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1月18日讯】据明慧网报导，翟金萍，女，五十岁，山东省泰安市医生。董爱华，七十岁，翟金萍的母亲，家住山东省肥城市潮泉镇。二零一五年八月五日，翟金萍和母亲董爱华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学大法 母女受益
翟金萍，今年五十岁，从小体弱多病，十二岁时，就患有失眠，心律失常，没有系统治疗，也没有找到原因，上中学后，病情一度好转，一直到大学毕业，没有发作。受父母熏陶从小信神，可她并不懂重德，不知道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
翟金萍说：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次医疗意外（那次我注射青霉素过敏休克），下午四点多注射，当晚两点多我心律失常发作，连夜住进自己工作的医院，住院期间又出现了功能性闭经，七个月停经，乙肝表面抗原五项指标出现了‘大三阳’，同时查出胆囊炎、膝关节炎、肋软骨炎、耳鸣，脑子里天天像有一个电机在发出噪音。严重时，口苦头沉耳鸣，吃不下，睡不着，心律失常严重时大小便都在床上由保姆伺候。整天哭丧着脸，心里不沾火，也是烧焦了一样焦虑。一个中医大夫说我已经没治了，因为我已经到了抑郁症的木僵状态了。
婆家姐姐单位一位研究生的父亲胃癌炼法轮功好了，他见姐姐为我的病发愁，就推荐法轮功，全家人像找到救命稻草一样让我马上学，我却不接受。因为我是学西医的，也在临床做了近十年了，我越来越会用西医的理论治病的同时，越来越不相信其它的祛病健身方法。为了我的病，全家人哄着骗着让我学，我还是不学。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一本《转法轮》，我知道了那就是法轮功的书，我心想：“太好了，我想做好人，不知道怎么做，常常随波逐流，这本书就是叫人做好人的，太好了。这不是气功，是叫人做好人的书。”我把书抱在怀里，由于长期失眠像长满了杂草一样焦躁的心开始有了一丝清净的感觉。为了治病，也为了终于找到了做好人的正路，我在看到那本《转法轮》的那一刻，就走入了大法修炼之中。
翟金萍的母亲董爱华说：“我女儿翟金萍的不治之症好了，她还向全家人推荐这本书，全家人都觉得好，别人没有坚持下来，我和女儿坚持学炼直到今天。”
翟金萍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的过去，就是好强、多疑、记恨、妒嫉、显示、脆弱、虚荣、只听表扬的话，受不了一点不同的意见，哪怕是别人真诚的建议。”学法轮功后，我放下了一层虚伪的外壳，坦诚的面对自己和这个世界，不但与别人更容易相处了，处处为别人着想。学法后，我不再接受药品推销商的回扣，有一次实在推脱不下，我就把那部分钱送给了一对从农村来的老年人，让大娘给生病的大爷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一位我曾帮助过的女病人，从那一年到现在十八年了，每年都要来医院一次，每次都打听我，虽然我没有见到过她，她知道我的所有情况，我第二次非法劳教回来后，在病房做保洁工，她看到我，问我：“你是不是翟大夫的妹妹？”我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她紧紧的抱住我，含着泪说：“你怎么这么年轻？真是好人好报，我们全家常念叨你，不是你我不会像今天这么好，我们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你。”
母亲董爱华原来有神经官能症、咽炎、气管炎、肾炎、美尼尔氏综合症，炼功十八年来，没吃过一粒药，都好了。原来有的骨质增生也好了，子宫肌瘤（鸭蛋大小）在一次小便时，自己掉出来，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还有修炼法轮功后，董爱华觉得自己的脾气变好了，消除了很多家庭矛盾，从此家庭变得和睦幸福。
控告书中，翟金萍医生陈述遭受迫害的经历
我在洗脑班、看守所、“黑监狱”、劳教所或监狱被监管期间遭到了以下的体罚虐待。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济南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原山东省第一女子强制戒毒所），我遭到电击、殴打、铐挂（被铐住两手挂在窗户櫺子上，站着，导致双脚浮肿，一直浮肿到腿、腰，最后肿到胸部以下）、灌食、绑铁椅子、我遭到包夹于宪英用高跟鞋的后跟打击头部，强制收听高分贝噪音或恶人讲说，强制洗脑。关禁闭、冷冻、恐吓、侮辱、威胁。我遭到人身侮辱：包括往我的头上、脸上吐唾液，男警察在值夜班时，在我两只手都被铐起来的情况下，当着另外一个也被铐着双手的女法轮功学员的面，在禁闭室，捧起我的脸不怀好意的给他看。除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外，还有奴隶般沉重的劳动，警察逼迫我进行无工资的强制奴工，包括绣花、糊纸盒子、擦铅笔、砸水泥袋，每天从早上七点三十开始，到晚上十点三十甚至到半夜二点半才结束，每天累得筋疲力尽，苦不堪言。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在泰安市看守所岱岳区公安分局警察孙涛对我拳打，用手铐使劲勒手腕，我坐在椅子上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辫子往下拽另一只手按住头顶使劲往下压，使我的脖子难受了好几天，在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禁闭室，我遭到长时间不许睡觉、暴力灌食、绑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急诊科注射毁坏神经的精神药物。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至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在济南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我遭到殴打、暴力灌食导致消化道出血晕厥、灌食药物、长时间不让睡觉、不允许大小便、关小号（持续关押封闭在小屋三年多）、强制洗脑、威胁、恐吓、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罚坐、每天二十个小时的罚蹲、恶意丑化（强行剪成非正常发型）、二十四小时两人以上监视一行一动。持续关押封闭在小黑屋三年多的时间里有两年多不允许接见家人，我的外公、我的父亲先后因担忧、思念、牵挂，凄然离世，临终未得相见。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五日，泰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支队长亓克银等绑架我到济南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原山东省第一女子强制戒毒所）非法劳教三年。
在寒冷的天气里，被恶警铐在铁架子上，关禁闭六天六夜。屋里没有窗子，黑乎乎的，阴风乱窜，除了冰凉的铁架子和两个被铐住双手的女人，什么也没有。期间来例假，向恶警牛学莲提出要卫生用品，被拒绝并被恶语羞辱。恶警陆某酒后值夜班，托着她的脸问：“哪个是翟金萍？让我看看。”在关禁闭的第三天，一个穿武警大衣的矮个子、斜眼男人来了，他威胁道：“我还没说教育你呢，虽然法律规定劳教所不让用酷刑，但对你们除外。”
从第四天开始，我被邪恶强行灌食。恶人们用粗橡胶管插到我的鼻孔里。灌食的十几个人中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医生，其余的是男干警、司机、后勤人员和劳教局的干部。恶人们先吓、后逼、哄骗，最后粗暴操作，目的是让我受不了痛苦而屈服。六天后我被拉到门厅，绑到太师椅上，用白布条把双手、双脚都绑上，两腿痛得像有人抽骨髓一样酸胀。恶人们为了冻我，把我一个人捆在那里，故意敞开门，冷风吹开塑料门帘往里钻。四周黑洞洞的，阴森而恐怖。我看到每天早上五点钟，在起床半小时前，用卡车拉来三、四十个男干警，（后来听说是警校在校学生）他们抱着一捆一捆的电棍，拿到十个监室里去打人、电人。
恶警了解到我炼功前得过抑郁症，就找来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铐在我身边。那人往我头上、脸上吐唾沫，哭，骂我，站着不脱衣服就小便。二天后，又把我铐在自来水管子上，右手平伸向右，左手垂直向上，呈“千”字形。又二天后，我被关小号十八天。我被铐住两手挂在窗户櫺子上，站着，双脚肿到腿、腰，最后肿到胸部以下，一直站了十八天。
这小号本来是接见室，家人来探望住宿的地方。恶警为了挑起普通劳教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故意把所有接见室空出来，一间屋里关一个人，并告诉她们：法轮功学员不“转化”就不让她们与亲人相见，给她们加期；“转化”了就给她们（普教）减期，让她们早回家，唆使她们恨、打法轮功学员。到了晚上，恶警把原来好端端的床铺拆坏，被褥、枕头放在看得见、够不到的地方，人则铐在屋对角的水管子上，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有一次，我迷迷糊糊的被恶警叫醒，他们问我有什么事，为什么敲水管子，我莫名其妙。这时才知道原来我被冻得浑身颤抖，抖动的手铐敲响了水管，惊动了值班警察。第四天，我已经两天未解小便，是最渴的时候，可是灌食后我却更加干渴，胸膛里像着了火一样难受，咽部有血腥味，不自觉的舔了一下嘴唇，是咸的。我才知道，她（他）们在灌入的玉米糊里加了大量的盐。在灌食的日子里，我一天才解一次小便，每次几滴，都像浓茶似的。大便也是很少的一点，里面有血有烂肉。与我一起被灌食的济南学员张宏，鼻粘膜被插伤了，一插管子就出血。泰安的周敏一次被灌到气管里，当时就脸色发青，不会说话了。二十五天后，我被带回监室，开始了每天早晨5点就挨打的生活。
我被拳打脚踢无数次，左肩皮肤被电伤。有一次，一个一米八高、卷头发的胖司机打我耳光，他左手叉腰右手打，打得我眼冒金光、两耳鸣叫。接着他又左右开弓，一口气打了几十个耳光，直到累得他出了汗，才停下手来喘粗气。还有一次，过失杀人犯于宪英用高跟鞋后跟狠狠的打在我头上，我只觉得眼前一黑，身子晃了一下几乎晕倒。随后觉得一股温热的液体从脖子上流下来，头发被粘住了，血顺着脖子流到毛衣的前襟，又流到厚毛裤上，湿透了里面套着的秋衣秋裤、胸罩、内裤。房间里所有的人包括于宪英都哭了，只有恶警牛学莲除外。四名同修每人一件衣服帮我洗，他们用水冲了三、四次还是血水，边洗边哭。当我和同修们表示不怨于宪英时，于宪英抱住我放声大哭。
走廊里每个监室门口都有一个喇叭放到最大音量，从早上五点半直到晚上熄灯，一秒钟也不停。恶警用这种办法刺激法轮功学员的神经，也藉以掩盖打人声和电棍放电的劈啪声。
除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外，还有逼命般沉重的奴役。从早上7：30到晚上10：30是平平常常的，有时干到半夜二点半。地下室空气不流通，有两名老年学员当场休克，被抬走，一个犯了脑溢血。两名女青年被逼疯，其中日照学员潘月芳二十六岁还没有结婚，被迫害得大小便失禁，不认识自己，不会吃饭，心跳加快，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里边所有来往信件都要被检查，外面的任何消息包括亲人的信息得不到，电视、报纸不让看，造谣、诬蔑的录像硬逼着一遍遍的反复看。
在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禁闭室遭野蛮灌食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泰安市公安局岱岳区分局警察孙涛等人拘禁我在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禁闭室八天。并抄了我的家。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和另一位大法弟子泰安的周敏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泰安市岱岳区治安大队长孙涛等人绑架。孙涛野蛮的往下按我们的头另一只手拽着辫子使劲拽，脖子快被压扁了。我们的头发被揪掉，手腕被手铐勒破。我绝食抗议迫害，孙涛找了他的朋友八十八医院的急症科主任王援朝，给我强行灌食，塑料管子插入胃内七十多公分。王援朝违反国家精神药物管理规定，在不经诊断的情况下，给我肌肉注射、静脉推注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他还配合孙涛“转化”我。在医院，王援朝给我注射催眠药安定，回去后孙涛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晚上孙涛把手机打开让铃声扰乱我，让我在房间里走圈，目的是让我承受不住困倦而屈服。恶警彭桂芬和吴某某还多次扬言要揍我。我被关在岱岳区公安分局禁闭室四天，泰安市看守所四天。八天不进食水，恶人们还十人分成组，用谎言诱惑、迷惑、欺骗、恐吓等手段企图逼我“转化”。这帮人吃喝住宿全报销，拿着补助费，每人还发了一套洗刷用品。这一迫害过程的具体指挥者是泰安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长亓可银，但亓可银在见到翟金萍时却假装什么也不知道。这一次她正念闯出了魔窟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至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孟秀芹，迎胜派出所警察徐海涛，泰山疗养院院长李祥新，保卫科长吕良祥等人绑架我到济南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第五次抄家。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几辆警车早已聚集到我的住所附近，在杨如法的带领下，二十多个警察（包括一些防暴警察），团团围住了我的家。在此前几天，肥城市610恶徒就是动用防暴警察和挖掘机，破开法轮功学员张绪民家的门，在女儿高考前两个月，带走夫妻二人，丢下孩子无人照顾。
二十三日早八点，刚进看守所两天的我，被岱岳区公安分局610的彭桂芬和一个男恶警第二次劫持到济南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劳教所整人的第一招儿就是骗。一进门我就被单独关押在一监室里，来自天津的犹大李雪梅二十四小时站着，还有两个普教帮着。她们见使尽骗术也不奏效，就开始折磨我。他们逼迫我坐在一个约三十公分高，二十六公分见方，上有二十五个食指肚大小卵圆形小孔的塑料凳子上，每天坐十七、八个小时。正是七月二十几号的热天，只穿一层单衣，肉都挤进小孔里，又痛又痒。没几天皮肤就破了，结痂掉了一层又一层。不让上厕所，最长一次二十天没解大手。
除包夹看管外，恶警每天二十四小时在监控器上观察我的表情，威胁说：不老实就拿诬蔑大法和师父的书念给我听。家人多次去看我，劳教所的恶警就是不让见。可怜六十五岁的老母亲无论风雨寒暑，只要到应接见的天数她就去，可常常是别人都见到了亲人，她却被恶警训斥一顿拒之门外，独自含泪深一脚浅一脚的步行回家。两年的时间她去了二十多次，都没见到女儿。看到恶警对她都那么凶，回家做梦都梦到女儿被残酷迫害和折磨的情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我的外公去世。临终前老人想见外孙女，外婆只好骗他：“她病了，来不了了。”二零一一年皇历二月，在距我到期的五个月时，父亲去世，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直到回家后，看到父亲空着的床铺，家人才告诉我，父亲已经走了。想到父亲辛辛苦苦把自己养大，供自己上大学，临终时还要为我担惊受怕，我无语，只是默默的流泪。就这样三年中我失去了两位最疼爱我的亲人，我却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恶警孙群莉（人称孙小鬼）故意让犯人陈杰把我的头发剪的男不男女不女的，然后给我拍照说要展览，被我严词拒绝。恶警张洪芬还说要扒光我的衣服给她拍照。
二零零九年六月，就在全国统考的前三天，她们对我强制洗脑她们抬来电视机、影碟机放在小号里，邪恶把光碟声音放到最大。五个人看守，白天恶警张洪芬、李敏端着笔记本和电脑记录跟我“讲理”，晚上济南省工会学院的李敏专门陪着熬夜，孙继莲专门在这间屋里值夜班，门外昼夜有人随时进来帮忙。她们看罚坐凳子对我没用就让我蹲着，从早上五点罚蹲到下半夜两点，只睡两三个小时。轮到张洪芬李敏值夜班时，他们还故意找我谈话延后睡觉时间。张洪芬乘机“陪”着我看电视，只要瞌睡就动手打。我想起师父的话，两个多月的时间熬夜没打瞌睡，而张洪芬、李敏困得说两句话，就回办公室洗一次脸。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她们讲做人的道理、讲法轮功真相，指出造谣碟片篡改大法师父原话的地方。后来邪恶终于撕下了伪装，不写保证书就打。张洪芬说：“这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就是强制。有理你跟泰安公安、610讲去，他们不送你来，我们也不管，进了这个门，就得听我们的。”张洪芬抡起拳头在我的头上来回打，前额和后脑一边一下。李敏也壮起胆子乘机打两下，杨晓琳在监控中看着。晚上，李敏坐在小凳上，面对着我，让我也坐下，然后两只手按着我的头，让我额头着地。
这次被关劳教所前，四十三岁的我一根白发也没有，可入所后，由于一直遭受残酷的折磨，不到两个月，就白了一半多。
两个月后，张洪芬再次不让我大小便，我绝食绝水，之前已经吃饭很少了。按惯例绝食三天恶警要强制灌食，但是到了第四天也没灌。第四天晚上十二点，上厕所回来，我觉的眼前像闪电一样亮了两下，头一晕，就抓住了包夹李敏的衣服，李敏一回头吓哭了。据她后来说当时我的脸和嘴唇都是惨白的，头上都是汗。
第二天以我停止绝食为条件，恶警搬走了电视机、影碟机，撤走了李敏，换了普教包夹。我纳闷为什么恶警这么轻易地就收了场。后来才知道，就在我绝食的前三个月，茌平法轮功学员王美英，就被她们野蛮灌食扎伤右肺而离世。我觉的走路时右腿有点不一样，想起张洪芬说过“再蹲你就残废了”的话。由于不让大小便，有一段时间小便也不正常。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修大法的，什么不正确状态都能在法中归正，果然没几天，一切就恢复正常了。
二零一零年春，杨晓琳开会回来，告诉包夹对法轮功学员要严、要狠，同时要对新抓来的法轮功学员加大洗脑力度。五月十三日清晨四点，我和同关一室的苗培华在监室的墙上挂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并坐在床上打坐（她们一直睡地铺，快到出所时才让睡床）。恶警张洪芬有备而来，她换下了穿了几天的凉鞋，穿一双休闲皮鞋，过来两脚就把我踢下床。让帮忙的普教把我的上身用床单捆住，两腿伸平坐在地上。张洪芬坐在小凳子上，右脚踏在我的小腿上来回搓，只一次我腿上的皮肤都破了。我再次绝食。此时不善言辞，但耿直朴实的苗培华，早被带到监控看不到的房间挨打去了。张洪芬气急败坏，让人用抹布堵住苗培华的嘴，再用胶带粘住，用绳子捆住她盘起来的腿，从早上六点到下午四点都没放开。后来张洪芬又一次打了苗培华，导致她发烧吐血。
有了上边加重迫害的指令，恶警们更加肆无忌惮。杨晓琳找了一个个头最高、胆子最大、姐夫是警察的普教李冰，背地里教唆她放手打人。又找来一根十八号的白色有方格花纹的平口硬质塑料管子给我灌食。由于管子太粗太硬插不进去，而且插的时候也有危险，她们就选了医务室负责人毕某来插（此人中专护士，不具备行医资格，因为给所长牛学莲当打手而当了负责人。她自己都说她给病人用了药，得等大夫来后再补处方）。她粗暴慌乱的把管子插进去，我就觉得一侧的额头、脸、脖子又热又痛、舌头都麻了。一只眼睛往外流泪，流到脸上杀的皮肤很痛，半边额头、脸、脖子都烫手。杨晓琳为了让我痛苦难忍，吩咐拿好那专用的管子别用错了。插在我鼻子里的粗管子昼夜带着，不许拔，疼痛时时煎熬着我。一个值夜班的普教摸了摸我的脖子，顿时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三天后我觉的胃痛，没吱声。又过了三天，我小便时，警察贾晶进来了，出于礼貌，我提起裤子，整理好衣服说：队长，我要上厕所。贾晶说：你就在这上吧。此后，我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被两个包夹连拍带叫的醒过来，发现自己坐在地上，手握着双人床的一根钢管（不然就是躺着了），全身大汗淋漓，觉的想大便，就去墙角的马桶上方便，顿时很多血水倾泻而下。
这天晚上，贾晶早没了踪影（再一次见到贾晶已是二十天以后的事了）。当班恶警大队长代秀峰也没露面，身为警察在自己班上有人昏倒，她们不露面，已是法律上说的‘不作为’。就这样，我依然被罚坐到午夜以后才让休息。这天晚上，我解了八次大便，每次都是一股血水。第二天毕某来了，听包夹说我大便解了半桶黑血，又看了解手用的手纸上都是鲜血，就把我鼻子里的管子拔下来。下午杨晓琳来量了我的体温是三十七度八，就把我弄到武警医院检查（在入所查体后大约五十天左右，张洪芬还单独带我验了一次血，抽了大量的血），回来后，打了三天吊针，由劳教所夏医生给我换了一根十二号的软质淡黄色侧开口卵圆形正常胃管。每次灌食都有半汤匙白色药粉。有一次，恶警刘建惠值班，带着不满的口气问医生：怎么换管子了呢？医生瞪了她一眼，说她用十二号的，原来是十八号的。
三年到期后，因我不向邪恶妥协，他们竟然又给我加期十六天。整整三年十六天，我一直都被关在小号里（除和苗培华共同在一个小号关了大约半年外，都是单独关押）。因拒绝穿囚服，第一年整个冬天都没让我穿棉衣。恶警代秀峰、刘建惠故意把我关在冬天没暖气夏天没风扇的房间里，晚上罚坐到十点半以后，别人都睡下了，我感到像有一盆盆的冷水浇在后背上。刘建惠还要求我的包夹，夏天也不许拉开我房间的窗帘。从二零一零年九月份开始洗凉水澡，直到第二年四月中旬我还有三个多月就要到期时。恶警有时也让我到洗漱间洗刷，开始我还以为她们是好意，后来才知道每当我去洗漱间时，恶警都是在搜查我住的房间，目的是看有无师父的讲法，也防止我有揭露邪恶迫害的资料和信息带出来。恶警都怕自己的恶行被曝光，她们给我找的包夹大多都是离山东较远的四川人，还吩咐包夹不要告诉我她们的地址。三年中，不断给我调换房间达十多次，总共被搜查一百多次。家人送去的衣物给放在仓库里不让用，从一开始她们就没收了我的纸和笔。有时连卫生纸也不让买。离开劳教所时，我的新衣服、被子、鞋都有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