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恩宠:中国至少应有六十五个省

【新唐人2013年4月6日讯】三月“两会”结束,习近平强调军队要听从指挥;俞正声、胡邦国强调:“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再次证明,习李体制将是个拒绝政改的体制,这无需花更多精力去争论。但对中共党治与长达二千年之久的儒教统治的关系,应该加以厘清,否则无宪政可言。

打工潮下的普遍家庭危机

中共党治所造成的许多深层次恶果,或许外界还鲜为人知。从三月十日,人大举行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的记者会,可见端倪。

安徽代表刘丽直言,农民工因长期夫妻分居,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她说:“农村人结婚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只能一人留家,一人外出打工。现在这个年代不像以前,一个女人可以抱着一个贞节牌坊过一辈子,也许很多人听了很意外,但在我们这个群体已非少见。这导致农村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也影响下一代的教育,导致两个家庭不得安宁。”

中国大陆现有二亿三千万流动人口,每年还至少增长八千万人,户籍制度存在着六十多种城乡不平等的福利,这不知毁了多少家庭?又有多少人成为性工作者?幼女卖淫绝非个案,没有安居何以乐业?垄断政治、垄断经济的体制,根本无法解决农民进城的安居,等待的将是社会危机大爆发。

司法经费长期短缺落后各国

中共仅口头上要依法治国,但却不懂这是个耗钱的事业。中国大陆各级法院除日常办公、办案经费缺乏外,据最高法院公布的数据,全国法院基建工程欠债高达九十七亿元,欠债法院有一千八百四十个,占一半多。

一个民族的公平、正义是耗钱的事业,因此法治国家难免要投入巨资来维持司法机关的高效运转。据统计,在法治成熟国家,其财政支出中司法经费占比重很高。如英国,法院、检察院、警察、监狱经费占财政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八左右。在德国,各州法院经费占全部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五。即便在法治水平较低的巴西,法院预算也占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七。有的国家甚至在宪法中规定司法经费占政府预算的比例。如秘鲁宪法规定百分之二。

但在中国大陆,工程师治国造成司法经费长期短缺。二○一一年最高法院统计二○○九年全国法院经费收入为四百六十七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这是“历史性突破”的年份。然而,同年全国财政支出约为七万六千亿元,法院经费仅占其中的百分之零点六。

各地法院七成五的经费来自同级政府财政。在各级政府以经济为重的考核制下,没有直接经济效应的司法机关难获财政倾斜。

中共名义上在全国搞“收支两条线”,但法院的诉讼费、罚没款上缴后,财政部门按比例返还给法院,本质上仍是“以收定支”。

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给法院下达了“指标”,罚没款到一定额度后,财政再按五成的比例返还法院。官媒称,近年来有全国一万名法官非退休、非工作调动的原因离开法官队伍,余下法官只有五成从事审判事务,其他随地方政府去完成创收工作。

中国至少应有六十五个省

法院将大量诉讼,尤其是将五十元一件的民告官案不受理,将大量诉讼当事人推向上访之路。导致访民像“蝗虫”般涌向各级政府,中共在法院之外搞个信访体系,变相砸烂了“公检法”,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此次人大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表明,行政体制的改革已走到尽头,拒绝政改再多机构精简或重组,都无法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权力配置问题。中共改革的三十年里搞了六次行政机构改革,均采取所谓的渐进式,虽降低了摩擦成本,但增加了实施成本。一再强调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都是美丽的谎言。

这次国务院编制,主要是砍掉铁道部,其它大致不动。有人提出,若没有“行政区划调整”,任何“大部制”的改革都无法有效。中国至少应分为六十五个省级行政区划,目前的区划并不合理,有的面积太大,管理难度也大,一届政府很难光顾每个区县。有的省面积不大但人口庞大,管理难度也加大。

二○○四年,时任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在港接受采访时透露,中国的行政区划改革将在两年内完成,改革后将设五十个省级行政区。但随后被民政部认为是不实新闻。

美国三亿人有五十个州,而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只有三十多个省级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中国分六十五个左右省级区划较合适。但分拆哪个省就意味着那个省的地盘被弱化,就会遭到地方大员的阻扰。另一方案是扩充直辖市,像南京、武汉、沈阳、大连、青岛、济南、深圳、广州、厦门、福州、杭州等。但现行的体制下,增设省份反而增加了行政壁垒,不利于区划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总而言之,中共的行政改革已走到无能为力的尽头。

儒教统治:专制主义的生产线

人们已对中共的改革不寄希望,习李体制不可能出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但现实中国的百姓至今大多数尚处于顺民、愚民和暴民的意识阶段。中共海内外的反对派,对如何实现宪政梦尚处于磨合中,对历史上儒家统治再生产专制思想的危害性,尚未有足够的认识。

儒学或儒教,是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派,主要由四书五经组成。公元前一三六年董仲舒上书汉武帝,于是中国进入思想统一于儒学的时代,儒学上升为国教。两千年中,中国大多数着书立说之人,无论其学说如何,总要到儒学中寻求根据,否则便是社会的异类,受到排斥。

儒家在先秦时代属诸子百家之一,先秦因灭六国而终结。而秦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法家,法家思想随秦朝而一度支配了中国,儒家与当时政府对抗,遭到迫害。秦以强暴而成功,但未能长期统治,二世而亡。鉴于秦的强大,刘邦也蔑视儒生。

汉武帝时,诸侯已强大到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因此武帝只有利用儒生们鼓吹的,在思想上讲“忠”,在实践上讲“礼”的儒学,逐步把诸侯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就使得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都对儒学非常赞赏。

至此,儒学在理论上的确立,是借助了极权政治排斥压制一切其他思想,强行让人们去接受顺从,以话语形式论证统治的合法性。

二○○六年五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的儒学统治》,该书由刘绪贻着,叶巍、王进译。这是刘绪贻一九四○年代在美国的硕士论文,二○○六年才译成中文。该书不仅揭示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儒学的需求,还揭示了依附于统治者的知识分子怎样积极进行专制思想的生产,以至违背精神生产的自由本性,扭曲自己的人性。汉代确立了孔子之术的国教地位,但对既定的经书来说,“说话者”已不存在,经书自己不能发出声音,必须由后来者对经书进行选择,对字话进行解读,这就是专制思想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儒生效忠皇上升迁获利阻止改革

董仲舒一开始便意识到专制思想必须进行常态性的生产,武帝接受了其建议,推行了四大措施;一、儒家以外的其他诸子学说被禁止,解除通晓这些人的职务;二、设《诗》《书》《礼》《易》和《春秋》五经博士;第三,吸收了几百名儒生进入官僚阶层,第四,制定国家的儒学教育计划。

公孙弘是第一个被封为候的儒生,公孙提出了以儒家知识和行为标准的文官升迁制度,武帝采纳。于是儒生群体不断扩大,逐步垄断了官僚阶层,构成了统治中国二千年间的统治阶层。

儒生知识分子集团依靠为其统治者读经、注经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究竟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什么,给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什么?他们使自已成为虚伪之人,异化之人;他们成为改革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抗拒,从王安石变法中见到例证。

历史到了近代,全球先进文化开始撞击着固若金汤的中国传统文化,专制思想的合理性开始脱落。历史证明,儒学之人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亦是如此;国人的冷漠很难摆脱既有的框架,缺乏进取心并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儒学的专制思想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巨大损害,至今难有人厘清;至今,很少有人对与儒学相辅相成的毛思想、邓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

中共建政后,借马列毛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但推行的方式却极为相似;改革后,又将“邓三科”的教条来替换马列毛,束缚国人的思想。中共的党治与儒教的统治在形式上极为类同,但现今中共的各路反对派还尚未厘清这一思路。中国宪政梦还处在探索之中。

中共党治与宪政民主制根本水火不相容,在传统意义儒学基础上也建不起宪政的大厦,台湾转型成功在于其政治精英均毕业于欧美或台湾的著名法学院,这是足以让全球华人理性思考的问题。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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