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解决中国腐败 只需两招

【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讯】(新唐人记者梁东综合报导)一直以来,中国式腐败让很多民众深受其害,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济学家郎咸平日前发表文章,认为根治腐败需要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和政府下放权力。但是,也有评论指出,废除共产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才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式腐败。

转型期经济体容易滋生腐败

从30多年前中共提出改革开放到现在,整个社会一直处于转型阶段,贪污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郎咸平认为,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

他以墨西哥和俄罗斯两国在所谓“私有化”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为例,指出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在经济制度上存在漏洞,容易滋生腐败。

郎咸平指出腐败猖獗的共同特性:第一,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最易滋生腐败;第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间,政府行政干预和市场开放同时存在,给了官员权力寻租制造了机会;第三,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制度的设定让企业觉得循规蹈矩付出的成本太高,如果透过行贿这种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可能花的成本反而更少,所以企业会主动行贿。

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

身为经济学家,郎咸平从经济方面给出建议,比如说,建立一种完善的预算制度。

他以美国为例,美国既没有实行“高薪养廉”,又没有搞过“运动式反腐”,也没有廉政公署这类的机构。但是它的廉洁度很好,在透明国际的排行榜上排到了19位。其实100年前,美国官员也很腐败,但现今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它采用了完善的预算制度,杜绝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

其预算制度有三个特点。

第一,全面。所有收支必须列在预算里面,没有列在上面的,就不能收支。试想如果有一部分政府收支游离于预算之外,由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随意支配的话,一是难以统计,二是难全面监督,这就会给腐败创造条件。而现在在中国,制度外的政府收支和部分预算外政府收支,确实还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范围,既不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也不在财政部门的统筹之列,属于非规范性的政府收支,这部分钱由于没有监督,当然会成为腐败的温床。

第二,具体。大陆官员也写预算案,但是坦白地讲,不要说老百姓,就连身为专家的他都不一定能看懂,因为写得太笼统了。比如说,预算上写一个“办公室装修”,就可以列支了。这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是在美国,你必须把列支的内容,比如说为了装修办公室买2个灯泡、3个茶杯等都要写清楚,只有做到这种详细的程度,你才可以列支。

第三,透明。美国的预算透明度非常高,而且还有《反非效率法案》、《联邦政府阳光法案》等配套法律给予了有力保障,这让美国预算执行的规则和各个环节的程序,都能做到公开透明,并受到非常有效的监督。还有一点,美国做得特别好,就是真实保障了老百姓的知情权。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都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了最详细的财政支出信息,老百姓可以从网站上下载各级政府的预算报告,并且可以随时查询政府预算情况,了解自己缴纳的税款去向。除此之外,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也是公开的,除属于国家机密之外的,都要通过互联网公开,让老百姓了解真实状况。

至于位列世界排名前十的廉政国家—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它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有严格的《预算法》,都做到了全面、具体、透明。这些国家都值得中国效仿,从预算方面入手,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

清楚划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

除了预算,郎咸平还指出,中国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因此,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少了权力这一载体,自然就没了寻租的空间。

广州新城市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曹志伟在今年年初广州“两会”上,展出一张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显示出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

可想而知,如果有的企业等不了这么久,想快一点拿下审批,怎么办,只能去找手里握着盖章大权的20个委办局和53个处室,给点好处请他们通融通融。于是,腐败就发生了。因此,如果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审批环节,或者说干脆就取消,让企业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还会产生腐败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不单单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社会治理的最好方式。

郎咸平提到,权力的下放一定会触动一大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每一步都不会容易,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倒逼着我们这样做,到那时,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完全的被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开始,能否把市场自己能办好的事,逐步交给市场呢?铲除行政审批权力的寻租空间,才是防止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中国式腐败根源在制度

不过,郎咸平在文章在也承认,腐败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制度的问题。甚至中共官媒目前也公开承认,十八大后中共中央也意识到,政治体制不改革,其他的任何改革都治不了本,包括反腐。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得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巩固和发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调查称,中国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部分高收入居民之中,并有向某些中高收入阶层蔓延的趋势;这种现象说明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面正在扩大,加剧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其实,想想中国愈演愈烈的腐败,灰色收入巨大并落入少数人囊肿题的答案在中国可以说不言自明,因为灰色收入在中国常常与腐败的产生根源相同,与不受监管的权力密不可分、与四处蔓延到腐败相依相伴。

中国广东湛江知名博客李俊表示,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目前高调打击腐败,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过大,无所不在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建立权力有限的政府,腐败和灰色收入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这就像人们常说,一个好的制度可能使坏人变好人,一个坏的的制度可能使很好人变成坏人。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不久前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知名经济学家科斯生前曾对中国发出十大忠告。忠告之一是,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什么都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制。如此说来,灰色收入和腐败在中国这一根绳上的蚂蚱还是由体制问题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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