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和文革的风暴中，江小燕的两次选择，为自己赢得了勇气的奖座。她的故事，并非惊天动地，但却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我未参与她的‘被死’”
江小燕是上海人，自幼是基督徒。1958年5月，在她高中毕业两个月前，她所在的女子中学打算把俄语教师柴慧敏定为右派分子。学校命江小燕以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她”，因为柴老师经常和江小燕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江小燕说：“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
于是，恶运降临在她的头上。江小燕的班级给她开了批判会，同学们一个一个走上前，批判在前面罚站的她。之后，江小燕被定为右倾分子，在高中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再加上政治品德“差”。从此，上大学和就业均与她无缘。她只好在家练习书画，直到1972年父亲去世，她已34岁，里弄才安排她到生产组。令人痛心的是，学校也没有放过那位俄语教师。柴老师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后来在“文革”中，她跳楼自尽。
多年后，江小燕说，她不后悔为女教师辩护。“《圣经》上告诉：‘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
傅怒安的“干女儿”
江小燕更为人所知的事迹，是保留了傅雷夫妇的骨灰。作家叶永烈在《江小燕与傅雷一家》一文中记录道：“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1966年9月初，她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带回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后她又听说‘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于是，江小燕来到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提出一定要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被她的诚恳所感动。“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傅聪舅舅家的地址，在傅聪舅舅的帮助下，终于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大塑料袋，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为了避免意外，寄存时骨灰盒上写的是傅雷的号——傅怒安。”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后来，江小燕致信周恩来，反映受难者的骨灰认领问题。她说傅雷是爱国的，是被冤枉的。不料，此信落到了造反派手里。1967年6月20日晚上，江小燕被抓。次日，工人和民兵对江小燕进行了一整天的审讯。据说，当时这件事是被当作大案来抓的。江小燕反问审讯者：“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
审来审去，造反派确定江小燕的行为没有“后台”，就把她放了。虽然江小燕没有被打成“反革命”，但是这次被抓、被审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直到1982年傅雷平反，她头上的阴影才慢慢消散。
1998年，江小燕细说当年：“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傅雷是不认识的，是其中之一。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无人领，我冒名冒身份替他们亲戚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故处理此事后，立即写了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谁知，正是这封求告信，才引来了这么个追查大案。”
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傅聪从海外归来，得知父母的骨灰竟奇迹般保存下来，和弟弟傅敏四处打听这位陌生女子，并终于与之会面。他们对江小燕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但江小燕只是出于礼貌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门票。
灵魂的归属
作者叶克飞在博文中赞美江小燕说：“这是一个每次忆及都让我眼眶湿润的故事，总有一种美好能穿越黑暗，它的名字叫：人性。”
江小燕说，“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俄语教师走了，傅雷夫妇去了。江小燕承受了许多年的恐怖阴影、窘迫困顿。悲剧叠加悲剧，苦难堆积苦难。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不堪折磨和屈辱、“自绝于人民”的人，不得保留骨灰。生前被殴打谩骂的公民，在死后亦失去了起码的尊严。江小燕，一个“右倾”分子，“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在互相揭发、师生和亲人反目成仇的疯狂中，江小燕的义气是黑暗中的明亮。
红色的风暴，带来多少痛苦、泪水、绝望，漫无边延。岁月见证了罪恶和卑鄙，也见证了勇气与忠诚。布满荆棘的路上，善良和关爱，是绽放的玫瑰，散发馨香，飘送慰藉。勇者的声音，回响在历史的轨道，那是道德良知的明镜，永远闪光。
参考资料：
江小燕，《我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原题《致余开传先生》），爱思想网，2004年12月20日。（作者着于1998年1月23日）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