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八九学运期间 邓赵到底为何分道扬镳?(下)

有不少资料显示,邓赵冲突并非始于“4.26”社论。

4月22日,在纪念胡耀邦的悼词问题上,邓对赵已经心存不满。邓小平不同意在悼词中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谁都不够格,我也不够格”。赵紫阳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加上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吴伟,442-443页),希望借此缓和党内外压力,又不致引起邓小平等元老的直接反对。但是,邓对这个做法非常不满。鲍彤亲眼看到,在胡耀邦追悼会那天,邓小平显出“非常恼火的样子”。

邓小平赵紫阳的不满,可能还要早。根据是,王任重审查小组在审查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行时,最感兴趣的是,关于赵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审查小组说,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一股“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赵;还说,赵紫阳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人物,主张新权威主义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都把赵当作他们的新权威。审查小组认为,赵对1989年学潮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主张,不是偶然的,属于这股风的呼应和配合(赵紫阳,72页)。

王任重审查小组对赵紫阳的这个“兴趣”当然不会是小组本身的兴趣,更不会是王任重本人的兴趣,而是当时中共元老的意思,甚至是邓小平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赵反对“4.26”社论,向戈尔巴乔夫抛出邓的幕后作用及反对镇压,都是为了“倒邓”保自己。

“倒邓保赵”在88年年底,确曾在香港掀起一阵风潮。根据陈小雅对这个风潮的报导,1988年10月31日,香港《信报》发表了《大家长该退休了》,文称:目前,“祇有邓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阻碍”,“才会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1988年11月,《解放》杂志发表《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称,中国经改的问题在于赵紫阳不拥有独裁权力等。

香港的这股“倒邓保赵”风潮,也在中共高层引发回响。李鹏在他《六四日记》中写道,5月4日,他去见姚依林,“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5月26日,李鹏又写道,宋任穷指责学生“背后是有人在操纵”,暗指赵紫阳,余秋里则直指赵紫阳“是个阴谋家”。

毫无疑问,姚依林、宋任穷和余秋里的疑问,也是邓小平的疑问。邓小平是个疑心很重的人。笔者在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时写过“邓小平到底为何逼胡耀邦下台”,文中列举了几个事实,证明邓小平对胡耀邦劝他退休,疑心胡要取而代之。邓怀疑过胡,也会怀疑赵;邓曾试探过胡,当然也会试探赵。赵紫阳对邓小平的疑心,可能多少有所警惕,这也许能够解释赵为何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对军队事务一直采取消极态度。

事实上,邓小平早有搞下赵紫阳之心。李鹏在5月28日的日记说:“丁关根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李鹏还说:“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这就是说,更换总书记,邓小平早在六四之前就动了念头。

根据邓小平的堂而皇之的理由,赵紫阳下台,和胡耀邦下台一样,都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不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两人都犯了共产党文化的大忌,都功高盖主,引起“主”的猜疑。所以,假如没有六四,邓小平也会把赵紫阳搞下台。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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