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7日讯】 上卷（1921-1949）
重要事件
1．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
按照中共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事实真是如此吗？且让我们来回溯一下当年的历史。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份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九评共产党》）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强调“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于“十月革命”后不久传入了中国，引发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强烈共鸣。此后，在他们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尽管有人说，“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敌人的搜捕，由李大钊陪同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陈独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两人商讨了建党事宜”，但至今没有过硬的材料说明陈、李当时已有组织大规模共产主义组织的明确想法，他们只不过是在频繁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罢了，重要的是这一点很快便被共产国际发现与利用了。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送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共产党。
如同旧沙俄一样，新起的苏俄也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的野心。中国不仅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也是它最重要的邻国，当然是它想染指的一个重要国度。因此，苏俄建立不久就积极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建立共产党，利用这个党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输入到中国去，从而最终达到将中国纳入到其势力范围之内的目的。而具体实施这个计划的则是在俄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它居于各国共产党之上，对各国共产党有指挥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产国际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专门从事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工作。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发去一份电报，指示他们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据日本学者波多野干一等人的研究，这个代表团有三项任务：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份子到欧洲游历。27岁的维经斯基被选中担任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临行前，代表团又增加了一项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很快，他们乔装成新闻记者代表团来到了中国。经人介绍，他们先在北京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宣传者李大钊。在与李大钊的接触中，维经斯基明确提出“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随后，李大钊又介绍他们去上海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上海，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起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在那里，维经斯基还结识了《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戴季陶、沉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张东荪。他与他们经常在陈独秀的家里密谈，在戴季陶的居所聚会。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就是把《新青年》、《星期评论》和《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开了几次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子”提了出来。当年曾参加座谈会的北大文科毕业生袁振英事后回忆说，“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我和戴季陶、施存统、沉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同俄国代表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当时路过上海也曾参加座谈会的周佛海回忆说，“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 周佛海《往矣集》）曾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的李达说得更明确：“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在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沉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到了同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仍是陈独秀。维经斯基沿用苏共的习惯，说负责人应称“书记”。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共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就在上海诞生了，并且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接下来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法国、日本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尽管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共产党小组”“共产党支部”，有的甚至连名称都没有，但它们都是以俄共为榜样建立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初，维经斯基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临行前，他到北京重新会晤了李大钊，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场的张国涛后来回忆说，“一般说来，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1921年1月，当维经斯基还在中国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加强对远东各国所谓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远东书记处下设四个部：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每个部都有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其中中国部的任务是解决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俄共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国部有两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的书记，一位就是维经斯基，还有一位则是随维经斯基一同抵俄的中国人张太雷。张太雷是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尽管那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各地成立小组的阶段，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张太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且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发了言。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张太雷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在闭幕式上，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他最后说，“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定了。”他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次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
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继续推进维经斯基未完成的建党工作，由列宁直接推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马林于1921年6月抵达上海。与维经斯基不同，马林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 ，而维经斯基只是俄共的代表，马林的职位也远远高于维经斯基。而且，马林是列宁直接推荐的。
马林到中国后，很快跟同期来中国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柯尔斯基接上了头。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了面。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后，建议及早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的党小组，要他们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开会。马林还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时再发50元。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参加大会的都是知识份子，没有一个工人。
开幕式上先由张国涛向大家报告了大会的筹备情况和大会的议题，并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一开头就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向与会者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他强调说，“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马林讲完话后，尼柯尔斯基也致了辞。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刚刚建立不久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大会的进程。
之后，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据陈独秀后来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议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一年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一次，中共的第一任领导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同意见分歧，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综上所述，不仅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苏俄，而且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设想也是由俄共和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们的一手指导下按部就班进行和完成的，即使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也是由他们挑选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是由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们做的，但领头的起着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对中国怀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产国际。
可见，中国共产党决不是由中国人自己自发地独立地搞起来的，而是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指挥下成立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苏联人出钱直接策划和指挥中国的左翼激进知识份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亚洲中国支部，以俄共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执行的是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仰仗的是俄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等各个方面均听命于俄共。它不但拿的是共产国际的钱，干的也是共产国际交办的事。正如有的大陆学者所分析的那样，“过去我们一直以为中共是在以中国早期几个共产主义者小组为主体的基础上，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而建立起来的，这个解说其实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1921年中共建党，是以共产国际为主推动的，而不是所谓中国已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建党活动，然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党了。不是这样的，从一开始，这就是共产国际自个儿的事儿。陈、李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找到的帮手罢了。从共产国际当时的‘市场推进‘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国找不到陈、李，那他们就自己派人干了。如同现在的’外商代表处’。那个印度人罗易不是就给派到墨西哥去组党，还成了墨西哥共产党的总书记嘛。”（《两个局外者的对谈》）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完全称的上是俄共的“儿子党”，是为苏俄染指中国服务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像中共自己宣传的那样，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当时的中国产业工人全国总共才有200万人，他们既不知道什么马克思主义，更不可能有什么建立共产党的想法，连列宁都认为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跟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就扯不上边。要说“结合”，称中共是苏俄对外扩张的需要与中国左翼激进知识份子改造社会的急燥情绪相结合的产物还差不多。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从国外输入的，主导推动中共成立的也是外国人，无论是思想理论还是运作的主导力量都来自国外，还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说到底，中共不过是苏俄输入给中国的一个“怪胎”，在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中找不到任何内在的根据。这样一个不是从自身的土壤里生出来的“怪胎”，对中国来说是祸是福，自然不难推知。
2．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苏俄和中共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公然篡改成为“旧的和新的两个三民主义”，甚至用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所谓三大政策，来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实在是对孙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开背叛和欺骗。历史的事实是：
一、孙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义思想，并在1905年《民报》创刊号上正式阐释三民主义的精义，直至他1925年3月12日辞世，就从未说过他曾有过“新、旧”两个三民主义，更未说过他有了“新”的三民主义，已不再要“旧”的三民主义了。
二、查遍《孙文全集》和中国国民党文献，亦从来没有新、旧三民主义之任何提法与说法。1924年1月，自国民党“一大”召开，“联俄容共”做法付诸实行始，直至该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系统讲演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后成书出版凡数十万字，他讲的仍然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非但没有所谓“新”，亦更没有所谓“旧”，自然也就不可能称那个由苏俄顾问和中共一起制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义了。如果要有什么“新”，那就是“新”在他曾于民生主义第四讲中，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共产革命——这才是孙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论建设中，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因为正是这个贡献，才在民主革命理论上划清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中国大陆学者陈锡其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则进一步于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如果说这两位大陆学者已经论证，所谓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纯属“虚构”，则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为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谓“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档，竟是共产党的档。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并且，直至1927年春天，才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然而，十年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曾数次发表的“抗日”宣言和决议中，竟又将由他们所“创作”的“新”三民主义，“还原”成了“旧”三民主义，并一再地表白他们愿意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而坚决奋斗了。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义”既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苏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孙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义”，并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更借宋庆龄之口，妄指它们竟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义和政策，则只能证明中共既要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旗，以为正统；又要毁孙中山三民主义，以进行谋篡、背叛和欺骗。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小学生，包括少年时的作者，都曾问过他们的历史老师：“新三民主义里面怎么连一个‘民’字也没有呢？”
这个问题的简单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可怕性，却使得所有的历史教授、历史教师们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奥妙，只能令味之者无极。(本文选自辛灏年所着《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三章)
3．农民运动好得很
早在1923年5月, 共产国际就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要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就是遵循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发动起来的。
广东的陆海丰是农民运动的起源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早期农运的中心很快由那里转移到了湖南。到1926年11月底，湖南全省已有54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从北伐前的40万上升为107万；到1927年1月，会员又激增至200万。
究竟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声音。反对者说“糟得很！”。赞成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称这场运动为“农村大革命”，认为“好得很！”“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直到今天，中共仍称颂这场运动 “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新华社北京７月１日电，《人民日报》2006年7月2日 第2版)）
那么，毛泽东和中共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经得起客观事实和历史的检验呢？这正是我们要在这里加以讨论的。
在做出结论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当年的历史环境中，去追溯一下中共早期农运的实际情形。
不论是广东还是湖南，在中国的传统乡村里一般都包含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个是地主，或者讲叫士绅。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后一种人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主体之外，参加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乡村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的学者把他们命名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在乡村平静如常时，没有这个力量的发言地位。
在农运起来之前，当时的中国乡村基本上是平静自足的。为了打破这种平静自足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共赖以发动农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向他们灌输诸如“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地主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你这儿剥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类“革命思想”，挑起乡村痞子们对富户士绅的不满和仇恨，钩起他们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试想，对这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的乡村流氓来说，还有什么比名正言顺地把地主家里的大鱼大肉、绫罗绸缎夺过来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地打几个滚更让他们感到刺激与神往的呢？！于是，不用费太大的劲，很快他们便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发动起来了，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农民都害怕出头，于是中共的农运干部便唆使“革命先锋”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中国的军阀混战到1926年时起时伏已进行了10年，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旧。但自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兴起后，原有的社会架构崩溃了，暴力横行，到处是一片混乱，整个乡村陷入了血腥的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农会的暴行也迫使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
以湖南农运为例，这场运动从1925年春天开始，到1927年五月达到高峰。中间才两年时间，但不到一年就开始失控了。当时湖南全省农会会员人数号称有200多万，他们无所顾忌地揪斗枪杀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仅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而且把各县的政权机构也打掉了，发展到极端时，在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结果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他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着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恺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却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甚至连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给湖南农会写信求情，让他们不要把他父亲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没几天农会照样还是砍了他父亲的头。
而最叫人震惊的是农会竟杀了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农会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
即便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湖南农运过激了，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分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
不但农村士绅和北伐军官兵不满农会和中共的暴行，许多本分的农民也十分反感农会和中共的所作所为。
为了了解农民对农会和中共的看法，当时住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曾亲自访问了一些农民。他说，“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彻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不久，农会的胡作非为，终于激起了军队哗变。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得到消息，中共准备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在各人自己的家乡进行一次大屠杀，以此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跟着它跑。当天晚上，许克祥与湘军将领何键密谋后，率部队千余人，在长沙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一举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并逮捕中共党员及有关人员，当晚打死30余人。军队奉命即时打开牢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这些受尽折磨的地主士绅，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立即组织武装，疯狂报复。凡被他们抓获的中共党员、农会干部，不是受到严刑拷打，就是被凌迟处死。只要是参加过农会的，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便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沙及其近郊，就杀了万余人，包括中共干部500余人，其状之惨烈可以说也毫不逊于之前农运的血腥。这就是当年中共掀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带给农民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与熏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却人为地制造和挑起了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回圈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
回顾完中共早期农运的历史之后，不妨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什么是社会革命？
对此，毛泽东的答案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个关于革命的定义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笔者也曾是它的忠实信奉者之一。但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反思时，却不难发现它其实是对革命一词的曲解。
革命固然有采取暴力形式的，可以是暴动，但暴动未必就是革命，因为暴力并不是革命的必要因素。同样，革命可以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未必就是革命，因为它也不是革命的必要因素。
从根本上讲，革命乃是推动社会进步、给大多数人带来益处的社会质变，是新的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落后的社会形态的过程。不管暴动也好，和平也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也好，或别的什么也好，只要不能推动社会进步，给大多数人带来益处，只要不是新的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落后的社会形态，可以说都与革命无缘。特别需要警惕的是，表面激进但本质落后甚至反动却冒充革命招摇过世的社会运动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这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伪革命。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而是在“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以烧杀掳掠为主要内容，以血腥恐怖为突出特征的痞子暴民运动，与历史上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农民造反暴民恐怖本质上是一回事。换句话说，它充其量只是一场伪革命。
如果要说得再具体些，第一．这场运动是中共通过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在乡村制造阶级仇恨人为挑起的；
第二．这场运动是以乡村中的地痞无赖打头阵的；
第三.这场运动建立的政权组织即各级农会施行的是典型的独裁暴政，充满了血腥恐怖，烧杀掳掠，无所顾忌，既违背天理,也不合人道；
第四. 这场运动纯粹是一场破坏, 毫无建设和进步可言，不但残害了大量无辜的地主士绅,严重干扰了北伐和国民革命，而且也使许多农民死于非命，给他们带来了充满血与泪的灾难！
显然，这样一场改头换面的农民造反不可能“好得很！”，只能是“糟透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