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被捕一事与他在国际上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形成对比，他曾斥资逾20亿美元在澳大利亚、非洲和美国进行矿业投资。中国检察机关指控他领导一个黑社会犯罪组织，该组织20年来从事敲诈、赌博、袭击、勒索、军火走私和谋杀等行动。据悉，刘汉在法庭上大叫说，他一夜之间就成了被控十多项罪名的黑社会头目。为期三周的庭审集合了36名被告，其中包括刘汉的家庭成员。
此案的庭审被安排在了距刘汉“根据地”四川1200公里远的湖北咸宁中级人民法院，从中可以看出案件的敏感性。法院外有众多警察把守。中国主要媒体对庭审只有少量报导，刘汉的律师对起诉书予以反驳的文字出现在网上后，很快便被删除。刘汉自2013年3月以来一直被拘押。消息来源包括法院发布的简短公告。据法院的庭审披露显示，刘汉说，他负责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事正常经营活动。他还说：正常经营活动如何成了黑社会?事实(包括检方提出的证据)显示，我们并不是所谓打着商业经营的幌子从事犯罪活动的组织。在自辩中，刘汉对检方的主要证人孙晓东的人品提出质疑。孙晓东曾是刘汉的一名颇受信任的员工。刘汉说，1990年代中期，他雇孙晓东做自己的司机，最后让他参与了自己的生意，孙晓东曾有一度担任汉龙集团的总经理，但后来背叛了他。庭审记录还显示出刘汉很自大。他指出，通过期货交易挣第一桶金时，他从未失手过，但此案似乎使他遭受了沉重打击。
距庭审结束还有两天时，媒体公布的法庭照片显示刘汉失控痛哭。
刘汉曾坐拥400亿资产，宣称自己“从来都是赢家”，他以黑赚钱，以钱养黑，曾在一专案竞拍前放话，谁敢举一次牌“就砍掉他一条胳膊”；他被称为“资本大鳄”、“四川首善”，曾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并通过黑恶组织纵横政界、商界和司法界，频频逾越党纪国法；他曾制定严厉帮规，持刀举枪还藏有手榴弹，让组织成员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他甚至能让有的政法机关工作人员有案不查、压案不办、毁灭证据、重罪轻罚，能让不按自己意思办事的县长“下课”；他横行当地10多年，犯案数十起，杀死9人，涉嫌21项罪名……
刘汉曾痛哭。他为“自己以前在赌场一掷万金、糟蹋金钱的行为表示后悔”。有网友猜测说，“他哭肯定不是怂，一定是一些他信任的小弟把改推的都推他身上，把他往断头台上送，他才感觉有点冤，伤心了。”但不管怎么说，刘汉总归是哭了，哭得有点失态，也哭得有点让人莫名其妙。
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刘汉涉黑犯罪集团被摧毁、刘汉法庭之上痛苦哭流涕的事实再次告诫世人：人还是要老老实实、清清白白的好，无论你“保护伞”再大、“关系网”再宽、“淫威”再高，但只要你触及了法律的底线、犯下了卑劣的罪行，就必然会遭致法律的严惩、人民的唾弃。
正像网友所说的那样，刘汉并不是“天才商人”，而是社会严重腐败的产物；刘汉不是“四川首善”，而是藏匿于社会中的逆天大恶。
这次反腐行动似乎是2012年底在四川启动的。这次行动广受支持，但也令官员们和商人对于谁可能会成为调查目标感到不安。2012年底身为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之一的大老虎退休后不久，与大老虎有关的一些人(包括他的儿子和其他家庭成员)就开始陆续被追究，而且这似乎标志着一场重大的反腐败行动。不过，大老虎本人至今还尚未被指控有不法行为。
《华尔街日报》报导的一份庭审记录显示，在庭审中，刘汉否认了检方提出的领导黑社会组织等指控。刘汉说，他旗下的矿业和工业集团汉龙集团是一家合法企业，支持国家政策。刘汉的证词称，十多年前在四川省高层决策者的撮合下，他本着互惠的原则向政府控制的企业进行了投资，金额初步估算为合人民币9.3亿元左右。当时主政四川的是后来成为北京高层的大老虎，在最近一场大规模反腐调查中，许多与他有关系的人物被捕。刘汉的证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令外界得以了解案中四川商业交易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据悉，这份非公开庭审的证词显示，刘汉否认了刑事指控。他的证词充满了挑和自负的味道。他说这些刑事罪名是为了陷害他而捏造的，并声称，在2013年3月被拘捕后，他先后在三间看守所里受到折磨。
一年前，西南地区一些身家最为雄厚、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富豪突然被拘捕，其中包括刘汉。与此同时，多名四川政府官员因涉嫌腐败而下台。虽然当局几乎没有就拘捕这些富翁给出解释，但这些人都是在十几年前大老虎主政四川期间发家，获得了惊人的财富。据悉，未公开的刘汉证词揭示了他与政府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以及他此前被抓的可能原因。据说证词中未特别提及大老虎的名字，但刘汉明确表示，他曾与一些直接向省委书记汇报的四川省领导做过交易。
据刘汉叙述，在他通过大宗商品期货交易获得巨额利润后，四川省高层部门曾与其商谈进行一些交易，让他向一些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注资，以平息被拖欠工资的工人的抗议活动，作为交换，他可以获得这些企业的股权。资料显示，2002年底前，四川一家法院将当地化学品制造商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判给刘汉，对这些股权的估值为人民币8100万元。刘汉称，在那段时间，他向金路集团进行了注资，有关部门依赖他来对当地政府运营的酒类、制药、水电、天然气企业以及四姑娘山旅游景点进行投资。根据政府资料，这些投资规模超过1.3亿美元。而刘汉在法庭上表示，上述这些投资对于政府而言都是具有紧迫性的项目。据一些报导说，当时曾有20万名抗议者上街游行；刘汉称，市领导们向他求助，老实说，他对此不感兴趣，但为了帮政府的忙，他答应了下来。不过，刘汉表示，这些交易都是从生意角度出发，并非为了获得影响力。他称，从未与政府官员进行过钱权交易。但大老虎1999年至2002年期间担任四川省省委书记时引人注目的是强化治安和改善社会服务，以此限制当时因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被边缘化的工人动乱。2002年底，大老虎进入中央领导层。
刘汉的一名高级马崽说，大老虎和刘汉关系很好。他说，大老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很照顾刘汉。2012年底大老虎退休后不久，与大老虎有关的一些人就开始陆续被追究。但中国检方并非第一个将刘汉视为厉害角色的；早在2012年，汉龙集团一名前高管在澳大利亚的一桩诉讼案中称，刘汉是中国黑社会一位令人害怕的黑老大。那起案件未牵涉到刘汉和他的企业。在刘汉位于四川的老家广汉，当地人将刘汉描绘成“袍哥”组织(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老大，说他令人既敬又畏。
尽管大老虎案件还未尘埃落定，但与周滨关系密切的刘汉案一审结束，刘氏兄弟均判死刑，令人联想起刘汉与2006年辽宁富商袁宝璟案的关系。刘、袁两位用自己灿烂一时但结局却不美妙的人生，共同证明了近30年“中国商界生死书”的三条重要诫律，即每一条成功之道，都为成功者留下了一道不知何时可能启动的死亡暗道。
中国富人在傲视穷人的同时，却又自称自己是“弱势群体”，这所谓“弱势”，当然不是与普通平民百姓相比较，而是与政府的强权相比较。在政府那凌驾一切的强权面前，“财富的权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企业家们自然又成了“弱势群体”。
2006年3月中旬东北富豪袁宝璟因一条命案，袁氏一门三兄弟全判死刑。因此案内情复杂、判刑结果奇特，中国网络言论一反常态，称此案是“现代中国之大冤案”。袁案留下诸多悬疑，诸如他当时用来买命的钱近500亿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这笔钱，其下落流向何方；那个想要他死的人是谁；……所有这些，都随着袁的离世而成为商界的耳语流传。直到2014年刘汉的“黑金帝国”崩塌，刘家兄弟的种种故事成为中国媒体的热门话题，外界才知那个想要袁氏兄弟死的人是刘汉，刘汉通过商界朋友“周滨之父”的势力达成灭袁氏三兄弟的心愿。
至今，官方对大老虎干预袁案审判不置一辞。尽管媒体报导都言之凿凿，坊间演义非常丰富，但在刘汉庭审时未露出丝毫端倪。根据中国特色，已经被媒体如此“捕风捉影”大肆报导过的事情，自然不可能毫无根据，之所以未现全豹，乃因其中有的人物位高权重。中国商界之间的商业竞争，需要很多“市场外”的竞争，在资源与经营特许权的获得上，比的是背后的靠山与人脉；在市场竞争中，除了经营才能之外，还需要凭“狠”，这狠除了斗心术、斗腹黑，还得比谁的手段毒辣，包括买凶杀人等各种毒招。
袁宝璟与刘汉一样，都是一介平民子弟，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袁宝璟2006年曾被称为“中国首富”），当然不会不知道这种中国特色的生存之道，即必须游走于权贵与江湖之间，因为那既是致富之道，也是保全身家性命与财富之道。但他显然运气不好，因为“下结江湖”的需要，他有一位红黑两道都很“玩得转”的朋友兼手下，即辽宁省辽阳市原刑警队长汪兴。这位汪参与了袁公司太多的“机密活动”，并以此为由屡屡向袁敲诈，并因敲诈不遂向有关部门举报袁宝璟各种罪行，例如挪用公款16亿用于股市炒作“郑百文”（所谓“中国十大股案”之一）、派人枪击刘汉、伪造国库券、杀人灭口等等。袁因不堪其扰，才有其兄长雇凶杀汪之举。但袁宝璟的腹黑与刘汉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刘汉也曾欲花1000万元买仇家人头，刘氏兄弟欠下的命案有多起。
但那些命都是草民的命，最大手笔乃是借助朋友周滨父亲之手，通过法律将“中国首富”袁宝璟兄弟三人判处死刑。当时中国进入网际网络时代，袁宝璟可能还不知道资讯乃制胜之宝，竟然漏掉了“竞争对手背景调查”这项基本工作。
因此，“中国商界生死书”今后一定会加上这条诫律：摸清竞争对手的靠山是谁，以便决定是否让道。
中国的民营公司不少是家族公司，从道理上讲求，不少人知道这是瓶颈，严重阻碍了公司做大做强，但形格势禁，这种企业形式仍将长期存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信用流失。人类社会的信用体系依靠四个层次的信用支撑，即国家信用（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信任）、政府信用、商业信用及个人信用。这四个层次的信用在今天的中国都陷入严重危机，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崩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只能依靠最原始的血缘纽带，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公司，即由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共同经营。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发展而来：家中有某人发达之后，逐渐将各种血亲网罗进来。一则是各种血亲也有谋职致富的需要，二是基于血亲关系的互相信任。这种从农业社会传承下来的“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须要父子兵”的传统，虽然解决了基本信任问题，但人无千日好，中国商海棋枰翻覆之事太多，且不说公司内部兄弟反目、亲属成仇之事常见，就以公司遭遇翻船的外部灾难来说，家族公司也难免覆巢之痛。
比如袁宝璟一家三兄弟因汪兴命案共赴黄泉路，另一位堂兄弟被判死缓，形同灭门。事过八年，站在被告席上的刘汉也因“汉龙帝国”高管的血缘关系而遇到麻烦，需要就企业性质是公司还是黑社会组织进行庭辩，庭辩内容之一是刘汉与刘维之间的长期合作及共同行动究竟“是兄弟亲情，还是犯罪组织关系？”。
假设周滨与刘汉对簿公堂，公诉人称两人的关系是权钱交易为主的朋友，猜想这两位大概都不会否定这种概括。但要刘汉与刘维两人弄清楚他们每次重大行动的动机究竟是“兄弟亲情还是黑社会组织关系”，恐怕非常困难。他们因兄弟身份而共同组建了汉龙集团，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其合作基础，类似情况在中国民营企业很常见，这种庭辩内容甚至还会增加中国人的道德困惑。
时隔八年，袁宝璟与刘汉这一对商界冤家先后被处以极刑。国内商界对刘汉兄弟命运的判词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此论暗含“做坏事必有报应”之意，有意忽视其靠山的倒掉才是主要原因。更有意思的是，现代社会日见其稀的复仇色彩成了“袁刘恩仇录”的新结尾：中国首富袁宝璟因与刘汉交恶遭至三兄弟灭门，袁氏夫人央金不能释怀，遂雇佣三名顶级私家侦探数年来长期潜伏成都暗中调查刘，耗资数百万，挖出刘氏大量犯罪证据。央金通过文艺界朋友将材料上达天听，后成为快速拿下刘汉兄弟的关键材料。
今刘氏兄弟被判死刑，央金完成了一次基督山伯爵似的复仇。……
这个复仇版本的故事更符合中国人的道德审美与伦理想像，一位歌舞优称当世的美丽女子为夫报仇的故事，可以安慰成千上万中国成功男人的寂寞心灵，写小说拍电影肯定卖座，注定会成为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但它还暗含国人对于“中国商界生死书”的肯定，即只承认三条诫律导致其成功的一半，却将另一半暗埋的死亡暗道看成是“出来混”，“混得不好”才可能支付的代价。
其实，刘汉如何踏上黄泉路的真相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袁故事用生命共同证明的三条诫律，仍然将被中国商界群雄继续演绎。
总而言之，刘汉与袁宝璟殊途同归，都是这个社会严重之制度性腐败的产物。
（编者注：全文并非所有都是作者原创，不少资料来自网络，经作者筛选、加工、综述后独立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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