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容：告别耻辱抛弃中共

北京时间：2017-02-03 08:08

告别耻辱抛弃中共——从高智晟制宪思想说起

程晓容

高智晟律师的文字，一如既往，于苍茫沉重中，抨击中共，激发昂扬的民族精神。其新作《高智晟制宪思想记录之五：永绝共产思想》剖析了共产体制反人伦、反常理的厚颜无耻。那么，假如任由中共继续行骗，容忍并顺从它，继续左右、操控、玩弄我们的意志、生活和生命，难道不是另一种耻辱吗？

“苦海里的一滴水”

高智晟律师记叙：在2006年8月15日后的十几天时间里，中共派人昼夜住在他的家里，进行流氓式骚扰和搜查。“他们搜查出重达26公斤的全国各地冤民来信，…几乎每一个来信者都有亲人被共党党徒杀害，不仅告状无门，而且因告状遭致更其骇人听闻的迫害。那26公斤的冤民来信里，有着这个世间最为沉重的冤情和最为沉重的、永不可饶恕的罪恶。然而它只是这国，在共产党制造下的罪恶苦海里的一滴水。”

一滴水，即有26公斤之重。那么，苦难的海洋，是怎样的恐怖？自1949年10月之后的67个年头，在红色政权下，有多少中国人死于非命？——在非战争的“和平”时期，被枪决、被打死、被整死、被饿死、被自杀、被失踪……非正常死亡人数竟高达8千万！这个数字，超过了世界各国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也超过了中国的抗战和内战中的死亡人数总和。

以“文革”为例，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高智晟写：“数千万生灵骤死，海量的家庭、更其海量的亲情灰飞烟灭。‘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等数不清的昧灭天良的癫狂运动，每个运动中无不以人、以人的生命及自由为毁坏对像，永不可统计清白的海量的无辜人民的生命便在这样骇悚天地的癫狂中永远地堕入黑暗。更有更其庞大数量的人民，被这个人间恶魔拖至永不能摆脱的痛苦大泽中。中共在中国的罪恶生命过程之主要形式，便是不知疲倦地制造着多如牛毛的罪恶，以及以更其邪恶的犯罪手段掩盖罪恶。”

共产红祸

2004年，大纪元发表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从根本上揭露了共产党及中共的邪恶本质。九颗精神原子弹，撕下了中共的画皮。最巧言辩的中共，对此却哑口无声，未见半个字的异议。

共产百年邪风，遗祸人间处处。高智晟律师在2017新年致语中写：“已了然了的历史事实表明，所有共产党政权，其灭亡前几乎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对人民的血腥镇压及恐怖控制上。”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的运动中，清洗党内异己，同时镇压富农、镇压起义农民、罢工工人，实行宗教迫害，总共杀害了两千多万同胞。苏共的清洗运动还培植了“告密”文化。在彼此提防和互相揭发中，往往那些提倡或主动“告密”者，又被他人告发，成为新的受害者。

苏共早期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在1918年9月宣称：“处置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制造社会主义恐怖，我们将训练9千万俄国人占在我们一边，对另外一千万人我们无话可说，而是消灭他们。”颇具讽刺性的是，后来，季诺维也夫被打成“反党联盟”首脑而被捕、遭处决，成为社会主义恐怖的祭品。

《九评共产党》有如下论述：“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在国内进行种族灭绝，宣称要“洗净平民”。据估计造成了150万至3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也有数字称“约200万人死亡）这一大屠杀结束后，在柬埔寨境内发现了超过两万个万人坑，这些地方后被称为“杀戮战场”。因为参与大屠杀、犯下了反人类罪，柬共原副书记农谢和国家主席团原主席乔森潘被判处终身监禁。

提到滥杀，中共创下的记录更是骇人听闻。中共以冷酷的党性消灭正常的人性，蔑视生命，为了维持政权而大开杀戒。“文革”期间，发生在各地的大屠杀之疯狂和残忍，令人震惊无语。惟有邪灵，才能兴起如此恐怖的狂潮，把善念吞噬，把普通人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2010年，大陆作家谭合成出版了《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作者搜集了数百万字的原始资料、近400个案例，整理出珍贵的50万字的史实记录，“回顾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体的疯狂中堕入野蛮状态。”

1967年8月13日，一场当地人称为“乱杀风”的屠杀从湖南道县开始，随后扩散至道县所属的零陵地区其它地方，一直杀到10月17日才停手。多年后，发生屠杀的零陵地区只有道县等11个县做了调查，统计死伤数字为：道县有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占全县总人口的1.17％；11个县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迫自杀、2,146人致伤致残。死者中年纪最长的78岁、最小的仅出生10天。9,093个生命先后在66天的杀戮中消失，百余个家庭遭灭门。

大陆前媒体人杨继绳先生为《血的神话》作序。他表示，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中共专制极权土壤中，培育出愚昧而又野蛮的奴性。“道县大屠杀这一惊天惨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

遇罗文对“文革”三大屠杀案之一的“大兴屠杀案”进行了调查。他在报告中沉痛地写道：“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总是难以克制愤恨、悲凉的心情。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体民族带来耻辱。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人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一个疑问永远在缠绕：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