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反腐败，矛头指向周永康，至少已经是兵临城下的阵势，不确定的只是，是否已经将其拿下，或者将来如何结案。至于传说中还将打击其他人，不确定性看来更大一些。
若公开处理有三种先例
对周永康，中共本来可以对他内部处理，最多像对康生、谢富治那样，低调处理便是。不过，中国变化很大，且此案已弄成这个模样，这样内部处理，恐怕很难走得通了。
若超出中共党规家法的范围而公开处理，目前有三种先例。一是设立特别法庭审判江青和林彪两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尽管当时司法环境刚刚在恢复，但中共那时还真是很自信，开放程度很高。二是陈希同、陈良宇两案，开放程度很低，但较为平稳。三是薄熙来案，司法实践已行之有年，且有网络环境相助，还有所谓“三个自信”，只是实际上已经很不自信，结果是开放程度与中共标榜、案件份量、社会期望，都形成鲜明落差。
这三个先例，共同特点是，其涉及的政治冲突和权力冲突，无论在中共党内或党外，都被扭曲，甚至讳莫如深。即使江青和林彪的所谓“反革命”罪责，也尽量回避政治而偏于刑事。这个先例一开，此后的中共高层斗争，除胡耀邦、赵紫阳外，都走刑事之偏锋，中共历史上甚为重要的“路线斗争”，似乎已经销声匿迹。如此一来，若要击败对手，只有抓其腐败之短，好在，腐败已深入中共骨髓，小辫子或大辫子，倒也不难抓得到。
当然，其中也有变化。审判江青和林彪两大集团，多数人都低下头来，予以配合，尽量争取少认罪。林彪案在相当程度上属于“莫须有”，也还是大体成功地迫使案犯低头认罪。“不老实”的只有两个人，一是江青，一是张春桥。后来的两陈，都不认罪，但不能不低下头来。而薄熙来受审，他与两陈一样，也是低头而不认罪，但是，他最后看来是被判决激怒，竟昂起头来咆哮公堂，这也就致使案件的开放程度急转直下。
后文革以来中共三大派的演变
不过，政治上失利而被迫承认腐败之罪，这样的处置模式本身潜藏着风险。这些人身为中共高官，要他们对党低头不难，因为这是他们在政治中失败或失利的代价，然而，是否认罪，以及如何认罪，还是大有讲究。毕竟，一味回避政治，以刑事罪压迫对手，依照高层定下的剧本表演，固然已成惯例，但现实千变万化，一旦把握不好，还是有可能弄巧成拙。
习近平与王岐山决心反腐败，发誓打老虎，把个周永康弄得如同“钉子户”一般，然而到了临门一脚，却迟迟不能再进一步。据说，有元老反对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对中共造成严重威胁。这样的担忧，也有其先例，亦即当年叶剑英所谓“投鼠忌器”。
有人分析，当时中共的三大派，元老们反对文革派，但有心无力，中间派的华国锋对文革派有不满，但要下手则未免有力无心。而文革派，江青咄咄逼人，失策于对中间派逼迫过甚，尤其是对其重要人物汪东兴，这就使得汪东兴有力也有心对他们下手。
以这样的思路来看，当年的元老派，如今演化为太子党，而文革派遭打击后散落无形，但其精神与理念仍根深柢固。此外，团派原本较为弱小且低调，其领导人胡耀邦，跟随元老派邓小平，试图修正文革方向，遭到毛泽东打击，反而促使他走向更为开明。后来他与中间派的开明官员如赵紫阳、万里等人，成为改革派。不幸的是，元老派在谢幕之际更趋保守，甚至发动政变，阻止中国走向宪政民主，阻止改革派主导中共，致使改革派遭重击而溃不成军。
“投鼠忌器”与骑虎难下
中间派倒戈，文革派失势，于是前者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大为发展，乃至江泽民得太子党支持而站稳，太子党的习近平则在江泽民支持下更上层楼。
庞大的党政官僚集团，本身是中间派的基地，又是太子党或“红二代”以及团派历练的土壤。这可能会使得他们之间的界线有所模糊，不过，他们之间的机会不平等，仍然潜藏着裂痕。先前，陈元等人吃过苦头，而薄熙来有相当高的人气却仍倒台，他在官僚体系内寡助可能是原因之一。显然，党政官僚集团的动向，关乎党国命运。
当年“投鼠忌器”，“器”为毛泽东，看似相对简单，但须将毛泽东与文革派生硬撕开，而实际还是撕不开，则至今“毛派”或“左派”仍然坚信自己真理在握，气壮得很。今日之“器”，变得更为复杂。狭义而言，“器”乃江林两案之后有了不成文的默契“刑不上常委”，连中共所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是常委以下人人自我触及灵魂。不过，常委们各自形成帮派，“器”在无形之中蔓延开来，也是不得了。
周永康不是太子党，有几分类似于当年中共的汪东兴，或苏共的贝利亚。然而，对周某人迟迟不能动手，其复杂性在于“刑不上常委”如今已经俨然体现党政官僚的整体利益。周永康利益集团，权愈重则愈贪，在如今的中共之中，可谓志同道合者多，体现着中共党政官僚的普遍特色，一旦打得起劲而顺了手，中共说不定有大麻烦──但话说回来，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收手也同样会有大麻烦。
文章来源：《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