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遥远:莫言获奖的四大反思

【新唐人2012年10月12日讯】一番打赌,一阵喧嚣之后,诺贝尔文学奖瓜熟蒂落,落到中国作家莫言头上。十月,因为莫言,中国人感觉诺贝尔文学奖变得如此亲切,格外温柔。网路上洋溢着满满的笑脸、祝贺,各种版本的戏说和调侃,让网友们奢侈地过了一把文学狂欢节。看过和未看过莫言作品的人,都油然而生一种激动。认识和不认识莫言的人,都开始晒签名和合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从没像今天这样令人仰望,引发轰动。庙堂和江湖,第一次对中国人获诺奖,齐竖大拇指。

出孔子的地方,儒家思想的诞生地,出了第一个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而今加上一莫言,给“好客山东欢迎你”的口号添上现代人文魅力。莫言的山东高密老家,那长满红高粱的齐鲁小城,前往采访的各路记者,踏破门槛,比街上行人还要多。隐居乡村写作的莫言,得知获奖后的第一反应:狂喜并惶恐。面对央视白岩松的电视采访,却唱起了“无所谓”。在中国,公众人物都习惯了冠冕堂皇的客套话。

中国白话文写作的头把交椅,不知会否因为莫言获诺奖,而重新排序。之前,鲁迅当了很长时间的旗手;李敖自诩“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第一;韩寒从天才文学少年转型到风靡一时的意见领袖。也许,本无所谓头把交椅,自古文无第一。文学是负责记录一个国家民族之心灵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任何文学奖项,无论来自国际还是国内,都值得尊重,但也都只是一份带有局限性的评价。对文学家的最高褒奖,最终来自于他所在国家的国民中经年累月积累的口碑。莫言获奖的积极意义很多,而中国当代文学缺少现实主义力作的遗憾,仍客观存在着。诺贝尔文学奖有很强的西方汉学家的趣味和价值:有些趣味是西方独有的(如喜欢乡土),其他中国作家大可释怀;但有些价值和特质却是文学共有的,如展现深刻与批判及表现苦难和忧思。当代中国文学在这方面似乎还相当缺位。或许,未来中国会有更优秀的作家、更伟大的作品问世。

莫言获诺奖,不管收获的是鲜花和掌声,还是唾沫和睥睨,都不妨碍莫言成功矗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里程碑,象征着中国当代作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成就已经获得了世界的关注。瑞典文学院颁奖词说: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莫言以自己的卓越作品,征服了瑞典文学院和西方读者。获奖的是他的文学作品,而非其他。

在我看来,莫言获奖在中国的意义,更在文学之外。

其一,莫言获奖是一面镜子,折射了中国心态的纠结。

作为对人类杰出贡献的公认尺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诺贝尔奖,一直触及中国人的痛与痒,折射中国人对诺奖复杂的情结与纠结。科技类诺奖,曾经拥有四大发明的中国人,似乎一直有自知之明,从未想入非非。而诺贝尔文学奖,浸润唐诗宋词的中国人,总期盼中国作家金榜题名,每年都会热炒几个热门作家和诗人,猛吃一回酸葡萄。诺贝尔奖桂冠的葡萄枝,似乎一直挂在中国文坛窗外。

让中国官方纠结的是,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算上莫言,共有12位华人获奖。可是,科技类获奖的,都是外籍华人。获某些奖的中国人,官方不喜欢、不让提。文学奖已出过一个华人,也是官方不喜欢、不愿提的。十二年前,华裔作家高行健以中文作品《灵山》获诺奖。外交部很纠结,声明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人民日报》很生气,发表评论《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痛斥“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中国作协更是嗤之以鼻:“诺贝尔文学奖十几年前就失去权威性了,被用于政治目的。”

莫言获奖,官方变得不纠结,不生气,上了新闻联播,滚动播发。相信中国作协心花怒放,一定会喜不自禁地盛赞:“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昌盛的最好体现,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一大成就,也是我国文化战线向党的十八大献上的最好礼物”。

但这回轮到普罗大众纠结。一方面纠结,这是一个中国文人百年之梦,人们都期待一个中国作家获奖,莫言获奖,名至实归,但在拓展话语空间和争取公民权利方面,莫言似乎做的太少,有悖于一个作家的良知。而参与抄写连自己都反思批判的政治领袖的讲话,以此为荣,缺失一个作家应有的独立人格,不能不说是一个诺奖作家的操守瑕疵。服务于权力的文化不会真正繁荣,献媚于当权者的作家不会崇高伟大。另一方面纠结,同是中文作品获得诺奖,高行健和莫言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呢?十二年前飞向瑞典文学院的唾沫,干了没?更让我们借此反思,当代文学都能获诺奖,中国自然科学为什么从未获奖?

诺奖在中国的情结,是民族自尊和国家软实力的情结。诺奖在中国的纠结,是进步与僵化的纠结,是普世价值与专制遗毒的纠结,是思想不能自由、心情不能舒畅、创造力不能蓬勃的纠结。归根到底,都归在政治文明这个结。

其二、莫言获奖是一把尺子,丈量了中西文明的距离。

中国与西方文明有多远?一言难尽。一个中国,五个影子,分别是经济中国、体育中国、文化中国、军事中国和政治中国。不同影子的中国,与世界距离不一样。

若论“经济中国”,中国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第二,傲视群雄,成了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眼里的香饽饽。若论“体育中国”,成功举办了世界赞叹、精彩绝伦的北京奥运会,在举国体制的给力下,中国当之无愧成了奥运金牌大国。若论“军事中国”,中国早进入世界核俱乐部,太空科技和先进常规武器日新月异,军事实力排名世界第三,亮出的肌肉已让世界任何军事强国不敢轻举妄动。

若论“文化中国”,老祖宗留下的四大文明古国的底子,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孔子、易经、瓷器、茶叶、中医药以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白酒对国外的输出,就像今天的美国对其他国家经济模式、文化观念的输出一样,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尊重和学习。中国电影、摄影、舞蹈、建筑艺术、民俗文化等屡屡在国际获奖,显示“文化中国”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下,奋发努力,正在焕发光彩。而莫言获奖,再次证明,当代中文写作在世界文坛已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作家走向了世界,中国作家和读者从此不再自卑、猥琐、犯酸。虽然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战略,必须要有文化自由的空间,才能飞得更高、更远,但互联时代的世界一体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公民觉醒,将持续催生文化繁荣。

而论“政治中国”,早跻身联合国五大常,如今已是各国刮目相看的世界大国,在世界事务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中国在世界上的老朋友犹如珍稀动物,越来越少。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由此导致的官民矛盾越来越多,益发尖锐,突发事件此起彼伏。权力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依然常常践踏在法律之上。公民人权依然未能充分保障,权力对思想文化、言论自由的管制,依然不放松。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差距在哪里?公民素养固然亟待提升,但政治文明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短板。莫言获奖,获奖“莫言”。一个维稳有余、自由不足的国度,给莫言获奖留下一个“莫言”的特色注解,令人啼笑皆非。曾有党内学者说:迟迟未政改缘于理论准备不足,不是惧怕民主。请问,莫言获奖是朝野乐见的好事,为什么也惧怕评论,不展现从容大度呢?当今世界,哪个国家对国人获诺奖,如此惊慌失措,把紧风声的?

莫言获奖,“文化中国”已然站立;获奖“莫言”,“政治中国”仍在匍匐。中国政改的关键,不是执政党的理论准备,而是道义准备,是使命、责任和自我超越的勇气。

其三、莫言获奖是一支曲子,拨弄了中国大众的娱乐。

互联网改变世界,也改变中国,“阐释年代”结束了,“娱乐时代”翩翩而至。解构中国进入泛娱乐时代,红尘路上没有不吃荤的猫。资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社会价值导向,而是取决于是否新奇有趣。新闻、政治、体育、商业、演讲、教学活动,甚至不幸事件……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娱乐”。长期浸淫于娱乐的环境中,人们学会了感官享受,看过即忘,心不在焉,没必要当真,但也遗忘了思考、理性、责任甚至起码的同情。

中国当代文学,在大众心中,早已不复有上世纪的神圣光环。莫言摘了诺奖的桃子,大众有同喜同贺的,也有说风凉话和尖刻话的,在网路,网友开始消费莫言获奖的话题,娱乐到底。一些知名知识份子和网路名人,甚至设想了许多富有国情的“魔幻现实主义”剧情,引来数万哄客,纷纷转载。比如,高密市政府会奖励莫言一套300平方大房子;莫言小时候的幼稚园,宣布教会他写第一个汉字;莫言的接生医院,将拍卖莫言的婴儿脚印;罗玉凤会宣布爱上了莫言;韩国会宣布莫言有韩国血统;方舟子会声称找到了莫言的代笔铁证;朱军会约莫言做一期痛哭流涕的《艺术人生》;房地产开发商准备在莫言的故乡高密,打造一个诺贝尔文学城;北师大宣布超过北大,成为中国最牛大学,因为培养了两名诺奖获得者。更有创意的设想是,再生资源公司陈游标将他的概念型产品“好人空气”,在媒体面前一言不发的释放,做一次“莫言”的行为艺术。更有名人戏说“莫言是当代媒体标题党之父”,因为他的《丰乳肥臀》,一点也不丰乳,也不肥臀,和色情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对莫言获奖的娱乐解构,比文学思考多得多。我们在感叹当今“什么都可以寻开心”、“什么都可以恶搞”、“什么都敢娱乐”、“什么都可以拿来娱乐”的时候,在批评媒体对利润的追求犹如苍蝇逐臭之恶时,在埋怨普通民众的品位如此“不堪”时,可曾意识到知识份子精英群体的失语?某些文化名人,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粉丝,甚至常常故作话题噱头,拿肉麻当有趣。从古自今,优秀知识份子既承担着传道教化的重任,更有引导社会人文精神趋向真善美的义务,在现代社会,更应有社会正义守望者的担当。一个由优秀知识份子话语主导的舆论场,才能远离媚俗,抱持底线。

毋庸置疑,娱乐是人权。中国进入‘娱乐时代’,人们抛弃假大空的精神面具,瓦解了不合乎人情的思想桎梏,在各种话题的调笑、戏说、胡侃中,人们压抑的情绪得以转移,精神压力到缓解,开始回归到轻松的自我和本真。娱乐被赋予创造力的源泉、精神独立和重拾人性价值的魔力。的确,对于一个曾经忽视个体的意识形态禁锢的国家来说,娱乐的潮涌对冲破藩篱是有极大进步意义的。但是,娱乐消解了一系列由社会制度和生活压力形成的窘迫,但“娱乐时代”本身对个体的发展乃至存在又何尝不是一种严重的压迫?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们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美国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警醒,有些危言耸听,但细想,并不是全无道理。在资讯化时代里,我们关注什么?我们传播什么?我们娱乐什么?在娱人娱己的舆论场,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规则,制造一种什么样的氛围,才能让我们的身心真正得到愉悦?

其四、莫言获奖是一具梯子,抬高了中国崛起的自信。

在莫言获奖之前,中国作家和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有驱不散的焦灼症。这种焦灼症,其实是一种国民自卑心理的折射。何谓自卑?低估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各方面不如人。

中国人的大国情怀早在鸦片战争后,就被大打折扣了。20世纪初,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干脆提出“汉字不废,中国必亡”,建议全盘西化。被誉为“先知”的文化巨擎尚且如此,何况平民?而日本大规模侵华,更把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打上耻辱的烙印。沉重的自卑心理,在国人心头压了百年,“卑入骨髓”,近乎自贱。

同样在中国工厂生产的衣裳,贴上外国商标,立马身价百倍。中国品牌非要注册个英文商标,狐假虎威。坐在星巴克喝咖啡,自我感觉顿时良好,投向窗外的眼光,都透出莫名的优越感。老外用的东西就是好、老外用的药就是神效。品牌自卑无处不在。各国旅游城市的奢侈品免税商店,被中国游客挤爆。女士拎国外名包,男士戴国外名表,成为世俗社会的成功标签。

在文化领域,自卑气息四处弥漫。偶然“获赏”的一个小奖项,便引为“中国人的骄傲”并疯狂炒作,把自卑暴露得更彻底。只有懂洋文化、满口洋名词、偶尔夹杂几句英文的中国人,才算“有品位、有层次、有素质”。文化自闭固然是错,但文化自残更是可怕和悲哀,把老祖宗的文化精华弃之如履,而独崇西方文化,无异于自毁。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仿佛只有经过洋教主的加冕,才发亮。奥运金牌,成了稀释民族自卑的兴奋剂。教育亦是如此,“留学”光环背后,藏着国人深重的自卑心理,一听说“我刚从国外学习回来”时,不管有否真才实学,眼神瞬间发出尊敬、膜拜的光芒。

中国人的自卑,并不都是因为现实不如意,一方面是因为无法从那一段屈辱的历史记忆中走出来,这种自卑更多是一种集体心理惯性;一方面是在近现代史上,生产力和创造力落后,对本民族的文明不自信;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长期以来政治对人权的压抑,造成个体生命空间的逼仄,导致心态的焦虑和人格的畏缩。中国人自卑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主要体现在,原本正常的事情被赋予了对外证明的色彩。体育明星被绑上爱国主义的大篷车。不喜欢姚明就是不爱国。李娜一会被捧为“民族英雄”,一会被贬为“缺乏教养”。所有荣誉,都能与政治挂钩。中国自卑,喜欢事事不计成本地证明自己,奥运会、世博会无不如此。一直焦虑诺贝尔文学奖,不也这样吗?

文化自卑让欧美影剧流行,却也逼着文化自觉、文化自强,在世界上渐有了声音,显出了特色;教育自卑让“留学”大军疯狂增加,却也逼着国内教育体制深度改革;经济自卑让“洋品牌”做大,但也逼出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不知中国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在国内引发民怨,在世界上广受诟病,能否逼出民主宪政的一片新天?

世界本没有墙。也许阻隔我们与世界自由交往的,是心墙。莫言获奖,证明了瑞典文学院客观独立,没有戴有色眼镜,更没有一贯敌视中国,没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莫言与高行健一样,他们的作品获奖,是因为关注了人本身,而不是把文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

诚如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政治不能超越人性,这是“以人为本”最本质的解读。中国做到了,做好了,就真正崛起了,从容自信了。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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