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支笔，写下这一段一直不想开启的回忆，有如千斤之重⋯⋯因为那一段经历太黑暗、太悲伤、那种痛苦与悲愤，不堪回首！自己甚至希望能够一直深深埋藏在心底，再不去想起它。直到有一天，一张照片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
一张历史照片
这几年，国内人们的思想变化非常大，网路上各种社交媒体兴盛，人们对以前过往经历的反思与评论，不可抑制地在网上爆发——虽然其实国内的言论自由环境仍然非常严厉。有一天，一组题为“珍贵的历史记录”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组反映“文革”时期的照片，那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堪回首的年代，这些照片让我又一次地感受到那个绝望而痛苦的十年！我随手把它转发到了我的朋友圈里。不久，就收到了我堂姐的资讯：“第三张照片上，有我爸。”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打开、放大、细细地看着这张照片：这是一张在文革初期，1966年的批斗场面。台上站着当时北京市委与市政府的所有领导人，也就是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所有官员。这些人，人人低着头，背后都有怒目圆睁、押解他们的穿着绿色军装的红卫兵。台前方竖立着所有这些人的名字牌子，被冠以各种罪名予以“打倒”。
我伯父的名牌，紧挨着当时被毛泽东首当其冲作为批判靶子打的吴晗。他高大的身躯站在穿着黑衣服、身材矮小的吴晗旁边，低头“认罪”，接受红卫兵愤怒的“打倒”喊声与批判声。我难以想像他与他的那些同僚们站在台上当时的感受与心情，但是哪怕在50年以后的今天，我看到那个场景，心中仍然感到天塌了般的恐怖与不寒而栗。
十年文革浩劫
1966年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丑恶闹剧。这场斗争源起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狂妄、无知、好大喜功，违反经济规律瞎指挥下，发动了狂热的全国“大跃进”，最后导致中国在风调雨顺的气候下，却发生了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中国大地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由于后果太严重，事后毛在内部压力下－－尤其是刘少奇对大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表态下－－非常不情愿地做了蜻蜓点水般的“检讨”，这就是1962年召开的、被称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叫“七千人会议”。此后，毛被以刘少奇为首的同僚们客气地请下了台，不得不退居二线“养老”，失去了对中央日常工作掌控的实际权力。不甘从权力顶峰落到被冷落一边下场的毛泽东，几年后利用他在人民心目中“神”一般的威望，在上海公然发动了对刘少奇的反扑——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首先从不听从他指挥、跟着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走的彭真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开刀。在上海由文痞姚文元发表批判历史学家、党外人士、北京副市长吴晗“海瑞罢官”的剧本开始，把一出历史剧上纲成“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自此，从文艺界入手，全面铺开了向刘少奇夺权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这场争权夺利的惨烈斗争，绑架了全国几亿人，付出了惨痛的10年代价，无数社会精英甚至普通老百姓，都逃脱不了这一浩劫，数千万人死于非命。
伯父一家的灭顶之灾
我的伯父吴子牧，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大学部部长，分管高等教育。其实1966年文革开始前，他已经调离北京市，就职外交部，准备外派任某国大使。但文革一开始，他仍然没能逃脱挨批斗的厄运。他被揪回北京市，作为全国大黑帮之一，成为文革首批被斗的对像，被拉到北京各大院校批斗。更有甚者，由于他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任北京矿冶学院院长，被揪回矿院批斗。就在那次批斗中，红了眼的红卫兵动嘴喊口号已经不过瘾了，在批斗大会的台上，对着伯父拳打脚踢，他的肋骨被当场踢断。这是北京首次开始武斗。多年后，曾经在文革时期中担任过北京市第一把手的吴德回忆道：多亏当时一位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同事赶到，他扑在伯父身上说：“我是市委大学委员会派来的，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这样才把伯父保护下来。而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张霖之就是在1967年1月在矿院被毒打身亡的，这是文革中死于直接暴力的第一位中央政府部长，成为文革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我的伯母江枫，也在文艺系统工作，任北京戏曲专科学校副校长，她的一位同事在回忆录里写道：
“我们学校最早死于‘文革’迫害的，是江枫。江枫是延安来的老干部，那时候担任北京戏曲专科学校副校长。‘文革’开始了，江枫在我们学校挨斗挨得非常厉害，校长的尊严一点儿都没了，屈辱得很。她丈夫吴子牧比她还惨，被揪到各个大学，轮着批斗，根本不拿他当人对待。
“吴子牧被人从家里揪走前，嘱咐江枫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咱们都要挺住。但是江枫没挺住。
“骄阳烈日底下，一群小学生、小孩子，命令江枫跪在地上，围起来斗争她，侮辱她。那天是1966年8月17日。晚上，江枫回到家里，把自己拴在卫生间里的水管子上，上吊自杀了。她应该还不到五十岁。第二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随后，伯父与中央各部委的一批“反革命、黑帮、走资派”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据说那里是血吸虫病最猖獗的地方。1970年的一天，我的伯父在挑着担子劳动时，昏倒在地上。被拉到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送回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去世了。这是北京市除了吴晗一家，第二家夫妇双双被迫害致死的例子。
我伯父的忌日，就在10月1日国殇日。每到这一天，我堂哥、堂姐挥之不去的哀伤，是那么的沉重。记得前年国殇日的那一天，我堂姐写道：
“爸爸住院时，我们已经没有户口名簿，无法去领任何票证。肉、蛋、奶在那年代都是凭票限量供应，牛羊肉只供几个少数民族（有名录），奶只供婴儿（有出生证并上户口）。我不敢去向别人讨换，那样做他会骂我的。
“爸爸病危时，我陪着病房。那时买蛋凭票限量，只能在茶炉前眼睁睁看着其他家属给亲人冲水波蛋。买鸡炖汤更是难上难，城里只是朝内市场有卖活鸡的，排队发号（一天十几只还是几十只已记不清），还不是天天有⋯⋯想去未及终成憾事。那年我十九岁⋯⋯”
她还写了一篇短文《从此不过中秋节》：“记得大姑妈和母亲的生日就差一天，按农历算，正好中间隔着的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因此，在我的儿时记忆里，中秋节时，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
“西历1966年8月，大姑妈和母亲相继离开我们而去。之后两三年里，每逢中秋节，好像居民可以凭票定量买廉价月饼，除此还有不需要票证也不限量购买的高价月饼。
“一天，中秋前后，父亲从被关押的地方回来了。我特别高兴，跑到我熟悉的商店，买了一块父亲以前很爱吃的广式月饼，美美地捧着回家。
“我打开包月饼的高粱纸给父亲看，他不仅碰也没碰，反而老泪落下，缓缓地说，‘看到月饼，就想到你妈妈，还有你姑妈。’
“我家，父亲在世时，从此不再过中秋。那年，我15岁。”
这里提及的“大姑妈”，就是我父亲的大姐，她比我父亲大20几岁，对我父亲来说，是亦母亦姐的感情。我的姑父是一家银行的高级会计师，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被批斗。在一次红卫兵上门批斗时，年事已高的姑父受不了屈辱，把自己挂在绳子上，想一了百了，幸亏被人发现，救了下来。但与此同时，已经病卧在床、性格刚烈的姑妈，在无人顾及的情况下，悄悄地吞下了过量的安眠药，撒手人寰！
当伯父、伯母在遭受非人批斗迫害时，他们的儿子，我的堂哥，当时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因为其父在北京高校的影响，因为他本人曾经作为北大“四清”运动的样版班团支书，在“文革”一开始，就被聂元梓打成了反动学生，关进了牛棚，直到1970年所有高校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了，他才被放出来。和他同班的女朋友，几年间一直面对着组织、父母、各方要求她与我堂哥这个“全国大黑帮狗崽子、反动学生”断绝关系的巨大压力，但是多少次反反复复，她还是舍不下这份感情，最后，只好选择与父母断绝关系。在一次伯父被放回家的那天，他们买了一包糖，在父亲的身边，简单地成了婚。那晚，伯父睡在家里唯一的床上，这对新人在地上打地铺，度过了他们的洞房花烛夜。比我仅仅大了不到一个月的堂姐，时年才15岁，那几年里，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住在所有家俱都被贴上封条的空荡荡的屋子里，靠每月发的10几元生活费煎熬度日。
远在南方的我家，经历着同样的遭遇
伯父、伯母双双去世后，我的堂哥、堂姐唯一可以投靠的长辈，只剩下在浙江杭州工作的我父亲了。可是那时我父亲也是自身难保，是关押在牛棚里、毫无尊严和自由的“反革命分子”。父亲的厄运比他哥哥来得还要早。1956年，就在中共发动大规模迫害知识份子的“反右斗争”前夕，父亲当年36岁，因为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才华出众、年少气盛的他不够听话服从上级，被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定为“党内的中右分子”，撤职罢官，从副省长候选人的位子上被拉下来，到农村去长期参加“四清”运动，没有被划为“右派”已经是万幸了！直到晚年，他在农村因挑担子在后背颈处挑出的一块大肉垫还清晰可见。
文革时，他是理所当然的被打倒对像，挂牌、游街，都有他的份。1969年，当时是中学生的我们已经停课3年多，被一锅端地下放到农村去，我和姐姐从江南的杭州被下放到八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去当农民。直到我们北上的火车开动时，父亲都没有获得片刻自由，来送一下他的女儿们。当伯父去世时，作为唯一的亲人，他却没有资格去北京为兄长料理后事，最后还是各方托人求情，才得到浙江省革委会（文革时省委权力机构的名称）的额外“恩准”，终于得以进京为兄长送行。在这样的处境下，两个失去了父母，无所依靠的子侄来投靠他，可想能有什么样的结果了！
当时，自愿提出到浙江来工作的堂哥与堂嫂，作为大学生毕业分配，被分配到浙闽交界的大山区里当中学老师，我曾经和堂姐一起去探望过他们，我们坐着长途巴士在那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颠颠簸簸一直坐到了公路的尽头无路可开了，还需要再走15里山路，才能到达堂哥堂嫂任教的农村。而我们所带的行李等，就得靠当地农民们挑着担子运进去。所幸的是，在那灭绝人性，人人自危的年代，山里人的淳朴与善良，使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平静安宁的岁月，他们与那里乡亲们的友情，一直延续到今天。
堂姐与北京一大批父母被打倒的高干子女一起下放到山西农村当农民。在那里劳动一年，连饭都吃不饱。伯父去世后，她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父亲只好把她和在黑龙江当农民的我，一同托付给还能念及友情，在部队工作的战友，在唐山郊外的部队化工厂里当工人。
在我们姐妹两去北大荒当农民以后，作为独子的哥哥，在大学分配工作时，还是被分配到遥远的四川。当时还算有人身自由的母亲，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每到周末，回到空荡荡的家里，只能对着3个孩子的照片一个一个轮流呆呆地看着。这些年里，母亲家的亲人也是被整、被关、甚至送命。她自己因为丈夫的牵连，被无端降职、挨整，受到种种不公的对待和迫害。（因为这又是另一个家族的悲剧，我这里不展开细节。）这一切对母亲的打击与精神刺激太大了！郁郁寡欢的母亲后来得了癌症，去世时仅56岁。
十姑之死
文革时，我家被迫害致死的还有我父亲的堂妹，我的十姑吴璞。我们的家族是一个大家庭。爷爷五兄弟犹如一家人般。他们的子女按年龄顺序排，堂兄弟共有15人，伯父排行第六——所以我们都叫他“六伯伯”，父亲行十——所以伯父称他“十弟”；堂姐妹共11人，除了出生在台湾的十一姑——小姑外，在大陆最年轻的姑姑就是十姑吴璞了。文革中，在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并担任党总支书记的吴璞，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她为人纯正，刚直不阿，也是宁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的。她不受非人对待之屈辱，身绑石块坠入护城河，以守尊严。
这里摘录几段她的同学、同事章含之的回忆：
“我想起我们的同学、同事吴璞。她死得好惨！算起来那是1967年的冬天，……就在吴璞被解除隔离的当天，她进城回家看了她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后回学校时，她没有进学校的大门，而是去了学校后面的运河。那是初冬的时节。吴璞毅然决然地跳进了冰冷冰冷的运河里！
“当时楼内贴满了新的大字报，指责吴璞‘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在大字报前惊呆了，直直地愣在那里，不敢相信吴璞真是自尽身亡了。我们同窗四载，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宿舍。后来又共事十年！为什么她竟会绝望到如此地步而轻生呢？我的心为吴璞哭泣，但在人们面前却不仅不能露出悲伤，还要在接踵而来的会议上被逼表态‘谴责’吴璞‘自绝于人民’。那是一个多么颠倒黑白，人性泯灭的年代？！
“第二天，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组织了一帮人，押着吴璞的丈夫——他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竟然在运河岸边对着吴璞的遗体还开了一个对她的最后的批斗会。寒风凛冽，可怜的吴璞躺在一张破席上，裹在一身冻成冰的棉衣里，还要经受这一场她已不能作任何反应的屈辱。而对于她的丈夫，这更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刻骨的悲愤，但却还要对着自己挚爱的亲人，喊着那违背自己良知的口号！批斗之后，他们用一辆卡车把吴璞拉去火化了，连骨灰都没有保留！”
以上提到的仅仅是文革中我家被迫害致死的几位亲人。其实在中共建政后的几十年里所发动的从无休止的历次运动中，除了“6‧4”因为我家没有相应年龄的人以外，其它的哪一次运动，我家都有人在共产党残酷的斗争中挨整、受迫害，甚至丢命。
为报效祖国，投入抗日救亡，却误投魔鬼之手
伯父年轻时曾经留学法国。那时正是1937年，国内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日序幕。伯父与其他同学，一群热血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积极参加当地华侨爱国组织，宣传国内救亡活动，为援助抗战前线将士不遗余力，甚至毅然决然地决定放弃学业，放弃他们安逸优越的生活与前途，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战争。正在那个关键时刻，他们见到了正在欧洲考察的杨虎城。这批年轻学子们与杨虎城同舟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不知这是否命运的作弄，还是那一代人的劫数，在与杨虎城的认识、交往和影响下，伯父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那时国内充斥着一种对蒋介石的“先攘内，再安外”，先解决共产党心腹之患，再全力以赴抗日政策的不理解与不满，认为蒋介石抗战不力，以为中共才真正抗日。对于面临亡国危机急切想保家卫国的国人来讲，特别是对年轻单纯的热血青年，共产党的那一套理想主义宣传很有迷惑性。甚至就职于国民政府司级文官的我的爷爷，也没有识破共产党的伪善面目，反而支持他的两个儿子参加共产党，认为这才是真正抗战。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伯父回到家中，带出了当时年仅16岁的父亲，一起奔赴延安，投奔共产党。不知道在后来的岁月中，爷爷是否对共产党的面目有了清醒认识。至少在1949年，共产党窃取中国政权时，我的爷爷没有因为他有两个在共产党里当高官的儿子存有幻想，留在大陆，而是明智地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如果他选择留在大陆，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他的弟弟、我的五爷爷一家遭遇也很惨。这里不再展开讲。
我的父辈所遭遇的经历，其实代表着那个时代一大批优秀青年的遭遇。一大批忧国忧民，满腔热血，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带着对国家与社稷的使命感，投入到抗战救亡运动中，投入到改变国家百年积弱的命运中。但是他们错误地选择了共产党，被共产党的谎言迷惑，最后连自己一生以至生命都遭受了非人的摧残。这样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文革时期，而是从1949年，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那一天，甚至更早之前就开始了！在随后中共统治的60多年里，中国的一大批知识精英，以及社会各阶层中最优秀的人才，都遭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与摧残。这场巨祸甚至遍布社会各阶层，波及全民。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现代历史上的最大不幸！
文革过后，中共暴力整人运动仍不断
记得在十年浩劫的“文革”结束以后，全国人民都有发自内心的共同愿望：我们一定要从十年惨痛的代价中吸取教训，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著名的作家巴金先生甚至在他晚年时，慎重地向中共政府提出了建立文革历史纪念馆的建议，希望通过历史的教训，为今后创建一个更人性与民主的国家，起到警示作用。大家都希望，这种人整人，人斗人的暴力运动，再也不要发生了！人们希望有一个平静的、和平与宽松的生活环境，人们可以全力以赴进行生产建设。
但是，曾几何时，历史的悲剧仍然继续在中国大地上反复上演。由中共政权组织与发动的、大大小小不同名目的、倾全国力量去批判与打击社会某一部分人的残酷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打击的对像在不停地变换着。运动的规模与打击的面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直到发生了1989年的“6‧4”，与1999年的迫害法轮功。所伤害与摧残的人数之众，触目惊心！
心中长期不解的两大问题，《九评》给出了答案
在中共统治中华大地的60多年各次暴力运动中，我无论作为亲历者还是旁观者，面对着中国这么严酷的现实，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个社会体制有什么严重不对劲的地方，但我又无法看清问题的症结到底何在。到了最后，我心中两个大大的问号长久得不到答案：1.为什么中共几十年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是仍然永远没有消停的时候？2.中共在历次运动中，打击迫害它的敌人，还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它对自己人也打击、迫害得那么狠，那么残酷？应该说在它统治下，没有人不伤痕累累！
2005年，《大纪元时报》发表了旷世巨著《九评共产党》。这是一部首次把百年共产史讲透、对共产党盖棺论定的檄文。通过阅读《九评》，我心中长期解答不了的这两大问题全部找到了解答，我的心中豁然开朗！《九评》全面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它是一种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邪灵，是一种残害人类的破坏性力量。“近百年来，共产幽灵的轰然入侵，形成了一股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无数的痛苦和悲剧，也将人类文明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其叛“道”的种种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从而成为一种反宇宙的极恶势力。”（《九评》之一）
为什么在中共统治中国的近70年中，它一次又一次的整人运动永远都停止不下来？《九评》清楚地写明了原因：“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九评》之一、之六）。
共产党是一种反宇宙的邪灵附体，“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九评》之一）。人们在其控制下失去人的善良本性，在暴力恐怖中或残害别人，或被别人残害，整个正常社会的基本秩序与运行被严重破坏。在这个邪恶力量的控制下，我们的整个国家，我们的整个民族，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才会被迫害和摧残得那么苦，甚至连生命权利都随时随地可能被任意剥夺。
更有甚者，中共仅仅统治了中国大地不到70年时间，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民族创造、延续、积淀下的五千年辉煌文化几乎被破坏殆尽！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几乎被连根拔起，我们这个古老礼仪之邦现在成了全球闻名的道德沦丧、谎言充斥、善良无存、人人为近敌的、社会败像四起的变异社会！
愿国人都脱离邪恶，愿同胞都有美好未来
从我2005年第一次阅读《九评共产党》至今，已经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在这十几年里，随着自己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认识日益的加深，我有了勇气去回顾我的父辈与我们家族这一段不幸的命运。我的父辈们抱着为国为民的美好愿望，却错把恶魔当做拯救中国的救世主，最后连自己也成了恶魔手中的殉葬品！当我明白了，我们在中共洗脑下被动加入过的它的各级党、团、队组织，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最后一招时，当我知道了我们在加入其组织时举手宣誓的誓约不解除，那么邪灵仍然可以视我为其一员，继续控制与残害我时，我毅然决然地宣布退出我曾经无知加入过的其附属组织共青团，我也为我已故去的四位长辈——我的父母与伯父母——办理了退出共产党声明。为了使他们在天之灵不受邪恶控制，为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摧残不再继续。
我终于提起了这支沉重的笔，写下这一段心路历程，为了国人们对共产党在中华大地造成的无穷灾难能够有清醒的认识与觉醒，为了我的善良同胞们在天灭中共的历史巨变之前，能够及早抽身自救，脱离邪恶，退出邪党各级组织，为了我中华大地永远再不受恶魔蹂躏残害。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