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5日讯】【导读】没有一个人会像江泽民那样身居最高位而身世却遭到重重质疑；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一次次急于为自己立碑作传，而借用一个外国人的名义出版的传记，却引来对他身世更多的质疑。那么，江泽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到底有怎样的身世？他又是如何从一个不被看好的过渡性人物，而变成了一个独裁者？历史安排江泽民这样一个人物，到底让他扮演怎样的角色？大纪元编辑部的《江泽民其人》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披露了江泽民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并以跨越时空的手法，揭示出其前世今生及未来下场。
（接上期）
第十一章 洪水滔天死保龙脉 草菅人命哀鸿遍野（1998）
1﹒小洪水引发大灾难
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遭遇了一场世纪洪灾。
尽管中共新闻媒体统一口径称此次洪水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但许多水利专家们却认为，这场洪水本身其实并不算“特大”。衡量一场洪水大小的重要标准是最大洪峰流量。根据长江宜昌水文站的观测资料，此次洪水期内最大洪峰流量是8月16日出现的63,600立方米／秒，略大于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60,300立方米／秒，但远未达到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72,300立方米／秒，因此，专家认为此次洪水应该属于“小洪水”。
然而这次洪灾却意外地酿成“高水位，重灾情”。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灾难过去后，官方的内部统计证实：洪水受灾人口近4亿，死亡近5000人，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亿元。
国内曾对这场洪灾的原因有过争论，焦点是天灾还是人祸。很多专家认为这次洪灾虽是天灾，但更主要的是人祸。其实，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江泽民执意要严防死守，拒不分洪，这场灾难的损失完全可以不必那么惨烈。
2﹒严防死守 保江龙脉
1998年8月6日，长江上游第四次洪峰将到达湖北宜昌。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联合呈上了启用荆江分洪区的请示报告。中午12时，沙市的水位已经达到44.68米，超过了1954年特大洪水的最高洪水位（44.67米）。分洪区群众开始向安全地带转移。16小时内，分洪区完成了33万人、1.8万头耕牛的安全大转移，但是荆江分洪闸最终没有被开启。
按照国务院专门制定的长江防洪计划，一旦沙市的水位达到44.67米，荆江分洪区就必须开闸分洪。此后的8月12日和8月16日，荆江分洪区的居民两次转移，为分洪做好准备，而分洪闸依旧没有打开。
8月17日9时沙市水位上升到历史最高水位45.22米，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高出0.55米。
在此前一天，8月16日22时30分，温家宝在沙市听取气象、水文专家的汇报，决定是否要分洪。而江泽民则在四个小时前（18时20分）就已经发出命令，沿线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死守决战，夺取全胜”，否定了分洪方案。
事实上针对这次“特大”洪水，江指示中共中央确定了“严防死守、力保长江干堤”的方针。在7月21日深夜12点，江泽民打电话给温家宝副总理，要求“沿江各省做好迎战洪峰的准备……，严防死守”。7月28日第三次洪峰正在通过武汉三镇，当时新华社报导：江泽民对此“十分关切”，他在给温家宝的电话中，要求“人在堤在”。 8月14日江泽民在湖北省视察抗洪时指示：“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
“严防死守”的口号被喊得震天响。在汛情的发展中，尽管洪水滔天、愈来愈猛，尽管地方多次呈请中央启用荆江分蓄洪区，分洪的方案都没有得到江泽民的批准。
其实利用分蓄洪区减轻洪水危害，是西方发达国家防洪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因为按协议使用分蓄洪区，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荆江分洪工程建成于1952年。在1954年特大洪水期间，荆江分洪区曾被三次启用，使最高洪水位减低了0.96米。据专家分析，如果1998年利用荆江等分蓄洪区分洪，应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将8月17沙市的历史最高水位45.22米降至44.26米。倘若如此，则长江水位就不会在荆江河段造成如此紧张的洪水险情。
外界一直难以理解江泽民为何拒不接受专家们的劝告，坚决不同意从荆江分洪。后来有人传出，江泽民当时相信了在中南海走红的一位易学先生透露的“要保龙脉” 的“玄机”。江泽民相信如果从荆江分洪区分洪，主动决堤，就等于挖断了自己的“龙脉”。1998年是虎年，正是江上台近10年的第一个本命之年，江泽民更是不敢怠慢，于是决心严防死守，决不可主动开闸泄洪。
中共号称“无神论”，不过党内很多高官却非常相信风水，求神问卜的不计其数。毛泽东以“8341”命名自己的禁卫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在进北京前，有老道告诉毛四个数字“8341”。毛不解其意，但仍然以“8341”命名自己的禁卫军。后来毛死后，才知道“8341”是指毛活到83岁，从1935年遵义会议掌权到1976年逝世，一共掌握最高权力41年。
中共高层领导内部都知道江本人十分信奉风水、阴阳、命理。“六四”学生运动遭镇压后，江泽民也希望通过风水来延续统治，当时在北京做了三件事。一件事是给白洋淀灌水。北京六朝帝王之都，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临水，是所谓披山带河的风水宝地。但是中共统治造成的生态危机使北京南面的白洋淀干涸。因此江泽民打着恢复华北明珠的旗号，给白洋淀灌水，实际则是为了恢复北京的风水，以求江山永固。第二件事，则是加高天安门的旗杆。因为天安门放着个停尸房——毛主席纪念堂，破坏了故宫的风水，而旗杆的高度比停尸房还低，风水先生说这样阴气太重，于是江泽民又以扬国威，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为名，增高旗杆。增高后的旗杆远远高于毛的纪念堂。第三件事是搬走天坛的土山。这个土山是毛泽东时代深挖洞广积粮挖出的黄土，堆积在天坛公园朝天神路的西侧，形成了一个比祈年殿还高的土山。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江泽民命令把土山搬走，在原来的地方种上柏树。
江很在意犯忌，虽然到处走，“镇江”这个地方江泽民就从来不去，因为怕被镇住，坏了风水。江泽民对下属的言语吉凶更是敏感，谁要敢犯了江的忌，必给以颜色，连省级干部都随意撤换。
前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在任期间到机场热情迎接江泽民到湖南考察。王茂林准备大大地款待江氏一行，早已为其安排好了一切。王茂林非常高兴豪爽地对江说：“到了北京听您的，到了湖南来听我的。”这句话在中国人来讲，都知道是盛情款待的意思。可独裁意识极强的江泽民已经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考虑问题了，一听“到了湖南来听我的”这句话就认为是要夺权的谶语，极为不满。事后没过多久，就将王茂林调到北京当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当副组长─一个形同虚设的职位。 王茂林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于是百般向江泽民表忠心﹐后来江终于给了他一个掌握实权的职位──“610”办公室主任﹐结果2004年底被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告上法庭，并在反对迫害法轮功的“追查国际”组织那里挂了号。
江泽民还喜欢好名字的吉利，比如滕文生、贾廷安、由喜贵、王沪宁等人有了好名字就可以升官，李长春的名字也很好，很受江泽民的重用。
这次长江大洪水，江死保其“龙脉”，拒绝启用荆江分洪区泄洪。朱镕基、温家宝等人只得硬着头皮执行江的指示，对外则说是泄洪会造成更大经济损失。事实是，这次洪水期间，荆江分洪区的居民曾3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为分洪做好了准备，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即可分洪。
在江泽民的天平上，洪水灾区亿万民众的生死远远不如他的“龙脉” 重要。
3﹒借机调兵 坐实军权
江泽民拒不采用分洪方案的另一个原因，是要借此调动军队，真正掌握实权。
江泽民虽是军委主席，但是一辈子没摸过枪，更没有老将军们疆场拼杀的资本。没有机会在军中树立威信，在关键时刻军队是否能无条件服从其指挥，江泽民心里一直没有底。邓小平死后，江更加急于找机会建立自己在军中的绝对权威。然而在和平时期大规模调遣、演练军队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否则势必引起周边地区的不安和抗议，甚至引发国际争端。1998年入夏以来长江出现几乎是全流域范围的洪灾威胁，江泽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1998年8月7日，长江的九江段干堤决口。当晚，江泽民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长江抢险工作的决定”，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总参谋长傅全有随即下达命令，要求被指定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在接到命令后2小时内，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迅速开往前线。
在这次军队“抗洪抢险”行动中，江泽民调集了广州、济南、南京、北京和沈阳军区，包括空军、海军、二炮、武警部队以及解放军沿江沿湖各大专院校，共计10多个集团军、30万官兵。114位将军、5千多名师团级干部听从江泽民调度亲临长江大堤。在这场洪水中，总计出动官兵700万人次，组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500多万人次，用兵总人数居然超过了中共建政之前的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军人数的总和。
此外，江泽民在抗洪部队中还进行了“指挥互换”的操演，如将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对调指挥。这显然与抗洪抢险毫不相干，完全是军事演习的训练内容。不但如此，抗洪部队还经常接到换防“转移阵地”的命令。例如，某摩托化师被紧急空投至武汉，再赶到800里之外的石首、监利——如果只是为了紧急抢险，直接空投石首、监利自然最快，何必让将士空耗体力，而且还耽误时间？又如，北京军区某部先在江西九江抢险，然后接到命令赶往湖北沙市，最后又急急赶赴湖南岳阳，如此等等。
实际上，冠冕堂皇的“抗洪抢险”口号，不过是使得江泽民“师出有名”，能够在和平时期检验自己对军队的权威控制而已。如果采用分洪方案，江泽民就不可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兵力调集和军事操演，因此江无论如何坚持不分洪。灾区亿万百姓的生命财产，不过是用来调兵遣将的砝码，几十万官兵的性命，在江泽民眼里也不过是儿戏。军队士兵们奋勇拼搏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时，并不知道将百姓、官兵性命置于险境的正是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在此期间，江泽民还特意过了一把军委主席的干瘾。
8月13日上午，江泽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一起乘飞机到湖北沙市，查看长江堤防重点险段的位置和参加抗洪抢险部队的兵力部署。在飞机上，江泽民问张万年：“现在沿江一共有多少部队？”张万年答道：“解放军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仅在湖北，就集结了8万多兵力。济南军区、南京军区还准备了5个师的兵力，正处于紧急出动状态，可以随时调用。这是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以来，我军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
他们到达荆江大堤后，在众多记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前，张万年打开军事地图，向江泽民汇报了参加抗洪部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身穿军服头戴军帽的江泽民像总指挥那样地问张万年：“济南部队现在哪里？”张万年指着地图答道：“在武汉。”江泽民又问：“空降兵部队呢？”张万年答道：“在洪湖。”接着张万年又向江泽民汇报……。”听完汇报后江泽民发表演说：“事实证明，我们的部队不愧是一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与老百姓有着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的人民军队。还是那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过瘾！”江泽民真是过足了军委主席的干瘾。和平时期的司令不需要冒任何危险，如此指东道西，江的发挥可以演好几遍。悲哀的是，如果真的是战争来临，恐怕连江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不管怎样，江泽民利用长江洪水，组织了自“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进行了一次渡江战役以后的最大一次兵力调动，满意地检验了军队不顾险情只听命于自己“核心”地位的“政治觉悟”。通过这次调兵，江泽民真正地掌握了军权，完成了第二、第三代之间的权力交接，这正是“严防死守”背后的第二个真实目的。
4﹒大堤决口 哀鸿遍野
洪水期间，江泽民除了不断下令增派军队和武警，还指示各级官员务必增派人力物力严防死守大堤。据水利部门统计，仅长江沿途调动官兵及民工7,000万人次以上，投入财力物力100亿人民币。
在江泽民不同意分洪的情况下，在“严防死守”、“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的指示下，100多亿元劳民伤财的财力物力投入并没有收到成效。从8月1日到8月5日，长江嘉鱼县排洲段、九江段、江心洲等民垸先后溃堤，8月7日，长江主干堤决口。
嘉鱼县外江民垸合镇垸是在8月1日最先溃口，决口处经过官民五天五夜的围堵、外围炸沉船舶、打桩，固定铺板，灌注泥石堵口等办法终于堵住了。但 8月5日，长江嘉鱼县排洲段、九江段、江心洲等民垸先后溃堤。
长江嘉鱼县排洲段大堤内人口密集，是土地肥沃、风调雨顺的鱼米之乡，且工商业也很发达，工矿区林立。下游的二十多个乡镇近五十万人口，年富力强的劳力都上堤筑坝去了，滞留在家的都是年迈体弱的老人、妇女及初级中学以下的儿童。由于决口是发生在8月5日深夜，浸泡了一个多月的大堤终于抵抗不住越来越高涨的洪水的冲击，洪水一下子就决开了50米的大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村庄、向工矿区、向学校、向农田奔泄。守卫在堤坝上的近100名武警官兵和民工当即被洪水卷走，睡梦中的老人、妇女及儿童有的还没惊醒就已被洪水吞噬。惊惶失措的人们有的爬上屋檐、大树，但不一会儿，屋檐和大树就在洪水的冲击中倒下了。祖祖辈辈的辛勤劳作创造的财富及栖身之地顷刻间化为乌有，鸡鸭猪牛等牲畜多数葬身洪魔的大口。从8月5日深夜3点到第二天下午，短短的二十四小时里，天塌地陷，数十公里内一片汪洋，洪流滔滔，哀鸿遍野。
大小官员们一面调配大车大船堵塞溃口，一面组织船只在洪水中抢救幸存者。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咆哮的洪魔，没有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决口处推置粮袋、车辆也好，还是炸毁船舶也好，打几个水泡就没有了踪影。救护洪水中的幸存者更是爱莫能助，鞭长莫及，因为船舶上的官兵在凶猛的洪水中自身难保。救援工作受到很大限制。
8月6日到7日，除了一部分爬上大树、高楼的幸存者被救助以外，全县1.1万人“失踪”。事后，湖北嘉鱼县的民政部门内部统计得知，全县两次决口期间，在洪水中死亡及失踪妇女、儿童及老年人1.1万人，官兵及民工1千多人，很多家庭妻离子散，有一些家庭全数葬身洪水，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8月5日那天，长江下游的九江段、江心洲一同溃口，所幸这两地溃口都在白天，人员伤亡要少一些。8月7日九江长江主干堤决口，官员们一时间手忙脚乱，像热锅里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指挥员手足无措，下令胡乱向决口处抛进物品，只要能装的物资都向决口倾倒，推进大米、稻谷、黄豆等粮食达500万吨，大卡车50多辆，炸沉船18艘，后来调集一支来自张家口地区约200人的堵漏特种兵团，采取了外围打桩，固定铺板，灌注泥石堵口，终于把决口堵上。此次溃堤共造成了82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除排洲湾死亡1.2万人外，外江民垸合镇垸、九江段、江心洲及九江长江的四次溃口共死亡平民百姓6千多人，损失财产达500多亿元。
到了8月中旬﹐已有2.4亿人因洪水肆虐而撤离家园﹐与此同时﹐洪灾地区爆发了传染病﹐此后灾区人民一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可是﹐被库恩称为“改变了中国”的江泽民﹐在这段时间做着什么呢﹖库恩的书里说9月初﹐江泽民邀请“15位杰出电影艺术家到中南海做客”﹐江泽民是要组织艺术家们为灾区难民搞赈灾义演吗﹖错了! 照江泽民的话说﹐那完全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开心一刻”。书中写道﹐“曾庆红看到自己的领导江泽民兴致颇高﹐便邀请江背首诗。江从不怯场﹐他用俄语背了首诗。”“不出任何人的意料﹐江泽民主动地坐下来开始弹琴。曾庆红立即请嘉宾们一起跟着唱。”“江演奏的是俄罗斯旧日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年轻女演员跟着唱了起来。接着﹐大家唱起了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大海啊﹐故乡》。“由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歌词﹐大家都唱了起来───尤其是江本人﹐更是引吭高歌。”在长江变成“汪洋大海”威胁着亿万人民的生命时﹐江泽民却高唱着“大海啊故乡”﹐一向讲究避讳的江泽民这时却又百无禁忌了，其心中何曾有一点关心人民疾苦的影子﹖
1998年举行的第七届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原水利部长、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杨振怀在分析洪水造成重大损失原因时说：未按原规划使用分、蓄洪区，是致使洪水逼高的主要原因。
面对这一重大的决策失误，江泽民指示媒体进行全面掩盖，官员们统一口径、统一上报人员死亡及财产损失的数据，将统计数据缩小到最低限度。人员死亡与财产损失，实际情况是官方报导的五十倍以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江泽民违反自然规律、废弃水利专家荆江分洪的建议造成的惨重损失，库恩的书写道：“江赞扬了人们取得的成绩，并称他们的抗洪斗争证明了党、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作用”。江泽民还不忘把中华民族扯上来为自己粉饰罪过。他说：“这一胜利还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伟大民族。”凝聚在哪里呢，当然只是在江“核心”的周围。
在中共的宣传机器中，在“百年一遇特大洪水”说辞下，如此惨重的人祸仿佛真的只是一场天灾，江泽民的罪责被完全掩盖过去。
这一谎言，不禁令人想起1959－1961年的那三年饥荒灾难。在那段时间里，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多达3000多万人，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因饥馑死亡最多的一次，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1.5倍。中共官方把这一灾难归咎于“特大自然灾害”。
但后来学者们却发现，在那三年中，中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和旱灾，属正常年景。发生如此惨祸的原因，是因为中共1958年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运动，把中国搞得民穷财尽，而当局为粉饰太平没有采取救灾措施。在国内人民处于极度饥饿状态下，还继续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国家，导致中国饿死那么多人。然而，一直到今天，三年饥荒的真相还被官方封闭着不敢让百姓知道，因此很多中国人把这场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人祸当成了天灾——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面对这场惨绝人寰的世纪洪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库恩的《江泽民传》里竟写道：“大洪水展现了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和诗人两方面的才华。”是的，罔顾客观规律，为了个人私利拒不分洪，可以无视数亿灾民的性命财产安危，这就是“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和诗人”的特殊才华。
5﹒猫哭耗子 现场做秀
这场前所未有的洪水灾难，还成了给江泽民脸上贴金、显示他“英明形象”的机会。把坏事变成“好事”，把自己造成的巨大灾难，变成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机会，这是江泽民最擅长的本事。
8月13日，溃口堵上、洪水下落后，江泽民来到了湖北，在武警官兵铁桶般的保护下，他手拿麦克风，满面愁容地到长江大堤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抗洪抢险是沿江地区当前的头等大事，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对着摄像镜头喊出了“坚定信心，决战到底”等口号。
新华社荆州1998年8月13日发表了这样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等一起，今天冒着酷暑亲赴湖北长江抗洪抢险第一线，看望、慰问抗洪第一线的广大军民，指导抗洪抢险斗争。”在这样的时候，江泽民的“喉舌”们总是知趣地避开了此时最需要关注的灾民，避开了所有的“阴暗面”，把聚光灯照向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的核心”。
自洪水退后，宣传部接到指示，要借“江主席”领导“抗洪斗争胜利的丰功伟绩”之势，为“江核心”造舆论，新一轮造神运动悄悄进行。于是中共的宣传口径和江泽民讲话的底气都有明显的提升。
中共报刊更是假借外国报刊之口，继续吹捧江泽民。甚至选用一些肉麻又可笑的语句为标题、副标题，赤裸裸地将江泽民捧上与毛、邓平起平坐的“伟人”之列。
6﹒蹊跷的洪水
1998年这场大水来得实在蹊跷。
在发大水的时候，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江泽民，江泽民，江水淹死人，就是说江泽民上台会带来水灾。
此说法并非完全空穴来风。1996年，江泽民去南方路过一著名寺院。在大殿上香后，江泽民便来到钟楼。不料方丈以善言百般相劝：“施主万不可在此撞钟。”江泽民大为不悦，毫不理会，撞响了古钟。老方丈当场半晌无语，只是默默垂泪不已。后来有人得知，老方丈曾言道，江泽民本蟾王转世，钟声一响，必定引发中原水族作怪，从此中原大水连年，再难平安。
在那之后，中国大陆水灾似乎确实比过去来得猛了。在98年这一江泽民的本命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洪灾。在后来几年，中国洪灾仍然频繁。
蟾王钟声一说，或许有点难以考证。但江泽民的确嗜水出名，一生不能离水，出访时亦不忘随时到水里泡泡，媒体上流传很广的就有他在夏威夷和死海游泳的照片，他入住的酒店也多选养有水生尤物。江的突出的蛤蟆眼及大嘴薄唇外貌特征酷似蛤蟆，五指张开的爪式鼓掌方式乃江的独家专利。
国外近年来人们从研究圣经《启示录》、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唐朝《推背图》等古今中外的著名预言中，发现江泽民在现在扮演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给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带来灾难。
江的出身和水有密切关系。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曾预言“一个虎年出生的三水之人将给东方带来巨大灾难”。江泽民1926虎年出生在江苏 （一水） ，发迹于上海 （二水） ，到北京后当上“三位一体”后居于中南海 （三水） 。提拔他发迹的几个人也带水性，例如江冒认江上青为养父而得到张爱萍的提拔，萍有水字；在上海得到汪道涵的提拔，汪有水字。江的政治恩人薄一波，帮他搞掉北京帮，波带水字。大家知道蛤蟆平生喜水忌土厌火，所以紫阳、乔石等必犯其忌。
浙江余姚县（现在改为市）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1982年，河姆渡遗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写的。江泽民得势后1992年9月去参观，看到题词是乔石写的，脸沉得很厉害。乔石名字的土石就是克江泽民的水，江容不下乔石，看见他的题词就生气。于是1993年5月，终于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把乔石的题词拿下来，挂上了江泽民的题词。
令人惊叹的是唐朝《推背图》第五十象直接预言了这场和江有关的洪灾﹐第五十象的图示画的是一只很凶的虎在草丛中寻食﹐成攻袭之势﹐其谶语中一句“兽贵人贱”寓意深刻。
第五十象颂曰﹕“虎头人遇虎头年﹐白米盈仓不值钱﹐豺狼结队街中走﹐拨尽风云始见天”
“虎头人遇虎头年﹐白米盈仓不值钱”指属虎的当权者江泽民（“虎头人”）在1998寅虎之年（“虎头年”）﹐出于私利不正常处理洪水导致严重洪灾。众人为了挡住大堤缺口﹐把许多的粮食当杂物抛入河中浪费掉﹐滚滚而来的洪水﹐更冲毁了无数“白米盈仓”﹐这些平日最值钱的东西瞬间就成为一钱不值的废物了。
后两句“豺狼结队街中走 拨尽风云始见天”暗示了一场正邪较量大风暴的来临与结局﹐形象比喻出江执政期间的军警司法等国家机器的行为表现。
五十象中金圣叹批注说﹕“此象遇寅年遭大乱﹐君昏臣暴﹐下民无生﹐息之日﹐又一乱也。”
前两句读者自明﹐后面“息之日﹐又一乱也。”喻98年大洪灾之乱刚过﹐未及喘息﹐1999年江对法轮功的镇压接踵而来﹐这“又一乱也”﹐将在下章详细讲述。
7﹒印尼排华事件
大洪水显示江泽民对于有多少中国人葬身洪水是毫不在意的，任何一次重大的天灾人祸，能利用来巩固自己权力的，江泽民就会充分利用，否则就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如果说1998年的洪水还有天灾成分，那么华人同一年在印尼面临的就完全是一场人祸。
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印尼发生排华事件，印尼华人财产遭到大规模的抢劫破坏，两千多名华人被杀死，数百名华裔妇女被集体强奸凌辱，有些人甚至被奸杀。
全世界对这种野蛮行径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美国国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发表声明加以谴责，很多国家政界领导人和社会团体纷纷对印尼政府进行了强烈指责。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报导。全世界的海外华人情绪激愤，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进行谴责。
而此时，江泽民竟然指示：印尼发生的暴行是印尼的内政，对此报刊不报导，政府不干涉。当时国内新闻媒体对中国人民封锁消息，事发半个月后才有一两个小报做了零星报导。中国对印尼的巨额援助，仍然按照原来计划进行。印尼政府对暴行的熟视无睹和没有及时采取必要的平暴措施，与江的这种暧昧态度是紧密相关的。事实上，如果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或警告，印尼华人当时的状况就不会那么凄惨无助，而且中国政府在那种环境下完全有权利，也有义务那样做。但江为了不影响自己与印尼当权者的关系，又一次罔顾人民死活，当了缩头乌龟。
江泽民的所作所为，让全世界华人心冷，也令海外华侨丢尽脸面──一个具有5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政府，居然连最起码的道义都没有。面对屠杀和强奸炎黄子孙的暴行，江泽民居然厚颜声称什么“不干涉内政”。江泽民视人命如草芥的冷酷本性、遇事胆小如鼠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接下期）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