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5日讯】在共产党和纳粹的眼里，唯有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其他人都必须跪倒在自己面前，对自己俯首称臣。但所有的宗教信仰——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都叫人信神，而不是信他们。这在他们看来，不仅是对自身权威的挑战，而且还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出于这种阴暗的心理，他们怎能不把信仰自由踩在脚下呢？
——题记
德国是个基督教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92% 的民众信奉天主教或新教。但在纳粹高层，对基督教持敌视和反对态度的人却比比皆是。
希特勒的亲信鲍曼曾明言，“民族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调和的”。纳粹党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曾说，在第三帝国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基督教存在。戈培尔常取笑基督教的道德观。1937年2月，第三帝国宗教部长汉斯•克尔曾说：“耶稣基督的神性问题是荒谬的，也是无关紧要的。关于耶稣基督和基督教是什么已有了新答案，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蔑视基督教，他要求党卫军成员必须正式放弃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成为一名不可知论者，以真正成为党卫军的一员。希特勒的秘书、纳粹党办公厅主任马丁•博尔曼比大多数纳粹领导人更仇视基督教。
希特勒名义上虽说是个天主教徒，但早在《我的奋斗》中，他就曾痛骂天主教过问政治，并且因为天主教和新教这两个基督教会不能认识种族问题而对它们加以攻击。在希特勒看来，基督教教义违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把它的逻辑推到极端，基督教就意味着系统地培养人类失败的因素”。他曾明确表示，一旦他征服欧洲之后，就要清算基督教会的影响——这个“侵蚀我们重要器官的祸害”。
由此不难想见，对基督教而言纳粹的上台必定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厄运。事实也确乎如此。只是这场风暴来得并不是那么迅猛而已。
希特勒掌权之初，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和改善纳粹的国际形象，曾一度假惺惺地赞扬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国民族灵魂的要素”，答应尊重这些信仰的权利，宣称他的政府的“志向是谋求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融洽协调”，而且说“我们希望改善我们和罗马教廷的友好关系”
在希特勒的授意下，1933年7月20日，纳粹政府甚至和梵蒂冈签订了一个协定，保证天主教的自由和该教会“管理它自己事务”的权利。这一协定的签署使希特勒获得了他十分需要的国际声望。但纳粹政府并不准备认真执行这一协定，签约后仅仅才5天，它就翻脸不认账了，颁布了一个令天主教会感到愤怒的净化法令。5天后，纳粹政府又解散了天主教青年联盟。在以后几年里，数以千计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遭到逮捕，其中许多人是由于“不道德”或者“外币走私”等等捏造出来的罪名而被捕的。1934年6 月30日，天主教行动组织的领导人埃里希•克劳斯纳在清洗中被杀害。与此同时，数十种天主教出版物被禁止发行，甚至忏悔室的神圣性也遭到秘密员警人员的破坏。
1937年3 月14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出了一个通谕，指责纳粹政府“规避”和“破坏”契约，播种“怀疑、不睦、仇恨、中伤的莠草，播种公开和秘密的根本敌视基督和基督教会的莠草”。他说他在“德国的天际”看到了“摧残性宗教战争的险恶乌云—–这种战争除了—–灭绝人类以外没有其他目的”。
与天主教不同，德国的新教本来就包含了不同的派别。随着纳粹运动的兴起，德国的新教徒进一步分裂，出现了一个拥护纳粹主义、追求一种同犹太人分离的“本民族”基督教的教派组织——“德意志基督徒信仰运动”。他们把对德意志的信念和对基督教的信念溶为一体，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上帝”的口号。跟“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对立的是 “明认信仰教会”。这个教会不但反对使新教教会纳粹化，不接受纳粹的种族理论，指斥罗森堡和其他纳粹领袖的反基督教主张，而且宣称并坚持自己才是唯一的嫡派德国新教。
当纳粹当局企图强迫教会牧师贯彻公务员法令中关于“雅利安化”和宣誓效忠希特勒的规定时，明认教会的牧师马丁•尼默勒号召建立牧师非常联盟进行抵制。到1933年底，有6000名牧师参加了该联盟。在这些牧师的领导下，不少教区和教会团体拒绝承认支持纳粹反犹的“德意志基督徒信仰运动”头头米勒的权威。
1934年5 月，德国福音教会在巴门举行第一次教义会议，明认教会和一些路德派教会主教发表了一项神学声明，拒绝承认这样的概念，“即国家似乎应该并能够超越其特殊使命而成为人类生活唯一的和全面的制度，也能够完成教会的天职”。同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教义会议，通过一项《教会非常法》，明确拒绝“违反圣经精神，把世俗的领袖原则引进教会并据以要求无条件服从”。一个月之后，明认教会兄弟会和汉诺威、符腾堡，巴伐利亚邦教会的主教，决定成立德国新教教会临时管理处。这些行动无疑严重干扰了希特勒对德国实行全面纳粹化的打算。
1936年5 月，明认教会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彬彬有礼、然而态度却非常坚定的备忘录，直言不讳地抗议这个政权的反基督教倾向，指斥政府的反犹主义，并抨击“在标榜为法治的德国一直还存在着集中营，国家秘密员警的措施不受任何司法审查”，要求当局停止干预教会事务。这份备忘录采取秘密呈文的方式递交给了希特勒，但不久却被泄露了出去，在国外发表了。结果，纳粹当局立即报以残酷的镇压。大批明认教会的牧师被盖世太保逮捕和投入集中营，仅1937年就逮捕了807 名，其中包括明认教会的领导人马丁•尼默勒。随后，大多数新教牧师在纳粹当局的威迫利诱之下，被迫宣誓效忠希特勒。
与纳粹比起来，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迫害不但更为残暴血腥，也更为赤裸裸。
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对这句话又做了创造性的发挥，加上了“麻醉”两字，将它改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他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并由此引申说：“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我们应当同宗教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原则”（见《列宁全集》第17卷）。正是依照这个原则，各国共产党无一不将宗教视为“毒品”，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
最早把这种反宗教理论付诸实践的是苏共。布尔什维克刚一掌权，就开始了对宗教的打压。1918年，俄国东正教会正式与国家分离，宗教亦从学校课程中消失。教会虽然未亡，但资产被清算，教堂亦被一间间关闭，而这一关，就足足关了20年。信教没有明令禁止，但有预设前提，即不得危害所谓公共秩序与干预政治。
1922年，苏联当局以赈灾为名，下令教会交出包括圣杯、法衣在内诸多珍宝。迫于压力，牧首 Tikhon勉强尊命，但拒绝交出与圣事有关的财物，结果惹恼当局，实行明火执仗，霸王硬上弓。征收期间，总共1400起冲突，8000教士被杀。牧首Tikhon亦以反革命罪锒铛入狱，被迫在《消息报》发表悔过书：“本人谨此声明，从今以后，绝不再与苏维埃政府为敌。”
Tikhon牧首入狱期间，官方还支持激进教士自立门户，成立爱国教会。1925年，爱国教会所辖教区12593个，共有192名主教。但爱国教会缺乏虔诚信徒拥戴，很快失宠于官方。Tikhon牧首1925年荣归主怀。1927年，Sergei Stragorodsky正式接掌俄国东正教会。同年7月29日，饱受当局监禁与逼供的Stragorodsky发表声明，承认苏维埃联盟为教会之世俗祖国，祖国的荣耀，就是教会的荣耀。然而数百教士仍然不服，坚持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据估计，截至1930年代，在苏联北方某劳改营，大约五分之一的犯人，都是与社会主义祖国作对的教士。
二十年代末，尽管俄国教会因当局打压苟延残喘，但俄罗斯民众的宗教热诚并未寿终。1930年，史达林在苏共十六大发言，指责宗教为社会主义建设绊脚石。其实苏共中央年前已经决定，要发动更大规模的灭神运动。1929年开始，当局的灭神口号注入更多暴力语言，譬如要求民众“日日痛击宗教的脑瓜”。在史达林治下，俄罗斯宗教的浩劫愈演愈烈，东正教堂、犹太教堂、修道院、清真寺等多被关闭或没收，成千上万的神职人员，要么进了劳改营，要么死于非命。1928年以降，当局关闭的宗教场所不过532所，到了1940年代，苏联大部分宗教场所要么炸掉，要么关闭，要么改为他用。
十月革命爆发时，俄国东正教会共有46457座教堂，1028所修院。1939年，估计只有一百或少于一千座还在运作。在莫斯科，1917年有600个各类宗教社团。1939年，只剩20个。就连上文提到的爱国教会亦难逃一劫。列宁格勒本是其根基扎实的据点，但1940年，爱国教会只余一座教堂。二十与三十年代就职的东正教与革新派主教，分别为290与400位。1941年，在位的各剩10名。这些主教，有的死于劳改营，有的因为反革命罪被处决，其余不知所终。二十年代，教区牧师约40000人。1940年，还剩4000人。
1929年8月8日，官方又立法限制宗教组织，明令宗教不得传教，禁止宗教学社，禁止青年与女子宗教团体，禁止教会读书会与图书馆，禁止所有形式的宗教教育。教士从此真正赋闲，只剩撞钟做做法事。不过撞钟亦没那么轻松，因为官方规定，教堂内除了祷文，不得陈列与收藏其他书籍，且做法事需在指定处所，而教士亦必须是该区居民之一。官方还对教士课以80%的所得重税，另有20%，乃惩罚不当红军为国效力的教士。教士服务天主，以教堂为家，本来天经地义，但当局灭神苛令，却使很多教士要靠教民施舍，才能借得一间屋子栖身，或是勉强求得三餐。1929年8月5日，苏联明令穷困教士不得成为国家包袱，一举剥夺了他们的养老金、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
与苏共一样，中共一建政，就急不可待地拉开了镇压传统宗教的大幕，全面取缔会道门，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原有的各种宗教团体相继被瓦解，宗教界真正的精英不是被镇压，就是还了俗。当然，碍于传统宗教历史悠久、影响广大和信徒众多的威势，中共未敢将它们取缔，而是一边镇压一边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和改造。所谓控制和改造，其实就是强迫所有宗教彻底放弃原有的独立性，完全臣服于共产党的统治。简单地讲，不管你信什么，你都得承认共产党是你的老大；不管你是什么教，都得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就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是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谁敢不这么做，中共就会将它列为专政物件。如此一来，传统宗教虽然在经历过政权更替的动荡后看似被保存了下来，但却一个个都变得面目全非，完全丧失了宗教原有的灵魂和真意，以至于最终都蜕化变质成了中共控制下的御用工具。换句话说，尽管传统宗教的名称和形式还保留着，但它们的精神已经死去了。
这种名存实亡的御用宗教理所当然遭到了一切正直的虔诚教徒的抵制，他们不愿将自己的信仰出卖给中共，不愿加入官方的宗教团体，转而在家庭或其他非官方的场所聚会，进行独立的宗教活动。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庭教会”、“地下教会”。
在蛮横霸道的中共看来，“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竟敢不臣服于自己的权威，独立特行，自行其事，完全是在明目张胆的对自己进行公开挑战，是不可饶恕的迷天大罪，决不能任其为所欲为。因此，中共对他们的政策从来就是八个字：无情镇压彻底取缔。从1949年到今天，“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六十年的历史，每一页都浸透了教徒们被中共残害和屠杀的鲜血。据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2001年公布的白皮书，上万名家庭教会的信徒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对五十万名左右信徒进行了一次调查取证，结果表明，在这五十万信徒中有23,686人曾被拘捕过,4014人被判劳改劳教,129人被残害致死,208人致残,997人被监视,1545人至今被迫逃亡,两万多人挨过打,一万多人被罚款(最少的是罚五角,最多的罚八十多万),而终日惶恐不安,聚会像做小偷似的是全部的五十万信徒。据悉，大陆目前约有数千万家庭教会的信徒，这个调查收集到的资料，只不过是整个迫害黑幕的冰山一角。
中共一再宣称中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从表面上看，政府似乎也确实并不禁止人们信教。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或其他的宗教，只要你想信，可以说任由你选，但不管你选谁，最终都只能是中共认可的御用宗教，而不能是被官方禁止的地下宗教。说到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准你信，准你信的却都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所谓宗教信仰自由其实不过是徒有虚名。
在中国，不仅传统宗教惨遭中共迫害，新兴信仰也难逃厄运，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中共于1999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对法轮功的大规模公开镇压。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虽然不是宗教，但与传统正教相似，也是一种建立在有神论基础上的精神信仰。他教导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努力做一个好人，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凡真心修炼法轮功者，不但身体越来越健康，而且道德水准不断提高，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他们在社会上恪守公德，助人为乐；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在家庭中尊老爱幼，和睦相处。不仅如此，法轮功修炼者在做好本职工作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但不参与政治，而且把对政治和权力的执著看作是横在修炼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大量事实表明，法轮功在大陆的迅速传播，既使修炼者自身的道德水准得到了明显提高，也有力的稳定了社会，带动了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回升，完全称得上是与国与民与己有百利而无一害。
然而，即使是这么好的功法，小鸡肚肠的独裁者江泽民也容不得他的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99年，他公然逆天而行，颠倒黑白，捏造罪名，将法轮功打成所谓“邪教”，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对“真善忍”大法的镇压和迫害，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巨、采用的手段之多之邪恶，都是空前的，堪称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信仰迫害之最！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为什么纳粹和共产党都会如此穷凶极恶地践踏信仰自由？那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唯有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其他的人都必须跪倒在自己面前，对自己俯首称臣，但所有宗教信仰——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都叫人信神，而不是信他们。这在他们看来，不仅是对自身权威的挑战，而且还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出于这种阴暗的心理，他们怎能不把信仰自由踩在脚下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