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会见 尊重以待’— 学联代表团直接与北京对话的意义

终于,学联的同学们宣布了北上要求会见大陆领导人的细节。在漫长的占领行动之中,亲共派‘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炒作冲突、占路的场面,企图排除争取真正普选的讨论。学联成员计划北上,重新聚焦政改议题,进一步揭示由特区政府到人大政协不负责任,拒绝处理当前政治局面的龟缩心态。

亲共派针对学联直接的部署,只懂以‘国情’反击。据明报的报导,有一度协助学生与政府斡旋的中间人,因应北上谈判举动,认为学联‘狂妄自大’,完全不理会北京办事‘有规有矩’云云,‘不是想见谁便见谁’。又有人指称学联今次举动是‘上访’。

北京的封建朝廷心态从来没有改变,当舆论机器开动定性,也就实际反映他们的思路逻辑没有摆脱天朝心态,由此引证,北京面对这场北上,多数只会是闭门不见,原机送客,既维持封建王朝的体统,也作出拒绝正面处理的信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身陷险境或取得成果的机会皆甚微,只显示北京延续死拖烂拖,回避处理的方向。

结果虽近笃定 意义影响深远

北上会见的结果几可笃定,但背后的意义却殊不简单。大陆方面数十年来,一直视对港治工作为重要一环,通过各种途径渗入社会各层面,不是什么特别的趣闻。前途谈判和进入过渡期,中共领导人更重视笼络香港各个团体:才俊团、商界、公务员都获见面以示重视,甚至打趣说连街坊会也有机会接见。显示中共着力聆听香港声音,配合着‘井水不犯河水’的论调,香港人似乎已受困于中共刻意营造的氛围之中。

时而势易,八九年的决裂已显示中共没有需要面对反对声音,在一九九七年香港成为了已到口的肥肉以后,香港更只是中国大陆予取予用的经济部署工具,自当没有需要重视香港民意。单纯的香港人也以为高规格接待理所当然,也以为两地关系和承诺理所当然,原来当年所错过的,是把握当年的优势和机会,取得釐定中港关系的主动权,到今时今日才不知不觉间发现黄花已谢。

举个例子,八十年代当日由李鹏飞、周梁、李柱铭、李国能等人组成的才俊团,因着统战需要而与习近平的父亲,当日的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习仲勋接见。当年所谓‘才俊团’仅是香港之业界代表;但三十年后,大家记忆犹新的立法会访沪之旅,与立法会议员会见的仅是正部级的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但立法会可是一个拥有百万选民授权的民意机构。当日没有确定一个相对尊重的中港关系,造就了今日大陆以其垄断宪制的权力,背弃一国两制承诺的局面。

学联直入核心 确立应有态度

因此,今时今日学联北上,直接要求北京走出闭壳,要求政府首脑李克强拿出正面而尊重的态度,处理香港的政制事务和民意,既系重申当前困局的原因所在:北京对香港政制的诸多动作,就要求解铃还需系铃人;也是打破北京所坚持的两个藩篱:一是维持专制政权所凭伺的官民藩篱、二是天朝中心所凭伺的中央/臣属的藩篱。学联带出的信息不外乎两点:正面处理,尊重以待。

从书本上看,基本法写明北京只管外交国防,政制问题本不应该任由北京上下其手,有些人以此为由,认为不应该与北京对口政改事务;但政治现实,远较一纸空文更值得今时今日处理;未来前途,远较白纸黑字值得确立。既然北京老早经已无视基本法,任意扭曲揣释;学联就从政治行动上直接指出,特区政府既然没有意志去处理当前事务,北京就应该解决自己遗下的烂摊子,不要再躲在权力的阴幕里。

更重要的是,北京开动黑白双簧,明线攻击港人‘僭越’,暗线挖苦学联‘上访’,实际上就显示触动了中国大陆的忌讳,今时今日就明白表示一国两制已死,纵然深圳河两岸彼此关系,已有很大转变,但我城以骨气为经,以理据为纬,不卑不亢,重新昭示‘直接面对、尊重态度’原则,就成就了‘新中港关系’的轴线。

文章来源:独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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