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方若初报导）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一部异彩纷呈的画卷，虽然其中的风云人物可以作为“笑谈”的主题，但是“笑谈”绝非渔樵闲话，而是在品味历史的重量中权衡今天的得失。 2012年7月6日，新唐人电视台在历时两年的策划后推出了大型讲史系列节目《笑谈风云》。该节目基于正史记录，以独特的大历史观品评中华五千年历史，提炼传统文化的精髓，在这世纪之交重新审视我们正在经历的风云变幻。大纪元记者特别采访了《笑谈风云》节目的主讲章天亮博士，以下基于采访内容整理。
重寻“大智慧”回归正统价值观
记者：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来策划这个系列讲座的？
章天亮：其实我在十年以前就曾经思考过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是中华文化为什么能够延续至今。现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人讲史，比如各朝帝王“秘史”之类的讲座。但是我听这样的历史总是感觉若有所失，因为中国的历史能够延续、中国的文化能够传承跟绝大多数的宫廷内幕没有什么关系。比如孝庄皇后是不是跟多尔衮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或者秦始皇到底是吕不韦的儿子还是秦庄襄王的儿子，历史上就有争论，大家也可以讨论，甚至我可以把对这些事情的考据、分析和解读当作现在的明星逸事、娱乐新闻来同样看待，但讨论这些问题并不能触及中国历史的本质，更不是中国文化能延续的真正原因。 《笑谈风云》算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也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我希望讨论中国历史文化中贯穿着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以及这种传统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西方学者认为权力的来源有三个：知识、暴力和财富。我感觉把“知识”换成“智慧”应该更准确一些。如果你掌握暴力的话，很多人会因畏惧而服从你；你有财富，也可以支配你的雇工，但是上述两种资源只能征服人的肉体而非精神；相反，如果一个人有智慧的话，别人对他的跟从是发自内心的敬服，它最真实、最持久、也最有力量。就像过去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历经坎坷，但他的学生还是不离开他；就像耶稣的门徒被古罗马迫害三百年，还在传福音；就像现在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着长期的迫害，但他们还是不放弃信仰。中华文化的延续正是因为那种正统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强大的吸引力、道德感召力，还有就是其中的大智慧。人毕竟不是猪狗，吃饱穿暖就满足了，人有追求真理的天性，人也会受到善的感召，因此中华文化像磁石一样让人心向往之。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正是以这种文化为依托的。
历史上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都烟消云散了。比如成吉思汗，他当时称凡是蒙古人马蹄能踏到的地方都要被蒙古人征服。除了现在的西欧、阿拉伯半岛、印度、南亚和日本外，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加上四大汗国占领了欧亚大陆上将近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这样的一个帝国存在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就土崩瓦解。为什么？我认为蒙古帝国最失败的是他没有文化，而仅仅依靠暴力征服。土地可以占领、财富可以抢夺，但是人心只能靠智慧、道德和文化来感召。何止是蒙古人，那些靠军事力量建立的庞大帝国在强人死后都分崩离析，就是因为他们只有暴力，没有文化。
我在讲史，实际上也在探讨文化。文化的核心不在器物层面，而在她的核心价值观、在她所承载的智慧。
记者：您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中国古代这种正统的价值观
章天亮：宫廷斗争之类的轶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程不起到决定作用。真正能起作用的是中华文化中一些正统的价值观，比如“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文化能够延续的根本原因。这些价值观谈起来都很抽像，在历史上，许多人用他们的事迹甚至是生命去诠释这些价值，比如千古以来我们都很熟悉岳飞的忠、关羽的义等等，还有文学艺术等形式也在诠释这些价值。虽然中共把中国文化破坏的很厉害，但是核心的价值观是无形的，暴力手段摧毁不了。如果我们能够读懂历史，找回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中国人的文化还是可以重建。我做这套节目，也是想在找回正统文化的事业上做一点点追附骥尾的事，当然我的能力和学识都极有限，就算做一种尝试吧。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细说起来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的东西。当然我觉得它不是最高的智慧，中国早期最高的智慧是道家文化，包括后来的中医、武术都跟道家有很大的关系。佛家文化在公元一世纪传到中国，渗入到儒家的思想里去，对中国人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对中国人智慧上、生活上的影响不像道家那么无孔不入，深入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里。举个例子，外国人觉得武术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但天下武功出少林，到了高层次上少林武功是佛家修炼的一种体现，武当的功夫是道家修炼的一种体现等等。人的内心对这种佛、道的高深智慧存在一种向往，大智慧对人的启迪是非常大的。
记者：为什么选择讲史的方式？
章天亮：现代人生活节奏都很快，让他们去直接读正史很不现实。既没有时间，同时还可能有古文方面的语言障碍。讲史可以讲的通俗一些。另外很多人开车或者走路的时候喜欢听一些东西。讲史可以让人们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了解一下中国文化。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2009年纽约飞天艺术学院的李婴博士叫我去讲中华文明史。当时我就有意选择了春秋战国这段历史作为重点，因为这个时代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局。当时法律制度、国家形态、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发生了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也对中国文学史和哲学史有着特别大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支柱的三分之二——道家和儒家学说——都是这个时代开创的。先秦诸子的哲学深刻影响了后面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和思想史。我看中国大陆的学者谈诸子的哲学虽然谈得很细，但是他们很难突破马克思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限制，他们在讲中国文学和历史的时候也同样如此。我不敢说我讲得绝对正确，我也想就此提出一家之言和各路专家探讨。
等我在飞天的课程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也想把讲义整理一下，把适合于大众的部分抽出来，以俗讲的方式推出。后来得到新唐人电视台的支持，就做了这个节目。
立足正史 观其大略
记者：针对这个讲座您要做怎样的准备，您用怎样的线索组织历史事件的讲述呢？
章天亮：中国的历史和文学或哲学是分不开的，所以大陆会讲文史哲是不分家的，特别是先秦这一时段。这段历史涉及很多人物，包括孔子、孙子、商鞅、韩非子、苏秦、张仪，也涉及到诸子百家的学说。我主要是按时间顺序，具体的事件也会涉及到具体人物。比如涉及到商鞅的时候，我就会介绍法家的思想以及它根本性的错误。当时的政治演变、经济情况也会涉及。光看《史记》也不够，所以我还会看一些通鉴类的史书，主要是以这两个为主。 《东周列国志》、《战国策》我觉得写得很好，故事性很强，而且是从历史中得来的材料。有些对历史没有太大影响的人物或事件我可能就不会重点讲。
记者：目前的历史研究有一种倾向，就是偏重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小人物、小事件，从这些细节探寻所谓“更真实”的历史。他们可能会质疑说您所讲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您会怎么回应呢？
章天亮：每个人研究历史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比如《三国演义》里有个故事，诸葛亮和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是好朋友，另外三人都“务于精纯”，诸葛亮“独观其大略”，从宏观上把握。我觉得谁愿意研究小人物那属于个人学术偏好。我愿意观其大略，你愿意“务于精纯”，那都是个人的选择。
记者：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人们会把你的讲史当成听故事，甚至等同于过去的“说书”，而不相信历史上真的存在这些人物和事迹？
章天亮：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也很担心这一点。过去说书人是穿着长袍马褂，站在案几前，我则需要一个讲台，因为这是讲课。我要把它做成一个教育类的节目，避免娱乐化。此外我也经常引用典籍原文，比如《史记》是怎么讲的，这样大家知道我讲的话是有出处的。
其实很多人对中国的历史记载还是不了解。从传说上来讲，我们说中国人是炎黄子孙，轩辕黄帝的后代，造字的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造字是和历史有关系的，所以历史记载一直是由史官承担的。五帝时期就有史官，但那时的历史很少记载，一是因为那时候写字很不容易，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古人的生活过得非常平淡，能平淡地活着是一种幸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什么大的事情可记。等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复杂了，当时每个国家都有国史，国王在出行的时候都带个史官，我们在秦国和赵国“渑池会”的时候就很容易看到佐证。所以有很多非常可靠的史料，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当然记载存在不准确的地方，细节上有出入，但是整个大的历史脉络、框架、本质还是很真实的。
记者：您预期的观众会是什么样的人？
章天亮：有一个中文学校的校长给我打电话，说海外华人与中国文化和历史都隔开了，他很忧心，希望我去给孩子们讲讲历史。当时我很忙，最终没有去，但是后来我到飞天去讲课的时候，我感觉海外华人的孩子其实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要比我们想像的容易得多。只是缺少一个适合他们的产品而已。
通过这个节目，我希望能够让海外华人了解中国文化，哪怕仅仅是激起了他们的兴趣，这件事情就没有白做。 2010年春天的时候，我们试录了几集，然后做了点市场调查，发现从十岁左右到六十几岁的观众普遍反映很好，后来我就想把它系统的做下来。当然中国大陆的人也需要找回中国的传统，对历史、对正统的价值观从新认识。现在很多中国人被共产党骗得太厉害了，他们以为他们很懂历史，其实我觉得他们懂的只是共产党教给他们的历史，或者说共产党教给他们的历史观。这样的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会比较负面。我想把历史中光明的一面呈现出来。
传统价值跨越时空，启迪当下
记者：哪种事件或哪段历史最能触动您？
章天亮：我最感兴趣的是从春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因为我觉得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定型期。一个政权要长久的话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国家意识形态。很不幸的是，秦朝选择了法家这个错误的国家意识形态，所以秦朝15年就亡国了，而且差一点一把火灭绝了中国的文化。
从上古的小国寡民到秦朝中央集权制的庞大帝国，当时的人也在摸索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适应这种变化，这种摸索集中反映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表面上他们在探讨哲学，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王霸、礼法、义利、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等等，其实这些哲学都会影响到后来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这种探索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终于定型。如果说秦始皇统一中国祇是建立了一个地理概念的中国，那么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六经”实现了中国文化上的统一，奠定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如果从东周算起，这种探索走过了六、七百年，但是它奠定了汉武帝之后两千年的稳定的国家意识形态。
当然这种儒家文化又是包容的，儒家只负责世俗政治和生活，比儒家更高的道家和佛家也在汉代正式定型。就是佛教和道教都是东汉的时候出现的。之后的中国文化就是儒释道三教支撑起来的。
记者：有些西方人觉得现在中国的政体和古代的好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君主专制，您怎么解释当代中国和古代历史的关系呢？
章天亮：这是西方人的误解，也是共产党故意灌输的错误。很多中国人都上当了。我觉得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和中共的一党独裁至少有三个方面是不同的。首先，中国古代的皇帝他的权力是受制约的，当时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给汉武帝，提出“君权神授”的概念，很多人觉得这是把皇帝的权力神圣化了，但是他不知道董仲舒用了非常智慧的方式，让皇权变得有限。这个权力是天给你的，你得按照天道去行事，不按天道行事神就不授予你这个权力。中国古代是近似于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他有一个文化约束皇权，这个文化和道德是在皇帝的政治权力之上的。今天的共产党是把它颠倒过来了，把它的政治权力置于文化之上，把它自己定义为最有文化、最道德，总是“伟大、光荣、正确”，把其他东西都放在它下面，这是跟中国古代社会完全相反的。
第二，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前，中国这五千年历史都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在中国古代你实在不行了还可以回家种地去，但是共产党这个时代你不听话回家种地，它把你的地没收了，做个小买卖把你车给砸了。它是通过这种方式垄断了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tida讲：经济上的剥夺会导致你政治上的奴役。
第三个不同就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和现在的不一样。皇帝只任命官员到“市”一级，再往下就自治。共产党再往下延伸到县、乡、村。村村都有党支部，把人管得死死的，共产党强迫人政治学习、洗脑，这是不一样的。
记者：一方面，古代的东西如何适用于当代的生活？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在全球化的今天有没有普适性的意义呢？
章天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古代文化承载着一些道德观念，这是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中国人讲仁者爱人，不管是什么社会，人要在社会上生活就需要跟很多人发生关系，发生关系的时候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需要诚实、善良、谦卑这些品质，所以仁者爱人的思想对今天同样具有普适性。第二点，中国古代有一套治国和与自然相处的道理。如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是什么关系，他和自然之间是什么关系？现在科技很发达了，但是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层出不穷，如果按中国传统道家天人和谐这种思路的话，可能会给人一种重新看待自然、社会的方式。
2003年的时候我太太去参加美国国会的一个研讨会，就谈到中国的环境问题。有个专家说希望从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中找到一个出路，他们也在看中国文化对现在人的启发。
修炼者、思想者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深入地了解古代文化？您可不可以谈一下自己的经历？
章天亮：我从小就对中国历史就怀有浓厚的兴趣。我还记得我上小学时拿到第一本历史教科书的时候，老师没有讲我就自己要读。读史的时候真的是如饥似渴，很可惜的就是中共的历史教材里面都是它那一套阶级斗争、无神论的东西。我也算喝了些狼奶。后来由于当时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原因，我从事理工专业的学习，历史就搁下了。 20岁大学毕业后，我系统地看了很多古书，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在中国大陆学历史，否则还是会深受中共历史观的影响。我是直接读古书还有原典，自己去分析。
19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2000年到美国，2001年7月我参加法轮功反迫害周年纪念活动，有幸听到了李洪志师父的讲法。讲法中李洪志师父直接点出了中国文化最精华的东西。当时我读史读了很多，但都是不成体系的碎片。我在美国读到理工科博士，应该说是有点分析和综合归纳的能力的，但是它并没有帮我建立一个看待历史的体系。但李洪志师父的几句话就像给我开了一扇门，把我脑子里历史的碎片都串起来形成了一个框架，这种框架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给了我一套看中国历史的全新方式，而且相当系统。
今天我也是想通过这样一套节目，把我理解的历史讲出来。当然我会受到我个人悟性和境界的限制，不能保证都是对的，但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看待历史的全新角度，是一个值得拿出来给大家品评和讨论的东西。
很多人认为，研究历史必须首先成为历史学者，钻研细节，才能够形成一套理解。这种说法虽有道理，但也值得商榷。因为我是受过西方系统的科学教育的，所以我想从科学的角度举个例子。很多科学突破根本就不是科学突破，而是哲学突破。爱因斯坦是先有了一个想法，认为宇宙应该是怎样的，然后去证明他。量子理论在最开始被发现是因为他们有些哲学上的突破，像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就是如此，当时有许多年纪轻轻三十多岁就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我想历史研究也是一样，从一万个数据推出一个结论的话可能花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有人提示你结论是什么，再去验证这一万个数据的话，你可能只花几天的时间就研究出来了。对历史的研究方法不是一个，有人通过研究很多史料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解，有人则是从一个系统性的观点出发去理解史料。后者就算是一个捷径吧。
人物介绍
章天亮，1993年获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系学士学位，1993-2000年就职于西门子合资公司，2000年赴美留学，2007年获乔治.梅森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2008-2012年在乔治.梅森大学任客座教授，现为飞天大学客座教授，同时任大纪元时报主笔、新唐人电视台资深评论员、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客座评论员。他同时也是编剧、独立制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