅光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只有记录历史、研究历史，才能反思历史。”
傅光明说，在这项研究中他面临巨大困惑:“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叙事，有的人明明是在说谎，你又很难去质疑他。有的可能就是道听途说，没有真实性可言。这样的话，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将像纸一样不堪一击。而我所做的就是寻找并对照不同的版本，得出自己的叙事。”
舒乙是傅光明的博士生导师，也是老舍之死的重要见证人。舒乙曾写了一篇文章，追忆父亲逝世前的情况:“病愈出院，医生嘱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他却急着上班。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着急啊，着急，事与愿违，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奔向了生命的终点。”
1966年8月23日是老舍病愈后上班的第一天，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被从单位拉去陪斗。“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舒乙写道:“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没……是的，被吞没了……”
次日，不堪凌辱的老舍从家中离开。舒乙身披父亲的血衣，奔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周恩来设法寻找老舍，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死讯。“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2001年1月9日，傅光明和夫人郑实找到了一位当年参与孔庙事件的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头目，这个50多岁的妇女1966年才17岁。她说:“打老舍的是个老初三的学生。我没让打老舍，我只让打了萧军”，“我没有碰过老舍一个指头……当时没考虑到会出人命什么的。”
傅光明问:“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老舍自杀的？”她答:“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老舍自杀了，听说就是在被我们批斗之后。我很内疚。后来又听说还有另一个学校也斗老舍了，心里觉得好受一点了。”
傅光明问:“文革结束后，有没有想过去给老舍的家人道歉？”她答:“想过，但不知道该怎么说。”接着，她就哭了。
傅光明问:“您有没有想过要改名字？”她答:“没有，没有那么严重。我还不是千古罪人，因为我觉得当时对老舍的态度还是同情的。但我有沉重的感觉，也觉得有责任把当时的情况说出来。有机会，希望能向萧军和老舍的家人道歉。”
傅光明和郑实在采访日记中写道，“2001年的除夕，我们打电话给‘她’拜年。并告诉‘她’，傅光明已替‘她’向老舍和萧军的家人道歉了。‘她’十分感激。”
墓座上的波澜
老舍一周年忌日时，太平湖畔出现一截小碑，上刻“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辞世处”，署“许林邨敬立”。许林邨是一位画家，住在距太平湖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后来他回忆道，由于老街坊们暗中保护，“文革”中他未因此闯祸。刻碑时，“每天深夜干。背着家里人，更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不敢出大响动”。
1967年8月24日凌晨，许林邨扛着碑来到太平湖畔，与一位朋友将它立下，然后默哀，“只当是给老舍先生开了个有两个人出席的追悼会”。
老舍之友、日本作家井上靖1970年写了一篇题为《壶》的文章怀念老舍，说他终于领悟了老舍曾讲给他们听的中国人宁肯把价值连城的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给富人去保存的故事。日本作家开高健以老舍之死为题材写了一篇题为《玉碎》的小说，获1979年川端康成奖。
1970年，地铁要修车辆段，北京西北城墙外的太平湖就势被城墙的灰土填平。在“文革”中，许多人步老舍后尘，投太平湖自尽。
一次舒乙和冰心聊天，冰心说:“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舒乙问:“您怎么知道？”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一位作家的命运，与他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相连，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舒乙在父亲逝世2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文章:“由老舍先生投湖自尽时算起，整整20年过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澜，竟会越来越大，至今，只见那波澜还在一圈一圈地扩展，君不见描写老舍之死的作品最近不是又出了好几部吗？这——由一个人的死所引发的延绵不断的愈演愈烈的波澜，说明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确是永不停息的。”
舒乙就把这一圈圈波澜刻在了父亲的墓座上。去年3月6日在荷兰上演的歌剧《太平湖的记忆》，是这波澜中的一环，剧作家曾力与傅光明联手，与旅法作曲家许舒亚合作，将“老舍之死”搬上欧洲舞台。荷兰歌唱家以中文完成演出，观众被剧中情节感动落泪。
关于老舍之死，舒乙说：浩然在说谎
《天津日报》刊登了宋安娜等三人对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的访谈录——《关于老舍之死》。说是“文革”初期担任北京文联革委会主任的浩然如是说:“老舍夫人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后，反应冷淡，说死了就死了呗！”
舒乙说:浩然在说谎！实际上是浩然心里有鬼！想掩饰他个人的责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红卫兵的摧残和侮辱，当晚是我母亲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家的，为他脱下了血迹斑斑的上衣。投湖辞世，事也是母亲和我操办的。老舍失踪，母亲让我去找周总理。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父亲的血衣穿在里面，连夜赶到国务院，一位接待我的军官看了血衣。回家后，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着急，将派人尽力寻找先生。家属对先生焦急的程度，绝不像浩然所讲的那样。另外，浩然还提到草明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得了美金。于是导致了红卫兵对老舍的迫害。当时年轻的中学生，以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肮脏钱。
舒乙认为对老舍之死，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忏悔。作为“革委会”主任，浩然的责任，他怎么一点儿也不谈？反说家属麻木；我们要控诉他，甚至要起诉他！他用造谣的方式，无耻地攻击95岁的老舍夫人。作为家属，我们很宽容，我现在原谅草明，她已经老了。但浩然和浩然们（这个复数词——“们”，舒乙用得好，真切而传神），没有任何自谴的能力，他们对这场民族大劫难，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向上一推了事；这已成了一个可悲的通病。
舒乙在1988年初曾经赠我一部由他主编的《老舍之死》。这是一部饱含着血泪、怀念和反思的沉重的书。最早写纪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国人，而是1967年由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写的《蟋蟀葫芦》(文洁若译)。中国最早写怀念老舍文章的是在12年之后的1979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随想录》。巴金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的悲剧式的死亡，他们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为老舍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1978年6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1977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巴老还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说，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
《蟋蟀葫芦》中有一段话讲得耐人寻味，水上勉说:“中国封建贵族设专人饲养蟋蟀，并且以蟋蟀之间互相残忍的恶斗死咬，来解闷取乐。”
中国作家里，有没有靠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或解闷取乐，或博得虚名，或保存自己，从而进行政治赌博的伪币犯呢？我不敢妄断。因为历史档案，尚未解密。但像康生、姚文元那样的职业杀手和金棍子梁效、罗思鼎那样被江青豢养的御用文人，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家破人亡的血和泪来领教其残忍和兽性的。江青的宠臣和给他写效忠信和劝进表的人，早已解密，其尊姓大名，白纸黑字，赖是赖不掉的。不过这些人的作品，几乎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那点小聪明，都在诬隐、投机、告密和整人的心术中用得干干净净，等到动手创作时，江郎才尽了。他们还没有一边出杰作，一边充当刽子手那个本领。
我个人不能代表任何一个读者表示对哪一个作家的好恶。我只知道我自己。中学时代就看过《骆驼祥子》、《离婚》……老舍的若干代表作。他的良知、幽默、情趣、京味儿、语言和勤奋……特别是那可亲可爱的平民骨气(例如丁二爷、常四爷、老赵……他笔下的警察，也多是穿官家衣服的善良的平民)，令人由衷叹服！他一再叮嘱新凤霞给发配到北大荒的吴祖光写信，充满了豪侠气和人情味。风格即人。像《茶馆》那样的经典，浩然们有几人能写得出来？
谁是批斗老舍的幕后元凶？
浩然和杨沫曾分别发表文章，明确指认侯文正在“8.23”那天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出来；亲自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被从孔庙拉回文联以后，已是晚7点多钟，但侯文正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一轮的批斗。侯文正则郑重声明，他们所指责的这些活动都是不存在的。而且，三个他都不认识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词，也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侯文正始终觉得，在“老舍之死”这件事上，他一直蒙受着不白之冤。在1984年到1985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调查了17个月之久，“四次赴京，一次赴长治，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到过35个单位，走访了67位同志，证明材料30件，有关文件、复印件7件，基本查清了侯文正同志的问题”。最后，在做出的审查结论材料中，认为“8.23”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可以说，对侯文正的揭发最后是以组织结论的形式被否定了。而“8.23”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萧军的女儿萧耘，从父亲留下的两份弥足珍贵的资料《“文革”中萧军致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信件(摘录)》和《“文革”中“专政组”指令萧军写出的〈我的再一次检查和自我批判〉(摘录)》分析判断，“认为‘8.23’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摘自《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傅光明着，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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