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9日讯】 李安凭电影《少年派》再次夺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不但在大陆电影界反响极大，在普通网民中也引起热烈议论。其实说到底很简单，李安的电影有人性光辉，有自由精神，有深厚的人道主义。如果说西方电影也有什么“主旋律”，人性和自由就是主旋律。
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去世前说过“党管艺术，艺术没有出路”，这句遗言被当时中共的文化官僚怒斥为“赵丹临死还放了个臭屁。”试问在中宣部和广电总局的戒尺敲打之下，中国大陆能出什么好作品和好导演？
现在中国大陆的电影进入“大片时代”，动辄投入几亿人民币，场面一部比一部宏大，内容一部比一部干瘪，思想一部比一部苍白。抚今追昔，不免令人怀想八十年代“第五代导演”曾经有过的黄金时期。 后文革的“先锋电影”,《一个与八个》是第一只春燕。我看过这部电影的未删节版，《一个与八个》的电影语言和审美视点的冲击，至今令我仍难以忘怀。想不到，这部片子却在僵化的体制与观念前触礁，被大幅剪辑和修改，把最有血肉和闪光的部分硬生生剥离了。
然而春潮已经涌动，这群“第五代”新人对思想统制与文化统制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冲击。《黄土地》、《红高粱》为其中的佼佼者。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其时伤痕文学、《今天》地下诗歌、星星画派、先锋戏剧等都是这股磅礴洪流的组成部分。在那个向往自由的年代，意识形态旧范式受到空前挑战。正当这一代青年导演迈向思想与艺术的成熟期之际，1989年的六四事件使历史在激荡之中逆转。张艺谋的《活着》、田壮壮的《蓝风筝》先后被打入冷宫。“第五代”的黄金岁月猝然结束。他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被释放出来的自由意志和探索精神，在滔滔物欲之下急剧沉沦。后六四时期的电影一直延续至今，正是社会的缩微景观，人欲横流、寡廉鲜耻充斥各个角落。
作为个体的人无法挣脱时代浊浪而随波逐流，尚且情有可原。但是作为时代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却媚权媚俗加拜金，还要做着奥斯卡的清秋大梦。他们在六四之后一度沉默而后迷惘，由迷惘而沉沦，终于在滚滚俗流之中自得其乐。见到人家李安的《卧虎藏龙》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张艺谋就拾人牙慧去拍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英雄》，跟着拍武侠加侦探的《十面埋伏》。陈凯歌去拍豪华大烂片的《无极》；吴子牛去拍能“卖埠”的清官戏……
所谓“第五代”的艺术生命，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其中恶评如潮的《英雄》不但艺术贫血，其主题思想更是对普世价值的反动，张艺谋却说：“电影就是电影嘛，要那么多哲学干什么？”难道《英雄》没有哲学吗？有，是皇权加奴才的哲学。当《十面埋伏》拙劣虚假的故事被坊间讽刺挖苦得体无完肤时，张艺谋又说：“看电影就是找乐子，这么认真做什么？”这是张艺谋对自己和整个“第五代”青春的背叛，艺术的背叛，思想的背叛。《红高粱》、《活着》没有哲学？拍这样的电影是为了给老百姓消闲找乐？
陈凯歌的片子再烂，至少他迄今为止还未为专制主义去粉刷牌坊。反观张艺谋则越行越远，从“杀子”加“乱伦”阴森森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再到《三枪奇案》，糟粕的腐臭冲天而起。张艺谋还讲过：“个人很难和体制对抗。”，这或者是一句推心置腹的自白，也从中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体制也只能制造出源源不断的文化垃圾。
更有甚者，张艺谋不和体制对抗之外，还俯首帖耳地和这个体制合作，并把这种合作还延伸到银幕以外，从京奥开幕式到中共建国甲子大寿，人们看到的是加盖张艺谋烙印的仪式，诸多文化声威符号被剪贴出来，组合出宏大的所谓“史诗”效果，用以歌颂和烘托盛朝气像，物华天宝。在那些肃穆仪式中，只有对国家图腾的忠顺和崇拜，让人觉得在这种价值体系里，只有国家的威仪和集体的群像，而看不到生命，看不到血肉，看不到个人。一个礼乐大典搞成这般模样，拍电影也同样看不到生命的律动，人性的挣扎，这叫什么艺术？
如果说李安第一次以小成本的《冰风暴》夺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曾一度煽起大陆导演对外国电影奖的欲望。那么自从张艺谋的《金陵十二钗》争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铩羽而归，再到李安本届二度得奖，那些和专制体制合作无间的大陆导演，应该是买了个明白，他们真的绝望了。原来中国电影的虚火和贫血，不是他们的才华问题，而是这个体制让他们对奥斯卡彻底绝望。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