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日讯】 沈阳小贩夏俊峰走了，留下了他最牵挂的妻子、孩子及年迈的双亲。两个城管队员也同样地永远抛妻别子，中国顿时增加了三个不幸的家庭。在使人百般唏嘘的同时，也让人引发了深深的思索。
远远不止沈阳一个城市，几乎中国东南西北中每一座大中城市，小贩与城管彼此间如同有着“深仇大恨”的“冤家对头”。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的消息此起彼伏。
老石十分不解，共产党有能力打败了蒋家王朝武器精良的八百万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在武器装备十分悬殊的条件下，与以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领头的联合国军打了个平手，但是却解不开城市小贩与城管这对“冤家对头”结下的“死疙瘩”，这是为什么？老石更不解，从中央到地方，养着一大批诸如社科院、政策研究室、各种研究中心以及高校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智囊”、教授，这些人不仅拿着纳税人提供的高薪和各种福利，而且还通过课题立项，每年要拿上数额不菲的科研经费，年年、月月、天天坐在那里“研究”来，“研究”去，怎么就窝囊到黔驴技穷，想不出一个像样的点子来为政府分忧解难呢?
中国至少在宋代就有了小贩，因为看了《水浒》，所以知道武大郎、乔郓哥应该属于“城市贫民”中的小贩群体。如果没有后来西门庆与潘金莲发生奸情，王婆设计毒死武大郎，武松怒杀西门庆那一段故事，武大郎、乔郓哥自食其力，虽然辛苦一些，但没有“城管”这个“克星”，这两个小贩活得至少是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的小贩生存状态如何不甚了了。
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城管，政府与小贩之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然而为何近十多年来，无论大城市或中等城市，小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城管竟变成了小贩的“天敌”？
其实看起来是小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而实质上是小贩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
“死疙瘩”和“天敌”的形成是因为地方政府盲目推行所谓“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的“超前消费”的结果。作为社会底层的小贩，绝大部分人没有什么奢求，无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城市经济逐步发展了以后又有了夜市），赚几个辛苦钱，维持一家温饱，仅此而已。但是要守住这条生存的底线，就必需要在城市有一块摆摊或“提篮叫卖”的立锥之地或空间。不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因为那时城市普遍“地广人稀”，即使一个偌大的上海，1949年才502万人口，而2012底则达到2380万人，增加了几乎近五倍，以致寸土寸金，招商引资，引进国际跨国公司所需要的土地都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土地给你摆摊子？
土地，这个不可再生的资源变得越来越紧缺，作为地方政府，似乎是“大有大的难处”。不过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最根本的还是“面子”和“人性化”的问题。
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哪个人不要面子？中外古今概莫能外。但是很少有像中国人好面子好到病态的程度。近二十多年来，在“城镇化”的幌子下，中国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把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像发了疯似地建起了一座座水泥森林般的高楼大厦；十车道、十二车道的宽阔马路；号称“世界第×高楼”所谓城市“标志性”的建筑；铺设了大面积、耗费巨大水资源的绿地……，以致外国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产生这种“怪胎”的根本原因还不是面子在作怪？
改革开放初期，少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开始用上了冰箱、洗衣机的时候，很多并不富裕的民众，不考虑自己的消费能力，只是为了“面子”也迅速跟进，结果为了节省电费，还没到冬天，冰箱就“休假”了；除了洗被子、床单，为了节省电费、水费，也不敢“惊动”洗衣机。现在不少小青年个人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买私家车，即使买得起也养不起，如同当年买得起冰箱、洗衣机，却养不起的群体一样。他们购车的目的是为了在女朋友和准丈母娘面前有“面子”。其实中国的市长、市委书记好面子的程度，比起小市民来有过之无不及。水泥森林、城市“标志性”建筑、“世界第×高楼”、大片绿茵草坪、10-12车道的大马路、俗恶的假古董……，无一不是超前消费，无一不是为了所谓的“形象”，实质上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面子”。
小贩在城市难有容身之地，其中一个“理由”是他们带来城市的“脏乱差”。小贩卖个三瓜两枣，小摊子不可能像肯德基、麦当劳那么靓丽，也不可能像国际连锁餐饮那样给地方政府上交相对较高的税费，但是这并非就意味着无法把小贩们的经营管理得遵章有序，干净卫生。“卫星上天”，不一定使“红旗落地”。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中国的市长和书记，哪一个没出国多次进行过考察、取经？怎么就学习不到一点点人家的经验呢？纳税人花了真金白银让他们“西天取经”，怎么就只学了一个“高薪养廉”这么一个东东回来？
其实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尤其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但是它与地方政府官员的“面子”、政绩，以及所谓城市的“形象”不那么“和谐”，所以尽管城管与小贩“猫捉老鼠”的游戏，付出了“血染的风采”，而“中国特色”的用城管来管理城市的理念和实践，依旧岿然不动。
被中国人瞧不上眼的印度，小贩们就活得非常“滋润”。只要合法经营，把摊子摆到新德里“人民大会堂”前的“东长安街”上，只要不影响交通，就放心做买卖吧。所以印度就没有小贩杀“城管”的，也没有“城管”打死瓜农的。
印度小贩们的“潇洒”来得也不易。印度政府原先也认为小贩的存在影响城市“形象”，准备予以取缔，但在政府与小贩的博弈，实际上是政府“形象”与小贩生存权的博弈中，印度最高法院力挺小贩，做了小贩们的“后台”，一场小贩与政府的官司，竟然政府败诉，最终以小贩们能“昂首挺胸”地合法出摊，生存权得以保障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现在的中国小贩，不少人文化程度也不太低，一般都有初中毕业，也有高中毕业的。一次我在一个摊点上购物时，那位摊主，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经常上网。他主动和我谈起并且非常羡慕从网上得知的印度小贩的“幸福生活”。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像印度小贩那样，不用躲躲藏藏，不用见了城管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能堂堂正正、挺着腰杆地摆摊子就好了”。当时我说：“会的，这一天肯定会到的”。
现在“中国梦”成了一个十分时髦，使用频率特高的辞汇。好像不做一个梦就“对不起”谁似的。“能像印度小贩那样，不用躲躲藏藏，不用见了城管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能堂堂正正、挺着腰杆地摆摊子”，我想就是这个小伙子的“中国梦”吧？大概也是所有中国小贩们的“中国梦”。他们在梦中没有想做官，也没有想发大财，也没有想娶漂亮媳妇。这是何等的朴素！何等的自持！
然而当官的升官发财梦，老板的招财进宝梦，靓女的“高富帅”白马王子梦，帅哥的“白富美”绝色佳人梦……，这些人的“中国梦”都有实现的可能，唯独小贩们上述的“中国梦”要实现，难矣哉！为何？
对摊贩的管理说得不太好听，但比较形象、贴切的话，有两种方式：一是“圈养”——建摊贩市场，集中管理；二是“放养”，或叫“散养”，让摊贩占用街道的“边角料”分散经营。
“圈养”，就要划拨土地，这无异于让地方政府“割肉”，因为这是没有什么回报的“买卖”，与建“世界第×高楼”名利双收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地方政府之所以财源滚滚主要就靠卖地。而现在可卖的地“不多者，多乎也”，许多地方连子孙后代赖以繁衍生息的地都卖掉了，哪还考虑小贩们的生存空间？三天前南京就发生了一起卖菜的摊贩，为争抢地盘杀死了一对卖水果的夫妇。这说明了为争夺一块小小的生存空间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放养”，在官员们认为必定要影响城市的“形象”。
土地现在成了地方政府官员创造政绩的命根子；城市“形象”成了官员的脸面。小贩们的“中国梦”若是实现了，岂不要了他们的命，打了他们的脸？
看起来是小贩与城管“兵戎相见”，“打”得难解难分，其实根子在地方政府，在市委书记和市长。如果在政府和官员的政绩、“形象”与小贩们的生存权二者之间，能做到像印度那样，把后者放在第一位（尽管印度官员也不乐意，但最终还得听最高法院的），夏俊峰事件、湖南临武打死瓜农事件都不会发生。然而从最近的新闻热点——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中看出，地方政府对被误读了的“城镇化”依然乐此不疲，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而他们的所谓“发展”就是举债+卖地，然后上一个个的专案。心中哪有小贩们的生存空间?
因此，中国小贩们的“中国梦”恐怕最终将以黄粱一梦而告终。
那天听了那位小伙子摊主对印度小贩“幸福生活”的艳羡后，我说了一句“会的，这一天肯定会到的”。回到家在仔细地思考以后，我为自己这句话的言不由衷而深深自责。
市长们除了甩开膀子举债外，就是卖地。他们把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地都卖掉了，哪有地给你摆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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