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24日凌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驻地（保山盈江）发生一场火灾。当清理现场扒开灰烬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有十名死难者被烧得形若枯炭，面目全非，肢体残缺，缩至不足一米长短。其中有八具尸体几乎紧紧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还有两人倒在距门不远处，其中一人身下压着只从两千公里外家乡成都带来的木箱。她们是睡在第二间茅草房里的十名成都女知青，平均年龄不足17岁。
1971年3月10日，成都市第39中260余名初中生出发，7天后来到云南兵团驻地。又一个7天以后，3月24日，他们中的十名女孩葬身火海。
3月23日是她们正式劳动的第一天，为建自住房，和泥打土坯。因白天干活很累，晚上11点就睡觉了。火灾发生在一个多小时后的午夜12点至零点间。
此时，在旁边小窝棚里的上海男知青赵文俊趴在床上看书，不慎碰翻了煤油灯，火苗即刻窜起来。慌了神的赵文俊急忙拿起外衣、枕头扑火，没想到越扑烧得越猛，他叫醒同棚的两名知青逃命。
小窝棚紧靠着一排5间草棚，靠在最前面的是3间女知青宿舍。这排草棚用料全是竹子和干茅草。幸存者女知青魏大群说：“当时大家都睡得沉，我都是被竹子的噼啪声惊醒的，我在浓烟中冲出去，拚命往山下跑，直到有一个北京知青喊我‘站住’，我才回头一看，5间茅草房已经不见了，只剩地上还在燃烧的两团火，这个过程不足10分钟。”
另一幸存者陈春华回忆：开始不知道有人没出来，连队到处都乱遭遭的。有人拿竹竿去掏灰烬，想把没有烧坏的脸盆刨出来，结果刨出了人的头盖骨。
混乱中，忙着搬自家东西的老工人走过来说怎么有香味儿，是不是知青带的腊肉被烧熟了？后来是在傣族老乡的提醒下，指导员清点人数时才发现缺失十名女知青。
十名花季少女，就这样被烈火吞噬了。从现场分析看，她们已然从睡梦中惊醒，但是没来得及跑出去！他们的哭叫求救声，淹没在了竹芭墙燃烧时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没人能听的见。
茅草竹芭草棚，加上三月旱风，犹如被鼓风机吹着的一堆干柴，一个火星都能引起一场大火。小玻璃瓶自制的煤油灯尤其危险，之前因它引发的火灾有过多起，但是连里这些从外地各城市来的知青，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生活常识和防火意识，显然连里的领导也没有告诉提醒他们。
出事后，成都家里很快就知道了。遇难者施桂芬，家里刚接到她的第一封家信，信中说自己开始挣钱了，以后将按月给家里寄10元钱，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他父亲刚看完信，报丧的人就来了。另一名李晓妮的母亲是在卖油条的小摊边听说女儿出事的。李母在女儿出事那晚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晓妮回家了。那天早晨排队买油条听人议论说去云南的孩子被烧死了十个，其中一个的母亲就是在区房管局工作的某某（李母的名字），她当场就昏倒了。陈春华回忆付蓉碧：我回家探亲时去过付蓉碧家，还特地带了5斤白糖去，她的妈妈拉着我的手哭，第二天进了医院。付是家中的独女，两位老人的晚境特别凄凉，出了这件事后，她的父亲无法继续工作提前退休，每月只有30多元的退休工资两人生活。她的母亲为了生活背着背篼捡字纸卖，后又当保姆帮人带孩子，最后死于癌病。
都说水火无情，而人若有情呢？
如果第一天的劳动，没有打250块砖坯的任务，没有那么高的强度，“累得不行了”，她们可能不至于睡得那么沉，醒得太迟？
如果她们当时住的不是茅草竹芭房，而是土坯房，火势就不会这么急这么猛，不足10分钟5间草房化作两团火？
如果女孩子们睡觉的房间里空间不那么狭窄，过道只能容一人侧身而过，可能不至于挤成一团而跑不出去？
如果孩子们从成都晚下来个把月，等连队里把安身的土坯房建好了，即便碰翻了煤油灯，也未必能酿成一场火灾？
如果肇事的上海知青，允许他白天看那本禁书《珍妮姑娘》，也就没有必要非在夜里躲进蚊帐“偷看”的过错？
如果没有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她们应该在父母身边，生活在成都温馨的家里。
如果没有文革，她们应该继续读书，出现在校园的课堂上。
每一个追问，都是一道问责，都应该有人来回答，站出来承担责任。但是，惨案发生了近半个世纪，只见到碰翻煤油灯的上海知青赵文俊被重判十年。而真正的责任者，各级责任者，没有一个被追究的。
知青惨案发生在文革期间，是文革历史的一部分，如同噩梦，不堪回首。知青历史，令每一位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刻骨铭心。知青一代人，不会忘记那段苦难，但也绝不粉饰、歌颂那段苦难，需要的是认真反思和真正正视那段历史。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