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作家二月河接受南方都市报访问时，向中纪委建议采用古代的“弹劾”制度来对付今天官场的贪腐。二月河说，今年3月他出席全国人大会议与来到河南代表团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有一段对话，他提到，在新的社会治理形势下，应该建立有效的弹劾制度。各个时代都有弹劾制度。通过弹劾制度，官员互相监督，互相揭发腐败行为。
二月河以写作历史题材小说见长，自然熟悉中国各朝代历史。那么，二月河向王岐山支招用“弹劾”方式是什么用意呢？
弹劾制度属于古代朝廷监察制度的范畴。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正式出现完善的监察制度。秦始皇建立起以三公九卿制度为行政管理体系，即中央集权国家。秦始皇以御史大夫为中央监察长官。自先秦时代已逐步建立起行政监察制度。自秦汉开始、至三国魏晋南北朝完善强化，到隋唐至明清为行政监察制度最严密时期。
由于近代和现代人对历史的曲解和误读，特别是中国大陆中共统治下对中国历史有意的歪曲，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各朝代都是所谓的皇权专制，统治一片黑暗等等。其实，真实的中国历史并非如此。
中国自秦朝起，对国家的管理大都是通过朝廷的行政管理体系来完成的，并非完全是现代人认为的皇帝一人说了算。诸葛亮在《前出师表》称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就是说国家存在着皇室和政府两个部门。许多时候，皇帝要受到政府官员系统的许多限制，这方面例子很多。仅举一例。
明朝万历皇帝因宠爱郑贵妃，想把郑贵妃之子福王立为储君，但是福王是庶出而不是长子，以明朝严格的礼法，长子朱常洛当为储君。万历此举遭到明朝文官集团的激烈反对，在万历帝经过多年的努力而未果，多次受折于廷臣，所以长时间不立储，并且用以怠政的方式与廷臣相抗。皇帝不理朝政，政府运转陷入停顿，官员空缺严重，党争严重，政府瘫痪，明朝由此衰落。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往往在建政初期就会沿用上朝旧制，建立起完备的政府监察系统，这给政府的有效运转、国家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反观中共当今的统治，大规模的腐败，从党、政、军各界、从最高层蔓延到渗透到中国社会和中共官场的最底层。腐败像癌症末期的癌细胞扩散一样，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与各个阶层，正在疯狂吞噬着民众创造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二月河建议的采用古代的“弹劾”等手段，自然无法起到治本的作用和效果。在中共的体制下，也很难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去实行。
但是，二月河做为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体制内作家，他和主管反腐的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互动言论，被大陆媒体公开报导，或许释放出中共高层反腐的动态和信号。
习近平上任后和王岐山在中共内展开的反腐和打老虎行动，主要是针对江泽民集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50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江泽民派系的官员。习近平王岐山采用的方法，其实与二月河谈话中提到的“通过弹劾制度，官员互相监督，互相揭发腐败行为”有相似之处。
一方面，王岐山的中纪委采取从外围入手，通过举报等方式抓捕江派官员，比如刘铁男。在对周永康宣布审查之前，先从石油系统、政法系统和四川省抓捕了周永康的大部分亲信，从他们那里搜集到周永康的犯罪证据，最后对周永康动手。这是从下到上。
另一方面，从被抓捕的一定级别的“老虎”口中再获得下级的信息。比如有消息称周永康被抓后，交待了在江泽民生病期间和曾庆红的一次拟定人事名单的秘密会晤，还有消息称周永康已经全部招供；徐才厚被调查后对罪行供认不讳；谷俊山被关押后拚命“咬人”，一度每天都“哭上几个小时”等等。近日连续出现中共高层将领自杀消息，可能与“大老虎”的招供有关。这是从上到下。
同时，习近平王岐山还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任用原来江派阵营的在职官员，来展开对江派势力的反腐，这一点与二月河说的“弹劾、相互揭发”相合。比如，习近平在2013年在党内开展所谓“整风”和“专题民主生活会”，让各省级领导常委之间互相“揭短”。日前刚刚落马的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梁斌，在2013年的会议上，就“弹劾”河北省委书记、周永康心腹周本顺未达到省委书记的要求，说他“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来适应河北对省委书记的职责需求”。
四中全会后，习近平阵营加速了对江泽民势力在中共党政军及地方省市人员的清理。在作家二月河向王岐山建议“弹劾”方式反腐的背后，可以看到，中共内部特别是江泽民用权钱利益建立起的集团联盟其实脆弱之极，不堪一击。随着反腐打大老虎的继续推进，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些昔日江派阵营中的大量官员，可能从“揭发弹劾”同伙身上看到了立功赎罪的机会，将会纷纷“揭发”腐败，江泽民集团将会加速崩溃。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