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0日讯】【禁言博客】为什么中国运动员特别爱哭？
为什么中国运动员特别爱哭？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易思玲哭了，孙杨哭了，吴景彪也哭了。易思玲说：哭是因为，所有的压力都释放了。孙杨说：哭是因为，这几年练得太苦了。吴景彪说：哭是因为，只拿到银牌对不起国家。为什么中国运动员特别爱哭呢？“雅虎体育”有文章评论说：不是运动员天生爱哭，而是他们所承载的东西太多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得不到，鸡犬会闹得他升天。中国体育是举国体制，长官意志，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它往往套着一件全国人民“嘱托”的马甲。在长官意志的指挥下，运动员所承载的压力是难以想像的。如果夺不了首金，会是什么滋味？除此之外，中国运动员，背后存在一个庞大的体系。他的教练、启蒙教练、队医、科研人员，以及各省体育局的官员们，都和运动员的利益休戚相关。当一个运动员夺得金牌，整个体系中的人，都可以大块的分金银。无数人的命运，捏在一个运动员手里。运动员的成绩是关天大事。
中国运动员，拥有比大多数外国运动员更好的训练条件、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而这一切，都是不计成本的。然而，中国运动员同时也承受着巨大压力，没有人敢说“比赛只是一场游戏”，这里所有的，只是胜负。享受体育精神的快乐，对中国运动员而言，是一件奢侈品，任何人，都可能一夜之间从英雄变成罪人，又并无尴尬的从罪人成为英雄。文章说，金牌情结，是典型的本土风格：它把金牌变成政绩、把冠军变成广告、把重在参与变成，成者王败者寇、把大家玩变成自己玩、把对个人付出的感激，变成对国家与组织的颂扬。也许，该是放下这些沉重包袱的时候了。运动员的欢乐和泪水，应当流淌得更畅快，表达得更纯粹，这才是属于体育的真谛。
官员漠视民意是最大不稳定因素
中共官员一说起维稳，就把矛头对向群众，好像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人民。网上有篇署名王大豪的文章认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官员，特别是那些漠视民意的官员。文章说，多年来，内地发生的很多次群体性事件，几乎无一不是由于官员漠视民意导致的。如果，民意一开始就受到重视，也不会发生后来的“打砸抢烧”。官员点燃导火索，民意岂能不“爆炸”？官员漠视民意，胡作非为，官逼民反，怎么能把责任都推到群众身上呢？难道老百姓天生就是替官戴罪的苦命？难道官员天生就是无罪的贵种？每当发生群体性事件，很多应该被问责的官员，要么调到异地做官，要么“带薪休养”，两年后继续当官。
如此纵容官员，谁还把民意当回事？文章说，群众不是维稳的重点对像，维稳的重点对像是政府官员。要消除不稳定因素，首先要治官儿，让官员懂得民意大于天的道理。不要等到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任后，才知道依靠群众有多重要，不要等到老百姓忍无可忍，扒掉了他的官服，才知道群众的力量有多么巨大。维稳的宗旨，应该是顺应民意，而不是打压民意。维稳的重点，应是严厉打击贪官污吏，而不是为贪官污吏保驾护航。只有当官员视民意为天意，而不敢违逆的时候，才有可能天下太平。官意至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民意至上的时代已经来临。文章最后说，官正，则民顺。官不正，则民不顺﹔治民不治官，维稳，不过是扬汤止沸﹔不把官员治好，国无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