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国移动”日前再有高管人员遭中纪委调查，至此这家国有企业在五年内，已有十多名高管因贪污腐败落马。有评论认为，制度缺失正导致中国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日渐低下、腐败频生。
中国用户近7亿、去年营收超过6千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移动”近年腐败案件频频曝光。自从2009年12月，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被查之后，陆续有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原总经理李向东、中国移动四川原总经理李华、中国移动原副总裁鲁向东等10多名公司高管因贪污腐败被查。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在3月18日再次披露，中移动三名高级主管人员：原河北省人大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张连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会副主席丁占武、总经理助理兼唐山移动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张磊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虽然中国官方调查国有企业负责人大多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为理由，但据业内人士披露，中国移动五年内腐败案件频繁曝光的背后，大多涉及业务联络与设备采购的权力寻租有关。
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宣示要“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惩治腐败措施后，一批中国国有企业老总级人物也连续因贪腐问题落马。去年8月，原国资委主任、中石油集团前董事长蒋洁敏因违纪被撤职；11月11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副董事长徐敏杰、中国铝业副总裁李东光被调查，凸显中国 “央企”机制内部的种种体制弊端。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商务教授苏展指出，目前由中国“国资委”投资、国务院人事任命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在中国约有120多家。由于经营领域受到国家法令保护，中国国营经济在整体发展战略上存在执行“国进民退”的误区，这也是导致腐败问题普遍的原因。苏教授说，
“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确实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一方面，当时大量的资金为了刺激经济流到了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国家有种误区就好象体育的举国体制。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一种误解甚至是幻觉。”
苏展教授表示，减少国有投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多年来是中国学术界提出的反腐措施之一。但目前看来，中国的经济决策者对此并没有坚定的决心，其主要原因就是任何对中国国有企业经营领域或人事管理的变动，都必然触及当局整体的既得利益。他说：
“中国现在这种政治体制没有监督，有些政治权力是无限的。中央大企业里，很多人事任命是裙带关系，是政治考虑。而且，这些企业很多处于垄断的环境之下，肯定要出问题。这些年来，中央政府都公布利润情况如何。我个人认为，这些数字都是有水分的、绝对不反映它们实际的效益。”
根据“中国移动”公布的数据，2013年该企业全年业绩达到营收总额6302亿元，净利润1217亿元，而过去11个财务年度中，中国移动的净利综合更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但如此高额盈利之下，却难掩腐败丛生的窘境。《中国青年报》发文批评一些中国“央企”的华丽袍子上爬满了虱子，在中国特殊领域创造大量利润的同时，也养肥了令人深恶痛绝的贪腐硕鼠。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认为，中国近年国有与民营经济在运营机制中的混合现象已日趋普遍，但国有企业无论在市场及经营特权上仍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国进民退’其实不是体现在产权上，是体现在垄断上。中国实际上是把一些所谓战略性产业，由政府给予特定许可权的方式实施垄断，‘中移动’就属于垄断造成的利润高。所以，要害问题是垄断排除了竞争。没有竞争，垄断的结果就是垄断价格。这对老百姓的伤害非常大，是直接的、每天都在发生的。”
中国国有经济实体中的贪腐问题，究竟能否通过“打老虎”或国企改革得到根治？原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撰文指出，把中国央企中的的国有成分降到20%目前仍只是个目标。原因就在于，无论央企、民企都对这种混合所有制心存疑虑。民营企业担心即便在国有企业有了股份，却可能仍然没有相应的话语权，是羊入虎口；国企则担忧，此举会造成产权模糊，甚至国有资本流失。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的苏展教授认为，中国通过惩处个别官员难以解决经济所有制的根本问题，国有经济的比例成分必须建立在符合社会效益的基础之上：
“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最后都归结于效率问题。国有企业起一定的作用但更多是社会效益，老百姓生存必须的东西有国有企业参与是对的。但中国现在的方式，在所有有利益、有甜头、竞争性的行业都有国营企业，它们受到政府的优惠、有各种关系网。当一个国家投入很大，真正对于社会需求效益产出不够的话，社会肯定出现大问题。所以，中国长远看不能是换几个领导、抓几个腐败的国有企业老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苏展教授指出，中共当局靠中纪委“调查”贪官已很难真正遏制中国的贪腐问题。让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允许公开透明的经营管理监督、消除企业高管黑箱作业的权力，才是中国大陆“国企”反腐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