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6日讯】【题解】本书原名《还原一九五七》，后又想改为《还原一九五七论》。其所以多添一个“论”字，是考虑到，本书不是单纯在写一九五七年那段反右派运动的历史，而是还要对那段历史作理论的思考，是史、论并举，论从史出。后听从好友辛灏年先生劝告，说是不用添“论”字就是“论”，无“论”而论；故而，原名依旧。
在中共奉行黑箱作业、掩盖历史、毁灭档案、歪曲真相的情况下，人们在“还原一九五七”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持久的努力、挣扎，做出了得来不易的巨大成绩。在此基础上，我写出此书，主攻目标就是要揭示反右派运动的罪恶本质。史论是更高层次上的史实，是重在“本质”的实。我之所谓“作理论的思考”者，即期望能够达到由表入里，认透运动及其发动者的罪恶本质之目的。
灏年还劝我在内容上作一些大的删简，这一点倒很干脆，我做到了刀阔斧。另外在结构上作一些改组，把五篇合并为三篇，达到“凤头、豹尾、猪肚腰圆”。可惜后一点没有像前一点那样如愿以偿，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原因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细作下来工作量不小；碰巧我这一阵一面忙着背诵公民入籍的试题，同时又想赶在五月底以前，利用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五周年学术会议的机会，能出版此书以就教于来港参会的朋友们。于是就日夜兼程拚命忙，结果引起脑子打阵儿剧痛。真是不服老不行，毕竟岁数不饶人啊！又凑到一起，屋漏偏逢连夜雨——电脑欺我太外行，不知怎么一点竟把修改了半天的文件全部消失了！虽然苦恼得莫名其状，但千“蹶”仍“振”，决不灰心丧气。想到这里，我不能不感谢共产党在我的人生中让我经受了“屡战屡败”的摧毁性锻炼。我跟难友开玩笑说，当我轻于鸿毛时，你作为我的生前好友给我作悼词，可以这样说：“魏紫丹先生是失败的一生。”我不像人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那样：“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还原一九五七》序
作者：辛灏年
魏紫丹教授是一个“右派”，而我是一个“右派之子”。
我们曾经“同是天涯沦落人”，今日又“同为海外流亡者”。虽同属“自我流放”，盖因我们都是“不要共产党的人”，而不是“共产党不要的人”，所以，我们“同气相求”，自然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当然，“要共产党的人”和“不要共产党的人”；或者是“共产党虽不要你，你却要共产党”，这里面的区别和讲究就大了。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在海外的感情趋向，基本立场，行为方式。这对于在海外为人与交往，固然是一种界限；而对于一对志在“还原历史”者，其中的关系便尤其要紧。虽然我要辨识“谁是新中国”，他要“还原一九五七”，但我们注定是要“顺途同归”的。
不过，促使着我们相识的，连接着我们的志向的，加深了我们友情的，还是海外的一家完全独立的民间历史文化季刊——黄花岗杂志。我是这个杂志的编辑义工，魏老则是这个杂志的主要作者。我从来稿中，发现了一个情致超然、文笔生动、思想深邃的“老右派”，他则在与我联系稿件的交往中，发现了我这个压根儿就“不承认共产中国是新中国”的右派儿子。我们欣然相识，不仅在对一九五七那个“悲惨世界”的回首中，有着共同的语言；而且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辨识上，一起指斥那个“颠覆了共和、复辟了专制”的马列中国，绝不是“新中国”。于是，“还原一九五七”这个题目，就首次出现在黄花岗杂志上，我当时为它写下的按语便是：“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的新著《还原一九五七》一书，无疑会成为一部真正还原了‘一九五七’的学术著作。其充满着学术精神的严密论证，特别是他对马列主义、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毫无恋情和决绝之慨，犹将他对‘一九五七’的痛心研究和艰难追述，推升到了一个更其纯净和高远的历史境界……”（《黄花岗杂志》二零零五年第一期》……”
我与魏老终于成了忘年交。这些年来，我总是认真阅读他的大作，几乎每一次都伴随着我由衷的赞赏和叹息。他则因为对我那本历史书的满怀赞成，总是在想着和写着与之相关的文章。后来，他那晚来的文学兴趣，竟促使着他开始阅读和研究起我早年的小说来了，甚至和另一位因写文章公开批评我，却与我成了朋友的大陆教授一起，接二连三、颇费周章地为我三十年前的小说，写了好几篇文学评论，可谓字字在理，句句真情。我将它们压了很久，才负疚似地将它们发表出来。因为我一生从未请人为我写过一篇“吹捧”的文章，在国内共产党的那个文坛上，自己向来不屑于此，别人也根本不敢碰我。犹如当年一位时髦的评论家所言：“给他写评论，就是给自己找麻烦。”是魏紫丹教授才为评论我的小说开了这样一个头。而他俩都因沉浸在对时代和生活的反思之中，又置身于自由的海外，所以写得都相当地透彻与深沉。这对远离故国，早已背离昔日文坛的我，虽是一种慰藉，还是给了我晚年回归文学之后，能够继续“上下而求索”的信心。
我与魏老的友情，是“隔代”情，也是“忘年”，且是日见其深。他对我的关切，甚至是对我的偏爱，总是让他对我时刻充满着忧心，时时在我的心中激起重重的温情。前一向，我因病而未与他联系，他因担心我而寝不能安，信中的忧心悲切之词，令我心酸。而我因为研究、写作、讲演和编杂志，四处奔波，太忙也太累，与他的联系也就少了。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为他做过什么，内心里虽然对他充满尊敬与爱戴，却时时感到自己对他的欠缺。所以，当他要我为他的“还原一九五七”这部巨著写序时，我虽然觉得难负重任，但是，我与他十年的友情，我与他共同的使命，还有我与他“右派与右派之子的缘分”，都使我不能推却、也不敢推卸。
魏老从发表志在“还原一九五七”的某些篇章算起，于今已经整整八年了。八年来，他经过不懈的努力，用“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精神，特别是怀着对历史忠贞不二的意志，怀着对在“一九五七”年所有遇难者的痛苦深情，怀着他对我们民族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期望，终于就要出版他的巨著“还原一九五七”了。
对魏紫丹教授的这部巨著，我将有一篇实实在在的专论会发表出来。在这篇短序中，我只想简略地说，这部巨著的不凡之处，就是它确实达到了那种“纯净和高远的境界”，而此一境界的三个明显特征，就是——“还原的学术性、还原的真实性和还原的真理性”。其学术性的表现，便是明晰的哲学高度。而构成这一哲学高度的，就是他为“还原一九五七”，所付以的“高屋建瓴的哲学思考”，所独自建构的“逻辑严密的方法论体系”，还有他那种“贯彻始终的历史感”。正是上述三个特征，才体现了这部巨著深刻的思想性和悠远的历史性。而思想性才是学术性的灵魂所在，历史性是才学术价值之真正体现。
其真实性的表现，一是“主见在胸，着眼于史”，以亲身的经历，真挚的感情，诚实的反思，来“还原一九五七”。二是以“转益多师是汝师”的精神，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三界之内，又能跳出三界之外”，从而使这部著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了“同一”的境界。为“还原一九五七”留下了一座思想和史实并丰的里程碑。
其真理性的卓然表现，则是集中在他对共产党及其政治制度的彻底认识和全面批判上。这个认识和批判的原则，就是还原一九五七年“真右派们”对于民主和自由的热情呼喊，对于崇拜马列教条、毁我民族国家的痛苦指斥，对于一党专政和“党天下”的猛烈抨击……将至今五十年来不复再现的知识分子群体性“觉醒”和“绝响”，重新予以论证和褒扬，以激励今日的国人，能够以“前已有古人，今当有来者”的精神，激励和鞭策自己……
魏紫丹教授多年来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沉潜于“还一九五七”， 皓首穷经于“还原一九五七”，实非为一己之痛和一己之冤，他如赫尔岑一样，“向后看，是为了向前进”，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出路和前程。诚如他在“还原”一书中谈及中国前途的慷慨陈词，就是：“在宏观上，革命之外无出路！”
魏紫丹教授之所以对现存的专制统治和专制秩序，有着如此的决绝之心，是因为在中国三十余年来“双重思想解放”的道路上，他一直行走在“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大道上，纵然风雨如晦，他也绝然地不屑于另一条要“助共改良”的所谓思想解放路线；同时，还因为他将“还原一九五七”纳为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的一个环节，既要从“一九五七”出发来还原历史，又要和人民一起，在对百年中国艰难历史的反思中，重新认识腥风血雨的“一九五七”之所由来。这就不仅将他锤炼成了一个卓荦不群的“摘帽右派”，又将它磨砺成为一位坚如盘石的“自由斗士”，正在“九死而不悔”地为他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未来艰苦奋求着。
一九五七，是我们民族的一场巨大悲剧。真正地还原这场悲剧用血腥所包裹着的真实性和真理性，才可能使我们的民族拥有未来。所有在“诚意正心”地还原著一九五七者，都将功不可没。而魏紫丹教授却以其卓荦不群和坚如盘石的还原精神，以其还原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实为今人和后人留下了一位“卓越右派”的楷模，一部浸透着还原意志的巨著。诚如我在为他“还原一九五七”的文章所写的按语所说：“魏紫丹先生……确实将中共发动的那一场‘意在进一步整杀全中国知识分子，旨在全方位施行绝对思想统治’的政治运动，讲清楚了。他指出，中国从此彻底地丧失了思想，中国的知识界从此成了共产党统治思想机器的一个部分，它的罪恶源远流长，甚至直到今天还在控制着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灵魂，特别是那些在共产党思想统治下既自号为‘自由派’、又自称是‘精英’的知识分子们……。”（黄花岗杂志二零零七年第一期）
然而，只因为魏紫丹们还在，何况“前已有古人，后更有来者”，可以相信，中国知识分子们“魂兮归来”的日子，中华民族“魂兮归来”的时代，毕竟已经不会太远了。此序为魏紫丹教授的巨著《还原一九五七》而写，亦为祝贺魏紫丹教授的八十寿辰而作。
作者简介
魏紫丹，本名魏立言，一九三三年生于河南省安阳县，现居美国。
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任安阳市二中数学教师。
一九五六年。调安阳四中任数学教师兼自然科学教研组长。
一九五七年，被划为极右派分子、死硬派，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分。中共支部书记刘廷俊在宣布后又狠狠加了一句：“是第一类处分！”看来是大快人心！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在河南省劳动教养，先在内黄县白条河农场、后在西华县五二农场。
一九七八年，获改正，恢复工作。在回答“党给了你第二次政治生命”时说：“是的。那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里去了？”这一回那些喝了右派分子的血，在反右后入（共产）党、提干的积极分子，自不会像反右那么兴高采烈、那么大快人心了。
一九九三年，在教育学院教育主任岗位上退休。
二零零七年，分别参加了在美国普林斯顿和洛杉矶召开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有关于教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多种。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