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6月29日讯】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境外势力”是一个十分笼统而又充满威胁的政治术语。依靠这个共产党所独创的专有名词，中共无数次成功把国人对独裁执政党的不满与愤怒转化为对“国外敌人”的警惕与敌视，从而挽救“党”于惊涛骇浪之中。日前，旅美学者何清涟在《美国之音》发表评论文章，回顾了中共统治中国期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利用“境外势力”来为其自身赢得转危为安机会的史实。其中提及当年邓小平在“六四”大屠杀之后，为了对国民有所交代而一度致力于把赵紫阳包装成“美国中情局特务”却未能成功的往事。
在这篇题为《境外势力在中国政治中的前世今生(1)：麻烦制造者？》的评论文章中，何清涟女士开篇写道：“‘境外势力’一词就象个政治幽灵，每逢中国进入多事之秋，就在中国上空游荡，不仅让中国政府的敌情神经崩得很紧，还让中国一些老百姓感到全世界对中国都不怀好意。”
在中共统治中国的60多年时间里，在中共当局的宣传中，“境外势力”俨然已成为中国“所有麻烦的根源”。而在各个时期，视麻烦大小与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处境，“境外势力”的名称时有变化，最初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后来称“帝修反”、再后来成为“境外敌对势力”。而最近这段时期，“境外（敌对）势力”又重返中共的政治话语系统。
文章指出，虽然最近这几年中共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中共当局已将刺眼的“敌对”二字去掉，称为“境外势力”，但留心看看中共的官方宣传媒体就会发现，“境外势力”仍然被描述成“中国一切灾难与不幸的根源”，甚至包括香港人对抗中央政府（可能还包括“驱蝗”运动），也被说成是美国在港阴谋策划“颜色革命”的结果。而《中国航空报》在2012年4月曾刊发题为《敌对势力颠覆中国阴谋，搞死国企再搞垮军队》的文章，声称“境外势力”还能够将黑手伸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与“钢铁长城”，而且那篇文章“让人看了之后产生深刻的危机感，甚至可能会联想到整顿国企与军队的腐败正中‘境外势力’的下怀”。
从毛时代中共在政治上闭关锁国开始，中共政治话语中的“境外势力”就活跃起来。
回顾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文章写道：“百姓家中有‘海外关系’就是先天罪孽，不许与海外亲属通信；而文化上的‘特供制’却让江青可以随意选看‘境外势力’制作的电影，如《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等。至于那些专供高干们阅读、消费的灰皮书籍，基本上都来自‘境外势力’，但老百姓无缘一见，理由是老百姓思想水平不高，看了容易‘中毒’。中共这样做，道理再简单不过：愚民的目的是愚化民众，让其老老实实接受统治；特权阶层包括其子弟还是要广其见闻，让其保持聪明度，以便更好地统治民众。”
到了邓小平时期，邓一度对美国作出高度友好的姿态，但1989年的“6.4镇压”之后，“境外敌对势力”又在中共的宣传中卷土重来。
文章揭露道：“邓小平在屠城之后，立刻想到要将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与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挂上钩，试图将赵紫阳包装成‘美国中情局特务’，只因索罗斯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消息后，给邓小平写信，指出他的基金会的中方负责人正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凌云。邓小平意识到，如果执意捏造所谓‘赵紫阳间谍案’，必然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好作罢。”
何清涟认为，中共是专制独裁的极品极权政体，而这种政治体制的生存之道就是封闭，即“对来自他们不能控制之地的任何力量都持排斥防范态度”。邓小平的所谓“开放”也只是为了让中共当局摆脱当时面临的政治经济上濒临崩溃的危机，而不是为了与世界融为一体。因此邓小平一直将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外来影响视为威胁政权安全的大敌。
文章写道：“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都是以‘境外敌对势力’污染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及青少年思想为假设前提。如果说某时期‘境外敌对势力’暂时从宣传中退隐，那也只是中共（包括主张‘对外开放’的邓小平在内）出于务实的策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