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03日讯】【导读】一九四七年七月，在山西兴县。一名中年知识分子被武装押送他的人在破庙后的僻静处，用大刀砍头而死。之后，尸首被扔进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盖，从此销声匿迹。被杀的人名叫王实味。
王实味原名诗微。 一九零六年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一九二五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 “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宛如百川归大海，有容乃大。与王实味同班的同学里，有一位也是将在本世纪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风。一九二六年，王实味在北大四斋创作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并向《现代评论》投稿。主编陈西滢读完之后，大加赞赏，破例开出三十元的稿费。在自叙传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与怒涛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华。王实味以稿费维持生活，后来实在无法继续学业，不得不半途休学。此后，他开始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数年间，他一共翻译了上百万字，如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记》、都德的《萨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译文别具一格，有着“蓬勃的人性之热与力。”
撰文揭延安时弊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实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灯塔与明灯”。被分配到延安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 成为延安当时相当有名的翻译家。 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 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随着对经典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延安现实的全面观察，王实味发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择手段而达到目的？在这样的思路下，尖锐的对立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为代价？民族的解放、社会的整合是否能与人的解放、国民性的改造统一起来？龙种是何以变成跳蚤的？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 二月十七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着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把延安当时“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等状况描绘的淋漓尽致。他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
王实味的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不少人的共鸣。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整风运动大会，新闻研究室主任李维汉根据院党委会精神提出，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当然委员等六条意见。这引起王实味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主张全部检查委员都应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李维汉提出“在壁报发表文章要署名”，王实味则坚持“壁报文章可用化名或匿名”。会上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当时主持会议的副院长范文澜不得不决定举手表决，结果与会3/4的人通过王实味等人的提案。王实味等人兴奋地高呼“这是民主的胜利”。会后，王实味写了《我对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讨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文，贴在中共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的头两期上，推进要“绝对民主”，向“大人物”进言。短文贴出后，不少人赶来观看，后来它们又被挂在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上，围观的人群像赶庙会一样。
据胡乔木回忆，当毛泽东看到《解放日报》上连载的王实味《野百合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打电话让《解放日报》做出深刻检查。毛担心情况失控，亲自前往《矢与的》壁报召开高干会议，决定以王实味为靶子，将“自由化”打下去。
杀鸡儆猴
1942年4月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头版发出警告，称要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冷嘲暗箭”三个问题。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的知识青年们还没有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把毛的警告抛诸脑后，继续提倡民主。 1942年4月3日，即是毛发出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 《四三决定》很快就使延安进入了严酷的审干肃反运动时期。
4月5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不指名了批判王实味，此时的王实味并不知风险已经到来，依然在中研院慷慨激昂地演说，殊不知，他很快就会成为一只为了警告众“猴”而被宰杀的“鸡”。
为了消除王实味的影响，中共中央研究院从1942年5月27日开始，一连数天召开全院座谈会，试图把整风引向正轨。座谈会上，神经敏感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整风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长康生亲自插手，将王实味单纯的思想问题上升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座谈会快结束时，王实味向中共交代过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其昌等人有过交往，于是有关他的问题被作为“敌我问题”来对待。
随后，康生又在7、8月份追查出一个与王实味相联系的所谓的“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王实味”的“反党五人集团”。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很快就被扣上三个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的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此来解脱。但是，罗迈肯定不允许他退党，而是宣布将他开除出党，无论他认不认错，他都会被当做“坏人”的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入狱。在“逼、供、信”式的审讯下，王实味最终承认是托派，而且还是“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军队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康生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砍了头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王实味当时只有四十一岁。
王实味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整个时代的悲剧。他的命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缩影和前兆。 他的死却开启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一幕悲剧，一幕知识人的惊天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