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民众对权力的监督，几乎都只能通过互联网的曝光与传播来实现。我们赞叹互联网的伟大同时，也应该看到互联网的局限。网络总是对那些要素比较突出、容易吸引眼球的事件表现出浓烈的关注，而那些表述起来不太“痛快”的事情，很难在网络上形成影响力。
比如，2015年十一长假期间，大家关注的热点事件是三个：以柳州系列爆炸案为开始，以青岛38元大虾宰客为结束，中间是最重大的TPP协议。
有一个新闻被网络忽视：广西马山扶贫款被大量拨付给不贫困的人——审计署发现，马山县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标准，其中有343人是财政供养人员，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这则新闻用了一句话来定义整个事件“该县扶贫工作推进不力”。很轻的一个词汇：扶贫不力。
那样多的人冒领扶贫款，根本不可能是“工作失误”，唯一的可能就是“勾结”。掌握权力的人，勾结自己的亲戚朋友，大量冒领扶贫款，这毫无疑问是犯罪。权力部门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是渎职，是盗用公款；冒领者属于贪污公款。怎么能用一个“工作不力”就蒙混过关？
并且，为了掩饰犯罪，马山县2014年度将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农村扶贫标准2736元的608户、2272人认定为脱贫。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欺诈了，属于伪证罪。
而我们从新闻中，丝毫没有看出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惩罚那些权力机构、那些冒领者。按惯例，又是检讨一番，罚酒三杯。有多少罪行就这样悄悄滑过了。
扶贫款被贪污，仅仅是马山等个别地方吗？不是，全国几乎所有的扶贫款都被输送、被冒领。这是不受监督的权力的必然后果。
而大家对这种现象似乎无可奈何，然后就默认了。大众成为了扶贫款被贪污的共犯。
大家对青岛38元大虾愤怒，是因为大家觉得自己有可能哪一天也被宰客；而扶贫款，大多数人认为与自己无关。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符合条件就应该得到救助。或者说意识到了，但也无奈。
我曾经在河北一个贫困农村调查过，该村大多数人都应该得到救助，但却没几个人领到过扶贫款，一次都没有领到过。问他们原因，回答竟然是：“咱不认识县里的头儿，不可能轮到咱”。这属于“默认腐败”模式。
中国每年的扶贫资金有多少？这个数字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关注。国家有关机构也不愿意向社会公布。查阅网上资料，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为主干，综合其他零星信息，可以得出基本的判断：中央财政每年的扶贫款在1800亿元以上。如此巨额支出，没有一个细账向全体纳税人做个交代。当权者层层瓜分，近2000亿就出去了。
几乎可以断定，任何一个县的任何一笔扶贫款，都存在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但是却很少听到有人被查处。最多是某个贪官因为其他问题而垮台后，顺便揭发出其众多罪行中一条是挪用扶贫资金。
纳税人付出税款供养政府，为的是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其中一项就是辅助弱势群体，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界弱肉强食，人类辅助弱小。贪污扶贫款，是动物性，是兽性大发。而我们竟然默认如此恶劣的犯罪。
文章转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