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5日讯】（新唐人记者唐美华综合报导）不久前，中国大陆发生的《南方周末》事件，在短短一周的事态演变中，一度轰动了全球新闻界。《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共审查制度存在两大常规武器和一核威慑，尽管中共官方从未承认中国有新闻审查，但它的存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为此，中国新闻审查制度也史无前例地受到了关注。
2013年开年大陆第一个轰动新闻，就是《南方周末》事件。这一事件，起于《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篡改，导致编辑记者不满广东省委宣传部持续干涉正常新闻业务、扰乱既定采编流程。
尤其在历经大规模微博删帖禁言，中共中宣部指令全国部分都市报转载《环球时报》社评、强令《新京报》转载等官方压制之后，原本一个编辑部内部争取采编自主权的抗争，反弹为外部的街头论战和全球报端关注的公共事件。
《纽约时报》发表叶子草的文章说，外界对这个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为严密的新闻审查体系一向雾里看花。外界都知道中国新闻审查系统的核心是党的宣传部门，但并不清楚该部门与政府体系是如何分工协作。
文章说，中国新闻审查制度有三大武器，即事前禁令、自我审查和事后追罚。党的宣传部主要职能是对思想、文化、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路线掌管、导向控制和政策协调；具体的新闻业务监管，则主要由政府行政体系的新闻审查部门完成，即从中央政府到省到市的各级新闻出版局、广播电影电视局和新闻办公室。
新闻出版局原本主要负责对外宣传，然而，最近几年，新闻办又增加了管理互联网信息的新职能。国家新闻办五局，就是专门审查新浪、腾讯以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外报中文网站的部门。涉及报刊、出版、电视和互联网信息领域的行业准入、技术标准、管理规范，由这些政府体系的监管部门完成。所有这些政府机构都归口同级的宣传部门指导工作。
文章指出，当年羸弱的财政无法支撑新闻出版事业的生存，僵化的干部体制也不可能使新闻媒体在监督公权力方面有任何作为，从业人员的身份与其说是记者，不如说是宣传干部。各级党的宣传部、各级政府新闻监管部门的传统新闻审查核心架构，延展为宣传部、政府新闻监管部门、国有媒体集团这样的全新层级机构。
2010年前后，在持续收紧新办媒体的刊号审批后，新闻出版署也收紧了新闻记者证的发放，将新闻采编资格考试与记者证申办分离，重新以新闻机构为单位核发记者证。相当多体制外市场化媒体招聘的记者，即使通过了新闻出版部门组织的资格培训和考试，也不能获得记者证。
因此，在强化国有传媒集团这个主干的同时，新闻审查的触角也越来越深入。中国的新闻审查可以归纳为三部曲：事前禁令、媒体把关、事后追责。文章认为，前两者是常规武器，后者是核威慑。
文章介绍，在中国，事前禁令是新闻审查机构的主要工作，包括定期通气会制度和口头禁令。定期通气会不仅针对传统的党报刊，重要的时政财经类市场化媒体也会被定期召集。通气会由中宣部新闻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主持。
一般是三部分内容：希望大家配合宣传的；要求大家在报导中注意避免的；以及直接要求大家不做报的。而对于一些突发事件，新闻审查机关需要和新闻记者抢时间，他们会采用口头通知的方式发布禁令，或者要求大家只能刊发新华社通稿，禁止“自选动作”。
以前，所有禁止媒体报导某个事件的命令，都是直接由宣传部通过传真发给新闻媒体的社长或总编辑，再由其向编辑部门传达。但传真件很容易留下证据，而且单线联系，信息很容易被阻断，因此，现在这些突发禁令已经转变成多渠道的口头传达。有人打电话给总编辑，有人打电话给值班主编，有人打给网站主编，让新闻单位毫无借口可找。还有就是对于一些经常惹麻烦的媒体进行重点监控，俗称“点射”。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宣传部对某些全国性的媒体进行常年一对一监控，一个宣传部官员负责一家媒体，不仅直接通知禁令，也负责模仿这家媒体的风格撰写稿件，把稿件直接发给媒体要求刊登。由于这个宣传部官员常年与该媒体打交道，他甚至可以在媒体里培养线人，一旦得知媒体有不利于该地方的选题，他可以迅速向上汇报，然后通过该媒体的上级发布新闻禁令或者广告俘获的方式，将不利报道扼杀于摇篮。
另外，中国媒体一般采用三审制，即编辑初审、部门负责人复审、主编或总编辑终审。传统党报党刊时代，新闻从业人员都属于党的宣传干部，尤其主编总编一级更要求“政治过硬”，其终审把关足以避免“给党添乱”。市场化媒体出现之后，这些体制外报刊的主编、总编也大多是对外聘用，三审制已经难以起到“把关”功能。
近年来，新闻审查机关还开始强调“四审制”，即要求这些市场化媒体名义上的国有主办方，也必须派出体制内官员对每期报刊进行刊前审读把关。体制内官员加入后的事前“把关”，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自我审查、自我阉割。
文章说，在如此严密的新闻审查机制下，逃脱事前禁令和媒体自我把关这两个常规性武器的漏网之鱼少之又少。事后追责这个威慑性的“核武器”，较少再来自于宣传部门阅评小组的事后审读意见，而主要是肇始于新闻报道批评对象的事后报复。这些批评报导的对象大多是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垄断巨头和权贵阶层。
事后整肃的惩戒手段“内外有别”。对于这些体制外媒体，多是不换思想就关门，通过停刊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而对于像《南方周末》这样的体制内媒体，则是不换思想就换人，通过控制负责人来控制媒体。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体制内媒体，自我审查越来越严重，媒体失去自我判断，成为驯服工具；而体制外媒体，则可能在全员失业、所有投资血本无归的威胁下，走向远离新闻的选择。
文章最后评论说，对于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国新闻从业者却一言难发。微博上每天都能看见编辑记者宣布离开这个行业。对新闻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但对中国新闻人来说，这也是最坏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