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7日讯】个人崇拜是独裁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独裁者巩固自身权力的必备手段。不但希特勒需要它，共产党的党魁对它也偏爱有加。
——题记
纳粹当政时，德国的每个角落，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最亲密的私人交往空间，无论是机关大楼内，还是军营、学校中，人们彼此见面时都要两腿并拢，立正直立，左手掌向下，右臂倾斜高举至眉梢，然后大喊一声：“Hi,希特勒!”
这种问候示意礼是纳粹从墨索里尼那里照搬来的，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表示希特勒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其二，表示纳粹党党员和民众对希特勒的无限崇拜和绝对服从；其三，表示决心沿着希特勒指引的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方向前进！说来难以置信，在第三帝国，它不但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空间，而且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交往。
那时，人们在相互来往的信件中，以及领取工资的名单上，都会将“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作为问候语，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当购物者走进商店，所听到的服务问候语是：“Hi,希特勒！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回答也必须满脸严肃，一丝不苟:“Hi,希特勒！我要购买衬衫。”在当时，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纳粹标志的形状；上门做客时，客人会选择印有“希特勒万岁”字样的花瓶作为礼物；连孩子们收到的弹力橡胶玩具人也伸开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家家户户的客厅里，到处悬挂着摄影师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肖像照；写着“德国人问候希特勒万岁”字样的瓷釉标牌，充斥德国各大城市的广场、街道、电线杆以及路灯柱；所有的学校都明确规定，上课和下课学生都必须说“希特勒万岁”；甚至就连幼稚园也成了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南巴登地区的一个幼稚园竟然让孩子们将装有早餐的袋子，挂在女教师伸出的手臂上，以此来训练孩子们掌握希特勒问候的姿势。
在第三帝国曾流传过这样一则笑话，说是有一天，滕内斯和赛尔在田间散步。滕内斯一不留神踩着一堆猪粪，险些摔倒。未等站稳，他马上高伸右手，大吼一声：“Hi,希特勒！”赛尔关心地问：“你没事吧？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人。”滕内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可是照规定办事！规定不是说：如果进入一个店铺，必须喊希特勒万岁吗？”可见这种问候语在当时的泛滥程度。
更为荒唐的是，在纳粹德国使用希特勒问候语，不仅是一种必须的社交礼仪，而且更是一种强制性的问候命令，一种“忠于元首”的不可或缺的政治标志。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对此说得十分明白透彻：“我们的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当我们对那些心志不坚定的人使用德意志问候语，并企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良好品性时，我们一定要严格地监督他们，以免他们在使用德意志问候语时弄虚作假或当面撒谎。德意志问候语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
一种包含希特勒名字的问候语，被强制推广和强调到这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足见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在纳粹德国，已疯狂到了何等地步。
希特勒本人就是这种崇拜的积极鼓吹者。希特勒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种族主义和建立在独裁基础之上的领袖原则。一方面,他将雅利安人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种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那种最优秀的有各种美德的上层入物；第二等级是既无英雄主义又无卑鄙行为的广大中间阶层；第三等级则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最下流分子。在希特勒看来，世界历史就是由少数天才创造的，即第一等级的雅利安人创造的。他在《我的奋斗》中直言不讳道:“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而这个“个人”就是超人，是高于一切人群之上的领袖，是民族和国家的中流砥柱。领袖统帅一切，号令一切，指挥一切，领袖的任何言论都是指导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指示，是时代的最强音。群众对领袖人物必须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仅要忠诚，而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为了表忠心，纳粹高官们更是争先恐后地对希特勒大唱颂歌。纳粹理论家恩斯特•休伯说：“元首不是必须按其要求办事的某个特殊集团的代表，不是纯粹行政机构意义上的国家器官。他本人就是人民集体意志的传播者，人民的意志就实现在他的意志之中，他把人民单纯的意志转化为自觉的意志”。（注1）纳粹司法部长弗兰克吹捧说：“我们必须经常问自己，领袖是如何指示的?这种对待领袖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要知道，希特勒的权威来自上帝，他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注2）1933年希特勒44岁生日时，戈培尔更是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希特勒》的讲话，文中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个创造了历史性成就并将继续接受挑战的伟人。他(也)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幸运地被全德国人民所感激和热爱，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所理解。”“他的人格魅力像魔术一样抓住了每一个曾和他有所接触之人的心……那就让我对他说，对全德国说：我的元首！百万最优秀的德国人向您送去他们最诚挚的祝福，向您奉上他们的心。以及我们，您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在您的荣耀和爱周围团结起来。”
在纳粹德国，把希特勒奉若神明的不仅是纳粹党徒和高官，还包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的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来自德国各地，写信的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份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多数来信表达的都是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
在希特勒生日的时候，一位普通德国人曾写了这样一首诗献给希特勒：
“你在哪里，哪里的人们心跳就更加有力。
你在哪里，哪里的德国人民工作就更加顺利。
你在哪里，哪里的德国儿童就幸福甜蜜。
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心，你是领袖，你是德国的救星。
你是希望，你是忠诚。
你是信仰，你是爱的化身。
我全心全意热爱你，我愿意属于你。
我愿意成为忠诚勇敢的士兵，每时每刻都为你服役。”
在纳粹当局的煽动和支持下，对希特勒的疯狂崇拜不但笼罩了整个德国，而且成了衡量人们是否政治正确的重要标杆。置身于这股狂热的潮流之中，别说是逆流而动，哪怕是对至高无上的元首稍有不敬，其结果也是可怕的。下面这个故事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一位名叫英格伯格•施奈德•鲁乔夫的外国人回忆说：“那大概是1934年或1935年的事情了。我父亲去夏洛腾堡办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奥托•苏尔大道时，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边上准备过马路。这时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列队走了过来。那是一群也就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小孩，为首的一个举着一面旗子。我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也扇了周围男女路人几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一群猪’，看见旗帜竟然不及时行礼。”（注3）
个人崇拜是独裁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独裁者巩固自身权力的基本手段。因此，不但纳粹需要它，共产党也钟情于它。特别是中共文革时的造神运动，比纳粹时代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神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
对毛的个人崇拜始自中共七大毛泽东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奠定之日，其后愈演愈烈。中共掌权后，毛被颂扬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和“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响遍了整个中国大地。到了“文革”中，对毛的个人崇拜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此时的他已不再被当作凡人，而是被塑造成了一个高无上无全知全能的神。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而且有着“一句顶一万句”的神力。昔日的“毛主席万岁！”也升级成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学者赵毅衡在《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一文中说到过这样一件轶事：当年有希特勒的崇拜者曾一本正经地跟同他握手的人说：“恭喜你，你刚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经握过一只手，该手曾经握过元首的手。”无独有偶，文革时中国人想见“伟大领袖”都想疯了，以至于常有人一看到有工作人员从天安门下来，就抢着跟他们握手，说是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在今天看来，这种表白充满了矫揉造作，但在当时，却是许多中国人真实的心声。
那个特殊的年代曾一度流行过两句政治口号，叫做“三忠于”、“四无限”。所谓“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就是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这两句口号把“文革”时人们对毛的个人崇拜的具体内涵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跳“忠字舞”也是表达对毛的赤胆忠心的一种时髦方式， “文革”中曾一度风靡全国，不管男女老少病残,都得跳,不跳就是对毛不忠。一时间，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不分白天黑夜，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
舞者以《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或红绸巾为道具，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整个身心都充溢着一种朝圣的庄严感。一边跳同时还一边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除了跳“忠字舞“外，还流行“早请示晚汇报”。
1967年11月13日，毛的卫队8341部队向毛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批示：“看过，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转发。除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实行。此后，“早请示晚汇报”的热潮迅速席卷全国。
所谓“早请示”，就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的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晚汇报”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不但在单位要“早请示晚汇报”， 在家早饭、晚饭前也都要这么做，连精神病院都不例外。不过，诸如“牛鬼蛇神”这样的坏人是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的，只能“早请罪，晚请罪”，即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
另一种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时尚是佩戴毛的像章，在当年也曾风行一时，全国上下，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遍百姓，人人胸前都戴有毛的像章。据周恩来1969年3月23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披露，当时毛的像章已经做了22亿枚，平均一人有好几枚。
一位名叫李永军的过来人回忆说，“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人们竞相佩戴毛主席像章，数目由少到多，型号由小至大。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可人们宁愿忍饥受饿，也要买上一个像章，春风满面地别在胸上。那个年代，毛主席像章种类极多，大的、小的、铜的、瓷的……有些狂热分子，为了集齐像章，竟至于倾家荡产。戴像章成了亿万人追捧的时尚，有人把它别在裙摆上，有人把它扣在帽檐上……一些人为了表明对毛泽东最忠诚，竟将它别进了肉里，然后得意地把伤口展览给他人看。
“那时流行这样一句‘名言’：‘忠不忠，看行动’。这‘行动’一指跳‘忠字舞’，二指背‘红宝书’，三指戴‘宝章’。据统计，当时全国有2万多厂家生产过毛泽东像章，天津一家军需厂最高日产量超过10万枚。有人统计，‘文革’时像章用铝6000吨以上，相当于几千架米格21战斗机的用铝。”
下面这个故事就更荒唐了！1966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两封边防战士希望得到毛泽东像章的来信，包头钢铁公司一位青年看到信后，暗自下了决心：只要有一枚毛泽东像章，就寄给他们。10月16日，他果然得到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年轻人在胸前戴了3个多小时后，依依不舍地把像章摘下来寄给人民日报社，请报社代为转交。他在信中写道：“编辑同志，请赶快把这枚纪念章转给边防战士，快！快！”
同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像章送达边防哨卡的情形：
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中，某部战士扛着语录牌、毛泽东画像，列队迎候送像章的专列。这是一个神圣的礼仪。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见到专列的影子。这时人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是激动之余，把专列抵达的时间搞错了，专列要到次日才能到达。第二天晚上9时，在风雪中点着松明子、打着灯笼盼了好久的战士们终于看到了专列。山谷沸腾了，欢呼声、跳跃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战士赵培田、王振亚、李书田是最先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得到像章的3个人。赵培田为了接受像章，走了115公里路，翻山过河，一天半的时间只吃了两餐，其他二位也是从百里外赶到的。当部队领导把像章别在他们胸前，三名战士竟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疯狂的个人崇拜伴必定伴随着同样疯狂的政治恐怖。“文革”中不是曾风行过一句口号，叫做“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吗？“思想解放的先驱”张志新当年就是因为“反对毛主席”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类似这样的惨剧时有发生。更有甚者，有人仅仅因为不小心打碎了一尊毛的塑像，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大牢。
如今，“Hi，希特勒！”和“三忠于”、“四无限”都已成为历史，但个人崇拜并没有在残存的共产党国家彻底绝迹，比如在北朝鲜，这种愚昧与狂热不是依旧可悲地笼罩着人们的生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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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注1：天津人民出版社《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260页
注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评介》，232页
注3：江苏人民出版社《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