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5岁的苏联少先队员巴甫里克向政府举报父亲莫罗佐夫出售假证件给那些特殊定居地的“富农”流放者。根据官方报导，在审判莫罗佐夫时，他向儿子吼道：“我是你父亲啊。”但是巴甫里克告诉法官：“是的，他曾是我父亲，但我不再觉得他是我父亲。我的行为不是作为一个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结果，巴甫里克的父亲被判劳改，后遭枪决。
检举父亲之后，巴甫里克更大胆，积极揭发村民私藏谷物或攻击集体农庄的“反动言论”，他9岁的弟弟也成了一名小线人。很快，兄弟俩就被自家亲友杀死在树林里。
死后的巴甫里克被斯大林当局精心塑造成了举国皆知的少年英雄，歌颂巴甫里克的故事、传记、诗歌、戏剧、电影和歌曲蔚为大观。高尔基呼吁为少年烈士树碑，因为巴甫里克懂得，就算某人与你血浓于水，他一样可能成为你的精神敌人，而这样的人不应该放过。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巴甫里克的人气指数高峰期，你要是想做一名真正的苏联少先队员，你就得用检举亲友的无私行为来证明自己。有此大环境，难怪父母只好背着子女咬耳朵，正如一名医生回忆：“我从不对儿子说斯大林的坏话。巴甫里克事件之后，你说什么都害怕说漏嘴，哪怕当着你的儿子，因为他可能在学校无心提起，校方就会报告，而他们会问孩子，‘你从哪儿听来的’，孩子会说，‘爸爸这样说，爸爸总是对的’，而不等你知道，你就会有大麻烦。”
连父母都害怕被儿女揭发，可见斯大林时代告密盛行到何等程度，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索尔仁尼琴写道：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修表店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的设计室里，甚至在我们的民警局里，谁是坐探？是很难判断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注意判断为好。他感叹道：“坐探是赶不走，辞不退的。你赶走，他们又会招募新人！”
甚至在古拉格集中营里也是告密成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有专门一章谈在犯人中招募告密者，在那里告密者被叫作“斯图卡奇”或者“塞克索特”。当局需要招募告密者，以了解什么人打算逃跑，什么人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什么人心怀不满在背后骂管理员或者长官，等等。
根据估计，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段恐怖高峰期，有数百万苏联人在机关、工厂、学校、公寓和公众场所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并向当局揭发或举报同事、朋友和邻居。《耳语者》引述一位高级警官所说，每五名苏联机关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另据声称，苏联主要城市的成年公民，经常向当局打小报告的卧底占了5%（但普遍认为这个比例还要高）。再据前秘密警察所言，在莫斯科，六到七户人家就有一名告密者。不过，以上资料只代表记录在案的告密者，并不包括数百万可靠群众，即工厂和机关工作者、学生积极分子、看更、门房等等，更不包括每天都有的自发检举，因为人人知道，忠诚的苏联公民应该提高警惕。
告密的内容，一种是确有其事，但大都是私下的言谈、私人通信的内容——在那时期谁敢公开反对斯大林、苏维埃政权啊！第二种是捕风捉影、凭空捏造的，告密者意图借此整倒被告密物件，或者邀功请赏。第三种是在当局需要的情况下借助各种手段炮制出所需的告密内容，以实施镇压。
告密行为往往经过意识形态的包装，所以是冠冕堂皇的，告密者既能心安理得，还能得到好处。索尔仁尼琴写道：“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国家高于个人、告密者不是告密，而是对被告密者的帮助，如此等等不都是这种因素吗？
告密者大致可分两类：自愿者与被迫者。前者告密，要么想捞点实惠（换取钱财、工作、房屋、特别配给乃至免于下狱），要么出于政治信仰，或是借告密来整人害人。至于后者，或被秘密警察胁迫，或想通过告密来帮助被捕亲人，也让自己免于迫害。1937年，高尔基地区一名乡村医生拒绝为老友的情妇堕胎（堕胎当时并不合法），这位老友恰好就在该区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为了报复，他指使几名告密者检举医生是“反革命”，还给医生的妻子扣上一顶大帽，说她在当地医院杀害一名工人，结果，这对夫妇双双入狱。工程师尼古拉的父亲是名教士，1937年被当局处决，但是尼古拉觉得自己学有专长，应该不会下狱，直到有天，某人看上他的妻子，不幸的尼古拉最终难逃厄运，被“情敌”揭发，成了“人民敌人”。
下级官员检举上司也属家常便饭，成千上万小官员因此爬上高位。亚塞拜然加盟共和国有位老兄名叫伊万‧米亚钦，1937年2月至12月，被他检举的亚塞拜然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下14位，而伊万老兄当然春风得意。说到这里，不妨将告密者得到的部分实惠形象化：一套公寓因为主人被捕腾空，接踵而来的新主人多半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是其他可靠群众，如机关工作者和小车司机。毫无疑问，这些新主人之中，就有检举旧主人的告密者。伊万‧马里京是列宁格勒以北某地的工程师。马里京很有才干，在厂内亦受人尊敬。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郊外一幢大木屋，房子是他自己盖的。但是，一位同事出于嫉妒把他告发，说马里京利用这幢木屋跟芬兰人秘密接头。不过，幕后策划者却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位官员，他们强迫马里京以七千卢布贱卖这所房子（新近估价将近50万），否则就要逮捕他的妻子。马里京最后还是被枪决，他的家人被扫地出门，而房子则落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之手，这些官员的后人至今住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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