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2日讯】中国一年近二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存在数以千万计的上访大军。而且数量在扩展，手段方法趋向暴力化。这些抗争和上访，绝大部分是民众在维权。原以为“十八大”之后或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但似乎领导们还在装睡，对这些视而不见。我们说，不务虚，而要务实，但“正路”“邪路”，“复兴”“崛起”，以至于“梦”，难道不是虚幻飘渺？相反，“宪政”姓资不姓社的逆流甚嚣尘上。“依法治国”渐行渐远，而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被抓，则预示着公民维权更加艰难。
有人说，中国就像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燃，而且燃点越来越低。主要根源有三。首先是大量的个人权利受到侵害，表现为大量的抗争和大量的诉求；其次是腐败遍地，官员耀武杨威，公然腐败，已经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再次是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使社会分裂为官民对立的两个阶层。这三个问题都与政府权力有关。或者说，都是由权力带来的。中国要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走向稳定，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失去政权的问题，而是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历史的责任问题。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政党，都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纵容官员犯罪，制造社会不公。
那么，这三个问题，那个更紧迫？有人说，解决腐败第一（如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有人说，调整收入分配第一（如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这些都没错。但最紧迫的莫过于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他们或面临强拆，或身负冤屈，却求告无门。想想那些上访，却被抓，被打，被精神病，被劳教的人，想想那些不愿土地被征收，却被武警包围起来的人，想想那些下岗工人，不得已上街摆摊，摊位却被城管推倒的人，那一个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正在受苦，他们正在绝望。所谓“解民于倒悬”，正是解那些压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人的倒悬。
人权为什么具有普世价值，因为人权蕴涵人不受压迫掠夺的不容质疑的共识。压迫掠夺的本质是侵害人权，有人权则无压迫掠夺，有压迫掠夺则无人权。土地为农民所有（虽然是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就是集体私有），却被强迫低价征收，这是不是压迫掠夺？当然是，因为政府侵害了农民的财产权，此为掠夺，农民在交易中受到胁迫，失去讨价还价的权利，此为压迫。上访是不是人的权利？当然是，对上访人围追堵截，设黑监狱，甚至于暴力欧打，既是侵害人的权利，难道不是一种压迫和迫害？思想言论要有自由，这是人的权利，用一种思想，一种言论，并通过暴力去消灭多样化的思想和言论，则侵犯了人的这一自由权利，而非自由即压迫。
毛泽东曾说过，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中国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抗争和上访，正是压迫掠夺日趋扩大，反抗日趋激烈的表现。这个时候谈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如何在2049超过美国等等，是不是回避最现实最主要的矛盾？是不是对压迫掠夺视而不见，是不是没有把人民苦难挂在心上？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是不容许任何人那怕是一个人受到压迫掠夺的。台湾一个受迫害致死的军士引起二十五万人的抗议，足以说明人权获得保障，是人类进步的共同诉求。政治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其行为，其理论，其制度的构建来达到保障人权，这是政治家的良心。而关心每一个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并为其呼喊，正是政治家良心的表现，也是他成为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的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因言语上对毛主席有所不敬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找到李洪林请求帮助，李洪林通过个人关系叫地方领导为他平了反。结果有一百多同样遭遇的人写信给他，李洪林感到个人能力有限，于是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求为这些人平反，并附上这一百多人的材料。结果邓小平批示给胡耀邦办，并全部得到解决。最终还导致“公安六条”的废止。有一次胡耀邦见到李洪林，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一百多人啦”。李洪林同情苦难，胡耀邦纯朴善良，其人性，其品质，跃然而出。这样的人才配得上理论家政治家的称号。
我们当然要发展经济，我们当然要发展民主，我们当然要构建高效的行政体制，我们当然要使中华民族发达富强，但如果一个国家有几千万人上访，每天有数百起的抗争事件，这个国家还是个正常的国家吗？还能有效的进行经济建设，有效的进行体制改革，有效的建设和谐社会吗？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什么是“走群众路线”？如果不使其虚而实，那就是为人权服务。因为人权关系到个人尊严，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的不受压迫掠夺，从根本上说，关系到个人幸福。政府不保障人权，反而侵害人权，是那门子的“为人民服务”？
其实，民众抗议和上访，都是利益权利受到侵害，他们希望获得政府的公平处理。当这种侵害来自地方政府时，鉴于中国的体制，只能向中央政府求救。他们并未要求推翻你这个政权。当中央政府的对策是回避，要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时，中央政府并不主持正义，地方官员的无法无天得不到遏制。矛盾由民众与地方官员的矛盾正在逐渐转变为民众与中央的矛盾，与政权的矛盾，与体制的矛盾。上访民众举出打倒贪官的牌子，抗议人群拉出民主选举的横幅，越来越使我们感觉到革命的临近。利益矛盾正在转变为政治矛盾。党不是要保住政权吗，如果你不主持正义，如果任由一些官员无法无天，如果纵容地方政府用暴力去“化解”矛盾，你能长久的保住政权吗？
维稳警察越来越多，经费开支越来越大，安保级别越来越高。奥运会，运动会，人代会，党代会，那一个会不需成千上万，乃至上百万人来“保卫”？一次法庭开审，如临大敌，还要控制前往该法庭所在地的人流。何其荒谬；一个律师被非法抓捕，竞然需律师组团去营救，去抗议，社会底线何在？敏感日子越来越多，人代会的3月，历史记忆的5月6月，建国的十月，还有各种国际事项的日期，名人的生日和冥寿，何时不是高度警惕，疲于奔命。一开会就要清场，一出事就要封路，一敏感日就要控制上访人员，异议人士，一年三百六十天，人民还有几天的安稳日子可过？
只是发展经济有用吗？近二十来年，中国经济确实发展很快，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除了贪官巧取豪夺，侵吞了发展成果之外，经济发展成果很大一部分用于维稳。我们的维稳费超军费，其实这只是体制外的费用。体制内就存在一个庞大的为维稳而存在的队伍，比如那些政工干部，那些控制社会，控制人员的机构，那些搞宣传，对人民进洗脑的人等。我估计这些人员占到公务员人数的一半以上。那要多少工资和费用？还好，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给了官员特权利益增加，维稳经费增加，却不用人民收入下降为代价，人民收入虽然增长缓慢，但还是在增长。所以百姓虽怨言颇多，终能忍受。但近几年，维稳形势趋紧，人员费用大增，而经济增长却在放缓，资源土地也卖得差不多了。地方政府还背上天量债务，有的收入还不够还利息，政府面临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特权利益不能少，而且要求获得特权利益的人越来越多，政权要靠这些人来维持，正在步步退让。维稳费用更不能少，甚至还要大大增加，这关系政权的生死存亡。当经济发展放缓，政府的征收需老百姓减少收入，即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时，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大家想想就会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