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6月01日讯】中共元老之一的陈毅之子陈小鲁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工作，深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共搞的所谓“政改”，也亲身经历了“六四事件”及之后整改研究室的整肃。当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陈小鲁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感慨万分，称有了这段经历，就知道了中共所谓的“中央决策”是怎么回事儿，“心灰意懒了，没法奉陪了”。为了不再说违心的话，他下了个决心从此不在中共的体制里干了。
据《陈小鲁：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中陈小鲁的回忆，1986年9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当局成立了政改研讨小组。这个临时机构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政改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七个专题组，抽调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研讨。
1986年10月陈小鲁从解放军总参二部以副师职军官身份被借调到了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政改办”）。当时耀邦还在台上。但在这个政改办牵头的却是赵紫阳。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原本是主管经济的，却由他出面来牵头搞政治改革，大家马上就意识到此事背后另有蹊跷。1986年学潮是12月份才发生的，也就是说学潮之前已经内定耀邦下了，由赵紫阳接总书记，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事由赵紫阳牵头。
文章称，其实赵紫阳开始并不愿意干总书记，最后是老邓把他“硬推上去了”。
据称，政改研究室成立后主要就是搞一些调研。当时陈小鲁参加过工会改革的研究，讨论怎样让工会正常发挥作用，要能替工人讲话。不能老是“御用工会”，不能只收点会费看看电影就完了。但当时又怕出现波兰“团结工会”的问题。
“实际上如我们看到的，而且到现在越来越明显，就是很多地方的党委和资本联系在一起了，他是为资本家而不为劳动者讲话。谁为劳动者讲话？没人为劳动者讲话，所以会有‘黑工事件’、‘黑窑事件’”陈小鲁说，“很明显，这么多年，那么多警察、官员或者是装作不知道，就是一种默契吧，最后发了财大家分。”
陈小鲁认为，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状态，其实也不是由一个“党”来领导的，而是“寡头政治”，就是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那麽几个人，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甚至连建议权都很少，只有执行的权利。后来，权力日益集中，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已蜕变为“独裁”，“就是老毛一个人说了算”。等老毛一去世，老邓搞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又变成集团、寡头政治了。
文章中写道，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很多学生开始上街游行、绝食。当时他们这些搞“政改”的人很忧虑，这么一闹起来“左派”势力就会乘机起来，而这个矛盾是“不可化解”的，一旦社会动荡，改革就会受挫，赵紫阳的地位就危险。后来果然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发生了“六四事件”。“六四”发生后，紫阳被罢官、软禁。然后中共当局招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来解决赵紫阳的问题。
据回忆，当时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19号文件讲动乱的事情，但“其中一半儿是不公正的，一半儿是假的”。其中多处提到政改研究室的事，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来的东西，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据回忆，中共当局派了工作组进政改研究室调查。鲍彤和高山都被抓起来。上面认为这个政改研究室是真正的“小舰队”，而且“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但是调查完以后，工作组最终的结论是：政改研究室“基本上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但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上面就翻脸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论？！政改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跟赵紫阳那么密切，老鲍直接抓的机构会没事？那“六四”从何而来啊？然后上面就二次改派中直机关党委的副书记亲自来调查，同时还调查前任工作组。
陈小鲁回忆说，他当时面对中直机关党委调查组时曾说了三条：第一，赵紫阳不支持动乱，他是反对动乱的。他只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去平息、化解。第二，赵紫阳没有反老邓。第三，背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整个运动当中，我没有见过赵紫阳。
1989年5月8号，陈小鲁在中南海里遇到一个朋友。那时学生已开始绝食，矛盾趋于激化。于是这个朋友就问他，“紫阳倒不了吧？”陈小鲁就随口分析说，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紫阳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张牌就没用了；27万学生大游行，他的“政治稳定”这张“牌”也就没了；在用人上，赵紫阳又没有自己的人，所以，他必须现在就和平地平息这个事，否则就要动武平息了，他也会被人当作替罪羊踢出去的。所以这时候呢，他在策略上，可能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邓保持点距离。
没想到这些话就被这个朋友给上面报告了，成为赵紫阳的罪状，写入了19号文件，指“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高参”给赵紫阳出主意，要反对邓小平。
“六四”清查和整党结束以后，政改研究室被撤销。陈小鲁当时就找二部副部长姬胜德，提出想转业。
文章表示，陈小鲁想转业的原因主要是对“六四”的情况很不满意。一个是拿枪去打人，另一个是党内斗争比较激烈。而那份19号文件的内容又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扩大的，尤其政改研究室这一块“基本上没有真的”。
文章写道：“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真的没有接受教训。到了现在，还是搞这种手段。赵紫阳下台，不是很容易吗？老邓一句话就行了。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问题，栽到他头上？还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改研究室这段经历，就是知道了中央决策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有点心灰意懒了，没法奉陪了。我下了个决心，就是从此不在体制里干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再说违心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