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上述种种对中文读者也许是一个震动。在“恶之平庸”的原生地西方，这是确实发生过、白纸黑字有记载的事情。只是在这个词的中文在“拿来”过程中失真了，给了受众一个假象。真相不难了解，简要概括的西文辞书上都有介绍，沿索引的线索也可以深入；何况在一个网路时代，词条输进去，资料不怕找不到，只怕应付不了。偷工减料偷懒的“拿来”不必说是失职——有负受众也愧对原创，这样“拿来”出来的东西不必说没有价值。
读者也许会反问，对“恶之平庸”不是也有认可与好评吗，阿伦特在西方不也是很有名吗？是的。因此在动笔之前，笔者也阅读了解这个面向。读到那些对阿伦特“恶之平庸”的肯定，鲜少看到又新材料确证阿伦特的说法或深入的分析论证，大多停留在为阿伦特背书。
观察这个概念以及阿伦特本人在德国——这个特殊境遇所得的承认，对于了解战后德国的历史不无意义。阿伦特及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德国收获好评，是正逢其时，合了德国那个时候的社会气围：忘掉过去，对身后的“过去”三缄其口或避重就轻。面对对纳粹罪犯的审判和追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恶之平庸”出自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人阿伦特之口，可遇而不可求。奥斯维辛审判开庭的时候，法庭前的警卫对进入受审的纳粹被告行礼致敬，有图有真相，那是1963年底。
并且不止于战后德国当时的社会气围和时代精神，还有国家机构在身后。战后不是民主政府了吗？—不错。纳粹国家不再，但是纳粹国家的雇员联邦德国的新政府中基本留下，这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影响了政府政策、司法和行政。最近（2016）公布的德国司法部《罗斯堡文件——联邦德国司法部和纳粹时代》（《Die Akte Rosenburg–Das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und die NS-Zeit》）项目研究结果表明，1949~1973年间联邦德国司法部170名高级官员中有77%即134人有纳粹背景，其中90人为纳粹党员，34人为冲锋队员，有15%直接来自纳粹司法部。
六十年代初期奥斯维辛审判阻力重重步履维艰，主持和推动奥斯维辛审判的黑森州最高检察官鲍尔在给朋友的私信中时有流露，“身在司法界如同置身于流亡”，“一走出办公室，就踏上一个充满敌意的外国”。阻碍和压力从何而来？来自国家——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以总理府为例，联邦德国初建的1953~1963十年间，掌握联邦总理阿登纳总理府事务十年之久的办公厅主任即前纳粹司法部官员、参与制定和负责解释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法的格罗布卡（Hans Josef Maria Globke），他的职权包括建议部长任命人选，专设机制监视他们的忠诚度，建议并参谋总理阿登纳的重要决定。鲍尔在奥斯维辛审判结束不明身亡后被冷藏了五十年，2015年德国发行了一部故事片描述这位追诉纳粹犯罪司法人六十年代的工作遭遇，片
直曰《国家对着弗里茨．鲍尔》（《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同年英文拷贝上市，题名《The People vs.Fritz Bauer》，“国家”和“对着”的关键词都消失，是这样的意义组合太刺目？然而事实确实如此，恰恰是德语影片要说的故事。可惜。
那个最终在耶路撒冷受审的纳粹要犯艾希曼战后初期遭遇如何呢？1945年艾希曼化名被俘，1946年收买一被俘党卫军逃出，从奥地利再化名辗转到北德吕讷堡（Lüneburg）附近落脚隐藏下来一直到1950年。其间得天主教会帮助化名瑞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取得进入阿根廷的许可、获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发放的人道护照（humanitarian passport ），在教会人士帮助下取道意大利终合法移民阿根廷，受雇当地奔驰汽车公司维生。那个时候，社会气氛并不怎么敌对纳粹犯罪。《图片报》2011年撰文披露，艾希曼匿藏阿根廷的资料联邦情报局1952年文件中有详细记载例如化名住址等等；如果没有鲍尔检察官的锲而不舍，纳粹艾希曼或能在阿根廷“平庸”以终。
从未雨绸缪匿名潜藏到千方百计逃出德国，可见艾希曼对一己犯罪的自觉，绝不平庸糊涂。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奥斯维辛典狱长Rudolf Höss对于艾希曼与此相关的罪行亦有证词。于是，要洗刷纳粹艾希曼，就要把他的罪感与逃匿归咎于对纳粹的法律追诉、归咎于纽伦堡审判、归咎于追诉纳粹犯罪的大检察官鲍尔和犹太人，这些也确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的论题、以及该书初期在德国取得积极反响的原因所在。
×蒙森序代结束语
简而言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阿伦特提出一个备受争议的说法“恶之平庸”，质疑实施灭绝犹太种族“最后解决”计划的纳粹罪犯艾希曼的罪与恶和耶路撒冷和以及纽伦堡审判的正当性，一鸣惊人犹太人在种族灭绝中自我罪责为“黑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本文介绍了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的重要论点以及西文相关争论的大致，希望有助于降温中文世界盲目无知的“平庸之恶”热。
1986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问世二十年再版十四次之后，以德国当代史家蒙森序增订再版。一个不能更好的选择，一位享誉国际的学者，而且是当代纳粹德国历史的专家，这个序自有它的份量；如今三十年又过，蒙森序价值依旧。为中文读者不
错失蒙森以史实为证以学术为本对于阿伦特其书求实的观察、严谨的分析、公允的批评，本文引蒙森序以为结束。
阿伦特的公共言论长于讥讽、不避激化，即使对于犹太人种族灭绝那样严肃敏感的论题也不例外，“恶之平庸”引发激烈争议当不意外；而阿伦特“没有充分估计到她艾希曼的文章引发争论的规模和尖锐程度”，序者蒙森直言这才是需要解释的。
身为经历过纳粹时代的德国人蒙森指出，对犹太人工业化的屠杀当时一般人可能不了解，但是“毫无疑问，德国人知道，那些都是公开遣送的犹太人必面临残酷的命运”。阿伦特于艾希曼犯罪行为发现“平庸”的地方，历史学家蒙森指出“纳粹制度即建立于对令人不适意或凶残现象集体排斥的机制，艾希曼是这一机制的典型，用无关紧要的美德【例如服从、勤勉、尽职，笔者注】论证屠杀的正当性”，而“官僚精英的道德冷漠，远在1933年之前”。
在阿伦特饱受争议的论题及其嘲讽挑衅的议论方式背后，蒙森注意到其中她特殊的个人因素：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是她“德国——犹太人身份认同上的困境”、“主观上明确的犹太人意识与以观念论和浪漫主义为特征的德国文化传统无法割舍的连系之间的紧张”，还有“她对海德格从未真正熄灭的青年时代的恋情”，而出身同化了的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本质上“阿伦特始终保持为深入骨髓的布尔乔亚”。这些都不
容忽视地参与影响了她对纳粹艾希曼的判断、对犹太人和战后纳粹审判的态度及其令人不无保留的表达方式。
涉及阿伦特的论题本身蒙森指出，例如关于“最终解决”阿伦特的解释漏洞不少，有的地方不自洽，资料来源上缺乏足够的证据”。
从思想理论上观察依蒙森，阿伦特“始终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及其精英和非政治姿态的影响之下……她理论著作狭义政治哲学的局限明显地表现为排除社会问题在外”。论说方式上，“她闻名遐迩的知性的吸引力在于其独特的把彼此显然不相容的东西辩证地连接在一起的论辩”，“阿伦特典型的辩证法论证方式可回溯到她与早期存在主义哲学的密切接触。反历史的基本特征……也贯穿于阿伦特的所有哲学以及报刊文章中。她因此能够打破实证主义的专业化传统，把种种非常不同的时代体验以启蒙思想的名义知性地强制纠集在一起，以一种万有的结构展示她令人着迷的见解，自然也不
免生拉硬扯的构造”，至于思想方法，蒙森一再直接而明确，“基本上，她没有方法，而是用印象派的移情把不同对像捏合到一个以本体论统合的整体之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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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