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9日讯】1月8日在北京南站城管抢走了捐助流浪者的大衣，对此尽管不承认，但在寒冬腊月捣毁他们栖居的窝蓬这是事实，和强拆把他们赶出家园又有什么两样？他们住着高楼大厦、设备齐全都嫌冷，数九寒天对他们进行驱赶，且问你们的人心在哪里？你们家的狗儿猫儿又能如何，难道也露宿街头吗？这确实是一个人性问题。
都在同一蓝天下，本应得到同样的阳光，北京南站桥下路边用废弃物搭建窝蓬的流浪人员多是无家可归或是有家难回的上访一族。鸟儿在树上可以搭个窝，兔儿可在地下掏个洞，人们都加以保护，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且问我们人呢。在灾难面前我们都感到无奈，非常渺小不可抗命，也感同身受，不分你我同舟共济。可是遇到人祸呢，却置之度外，有所超然，这不但是权力的扭曲也是人性的扭曲。
美丽的中国不但光鲜好看，更需要人文关怀，心灵之美，文化之美才是真正的美。人生天地间，桥下路边在北京流浪者、上访村、已形成了一个部落，难道连立命的权利也没有吗？原先四五十年代没有户籍制度，自然来自然去自由地迁徙。作为一个自然人不管流落到哪里，搭起了窝蓬用土坯加上几根棍子垒起房子就是他的家。原来的荒郊野外后来叫城乡结合部，现在的城市人多数的前辈们有的是逃荒有的是落难，都是这样定居下来的。后来当官的、当兵的、发财的、升学的、有门路的都进了城住上了高楼大厦，现在他们成了这座城市的主宰，然而当今这些流浪一族们仍定格在那个年代没有被认同，对底层的不公平就是对社会的不公平。什么叫正常职业，什么又叫做非正常职业，都去打工，垃圾谁拾？这也是贡献，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组成的，必须公平的对待他们才能讲得通。
首都不是你们一个人的首都，中国也不是你们一个人的中国，流浪一族夏去冬来他们以严寒酷暑为伴，以垃圾菜叶剩饭残羹为生，几根木棍可以支起帐篷，一块泡沫可以席地而坐，一块塑料可以遮风挡雨，虽算不上是建筑材料对他们来说却是生活所必须，那个能支撑他们睡觉的地方和那些高楼大厦相比同样重要，且问城管们这些用品就是他们的唯一家当，你们还有什么可清理的。
这是一个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我们现在已不是一个物资缺乏的年代，却有一个物资贫乏的人群。有人以垃圾为宝，有人以宝为垃圾，这是何等的差异？流浪者能把废物利用搭成一个他能够睡觉的地方，只要睡着了我相信他们就会做梦，他们可能梦见了茅草屋也可能梦见了金銮殿。且问皇宫太子们你们那些专制梦在当今世界还能继续吗？
每当工商们把那些三聚氰胺奶粉等垃圾食品还有垃圾衣物焚烧倒掉时，那些不得温饱的人们见了却心疼的流下了眼泪。五十年代民政部发放的救济大多都是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有的分个军用水壶，有的分个军用书包，有的分个棉帽子，有的还分个日本军用马裤和棉袄都血迹斑斑，也从不嫌病毒而把它当成党的温暖。先前我们都生活在最底层，现在却分天上人间三六九等，有的刚扔下讨饭棍升了官就去打讨饭的，真是天地良心。
刚建立起的共和国，老百姓最听党的话，有毒的不能吃犯法的不能做，一切都按指示办事。“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教科书报刊广播电台说什么我们相信什么。60年大饥荒，蒋匪帮要反攻大陆“千百万人民要人头落地”，我们贫下中农怕他们“反攻倒算”哭成一片，沿海地区经常捡到一些传单，糖果和饼干，当官的说有毒不能吃，我们都一一上交。大饥荒的年代，只要没有毒，动物能吃的我们都吃了，当时还有个《代食品证》，什么叫代食品，一家几斤花生皮、几斤玉米皮、几斤地瓜秧、粉碎后像豆腐渣一样并限斤限两发给你，本来这是人不能吃的东西，什么草根、树皮为了填饱肚子又不得不吃，有的地方还有人吃人的现象。什么叫穷急生疯，狗急跳墙，有偷的、有抢的、蹲监狱也不耻辱一切都是为了活命。今天回想起那些上交的“糖果”确实有点单纯幼稚可笑。
一边是慈善者送衣送物爱心施救，一边是城管抢走流浪者的大衣，捣毁流浪者的窝蓬，在道德人性上这是天与地的差别。
对弱者本应给予更多的呵护，权力对流浪者打着各种旗号进行骚扰侵犯，冻死饿死在街头的仍以各种借口进行推脱，死活都不想承担责任。这就叫做权大压倒一切。
救济站是否允许他们常住，工作人员是否又能把他们当人看，权力是否能把自己当成真正的施救工作者。有的流浪者为什么不选择救济站，这是他们的权利，有的绝大多数是上访一族，有的也可能有他无法言说的苦衷，这些都是问题。
我觉得一个文明的城市绝不能因为多了几个流浪者它就不文明了，一个美丽的城市也不能因为搭了几个窝蓬它就不美丽了。流浪也是一种文化应该包容。
2013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