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3日讯】“保卫民主基金会”兼职研究员、《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 ）：
“从良心犯身上大规模摘取器官在中国是怎样发展的，为了将这一情况贯穿起来，我从2006年开始对医疗人员、中国执法人员和50多位来自劳改系统的难民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根据我的调查和研究，中共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是上世纪90年代末在新疆开始的。到2001年，这种行为扩大到全中国，而法轮功学员提供了一个更大且常常匿名的潜在捐献者库。”
然而我今天的时间很短。当我开始调查的时候，我也持怀疑态度，就像今天你们当中一些人可能的那样。所以我不提供自己的结论，我请你们从我的证据当中得出你们自己的结论——12位证人，其中每一位都能填补器官摘取谜团的一个关键部分。吴弘达的研究显示了，摘取器官的罪行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到90年代初，它就变成了一种系统性的行为，其中涉及到“器官捐献”同意书和在处决地流动的器官摘取车。捐献者是犯人。无论这些犯人是否在压力下签署了同意书，他们之前都按中国法律被判了死罪。
“我的第一位证人尼亚特‧阿布杜拉伊姆(Nijat Abdureyimu)，乌鲁木齐公安局第一区特警，对我以上所述毫无异议。但他特别指出，到1994年，那些从事器官摘取的医生已经越来越无所顾忌了。他的同事有一次听到‘像来自地狱’般的惨叫，从活摘器官的车里传来，感到很困惑。两年后监狱的医疗主任对尼亚特坦承，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这些人常常是在手术过程中断气的。”
“我的第二位证人恩维尔‧托蒂(Enver Tohti)医生，是乌鲁木齐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在他上司的指令之下，恩维尔在刑场上活体摘除了一名男子的肝和肾。
那个刑场通常是用来处决政治犯的。这名被处决的男子是长发，而不是一般犯人的光头。但以前一直还没有完全可信的指控，说医生活摘政治犯或宗教犯的器官，直到1997年发生了伊宁事件(Ghulja Incident)。”
“我的第三位证人是1997年在伊宁市一家医院工作的护士，她形容那时有一所医院都闹得天翻地覆了：任何敢为维吾尔族抗议者治疗的医生都会被抓，维族医护人员被隔离，汉族医生给任何不幸成为第二胎的维吾尔婴儿注射慢性死亡针。最后她描述了伊宁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一个21岁的维族抗议者被一家军医院活摘了两个肾脏。”
“这个时间点和我的第四位证人说法吻合。他是一名年轻医生，曾经被要求给一间维吾尔监狱的政治犯们验血，帮6个共产党高官找健康的器官。”
“接下来的8位证人，我就略去他们的名字了。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被关在极为不同的几处设施内。但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法轮功学员，他们都受到了非常相似的体检。医生都大量的给他们抽血，然后做X光胸部透视。之后做尿检、做腹部检查。大多数情况下，还会给他们做详细的眼角膜检查。医生有叫他们做眼部追光检查吗？医生有动动手指测试他们的周边视力(peripheral vision)吗？没有。只检查眼角膜。也不涉及脑功能。那些医生只检查那些可零售的器官，其他都不用。”
“我强烈抗议中共政府为这类检查提供的那些所谓医学解释。否则为什么要对这几千个法轮功男子和妇女做这些检查呢？特别是对女性学员，常常还给她们配一个个人警卫，来避免(手术)中断。为什么在给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的验血之后，还要特别安排车辆将他们带走呢?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闪电(Eastern Lightning)’的基督徒、或西藏活动人士都受到了同样的体检呢。”
“我无法统计这些团体的死亡人数。但我估计2000年到2008年间，有6万5千名法轮功学员因被摘取器官而杀害。鉴于我的时间有限，我要求你们把我最近在《国家器官》(State Organ)(本书清楚阐述了这个数字背后的研究方法)一书中的章节，以及《中共令人毛骨悚然的活摘器官》(China‘s Gruesome Organ Harvest)和《新疆程序》(Xinjiang Procedure)两篇文章，一并归入今天听证会的档案里。任何看过这些资料的人都会很快明白明显的一点：下令活摘政治犯器官的不是黑社会组织，而是那些越来越老的中共干部。中国是一个监视国家，力图监视那些党员和军队。王立军自己就曾获得活摘器官方面的医学创新奖。所以‘党中央’知道这件事。这是由国家运作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很快明白，为什么现在发生的‘退出中共’运动，不可能是‘改革中共’的运动。”
“但最终我所写的和我的证词还是无法给这12名证人带来公正。但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我所提到的这些证人中每一个人，都同意公开向这个委员会作证。”
“现在的事实是，这些证人们开始认识到集体叙述和公开事实的力量，特别是在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让事实透明化变得更加容易了。令人难过的是，从第一批指控浮出水面以来，六年来外界并没给予什么支持。从那时开始积累了更多大量的证据，但我们的政府并没做什么。所以我相信，一场悲剧正在上演，甚至就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因为在最后的分析中，今天坐在这个席上的应该是这些证人，而不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