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18日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发起的上山下乡政治运动，导致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派往中国农村地区，在这场历时十多年的运动中，几乎一代人的青春全部被葬送，难以计数的知青因遭迫害。由于难以承受下乡之苦，1967年，湖南长沙还曾发生6000知青大逃亡事件。
据《知青笔记》记载，1964年9月，长沙市60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
在最初两年里，这些从16岁至20岁的年青人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为病重的农民献血，他们写诗、写剧本，抒发自己的理想情怀、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导自演，不少人还写下：“誓把青春献给中央，扎根农村……”
直到1965年，江永有4个长沙知青不幸死亡，一个是在风雪中迷路冻死，在一场大火中丧生，一个身体虚弱干活累死…..4人的死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并引发出一些问题。
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农民将猪牛栏屋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死亡的情况不断发生。
1966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在这时，有人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斗争，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知青们出身黑五类也一一被披露，令当地农民十分惊愕。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当地还成立了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言：“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杀人手段之残酷，不忍再述，历时66天杀人事件才平息。
这场血腥杀人事件影响到周边10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一个夜晚的速度，整个江永县就已经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6000名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上了黑名单。同年8月17日，长沙知青王伯明和一知友在饭店吃早餐时，4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伯明？”王伯明回答：“我就是。”
呯！呯！呯！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伯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伯明的死决非偶然。他是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1964年下乡。
当时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
王伯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都被称做黑五类，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人员，罪名是，在49年之前，为自己的岳父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了火车，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每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被反复投入狱中，直到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知青集体大逃亡
王伯明被枪杀后，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
当晚，6000名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但也引来了一场更大的血腥屠杀。
江永铜山岭农场跃进队的知青集中在队部“接受教育”，当场枪毙了两名地主、两名地主子弟，吊死了一名妇女，并说，今天处决的是第一批。
在惊慌中度过了一天的99名知青，挨到夜深悄悄地聚拢，一个挨着一个摸黑离开了队屋，连夜紧张行动，最后，一行人搭乘三部“运尸车”到了长沙。
同年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之后，桃川农场知青俞沛昌中弹后流血过多死亡。连结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
江永大桥炸毁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走的4名男生险些丢掉了性命。他们搭上一部过路邮车，结果在暴乱中心寿雁被抓，关了6天，每天惨遭一拨一拨的民兵殴打。
那些人用扁担用砖头将几个手无寸铁的知青往死里打，4人被折磨得毫无动弹之力。命悬一线时竟出现了奇迹，当地有一人认出了他们，这人找来了一驾马车，装满稻草，将四人藏进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出去。
王伯明死后的3、4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正值时局混乱，列车晚点，知青上不了车。
这群人几天的疲于奔命，已是衣裳褴褛、形同乞丐，黑压压的一片，8月底，历经千难万险的知青们终于从各路回到了长沙。
他们个个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3、5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一路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看着自己的孩子都落泪。
但在同年10月8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
各级领导开始劝导知青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知青的巨幅标语：“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刚刚惊魂甫定的知青，特别是父母还在监狱、五七干校、挂牌批斗、甚至生死不明的，看着心里就很难过。
通知出来以后，各区派出所公开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3、400人，关起来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此时的知青家长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泪为子女作返乡的准备。
有一位知青徐的母亲，将仅有的200元钱缝进了儿子的棉裤里，然后，跳下了长沙北门的一口“彭家井”自杀了。
按政策，知青徐是不应该下乡的，他出生时就成了弃儿，被当时一位“官太太”收养。中共窃政之前，养父抛下母子俩独自去了国外，从此音讯全无。养母苦熬了20多年，年老体衰丧失了生活能力，雪上加霜的是经常挨批斗，洁身自好的老人不堪受此羞辱而自杀。
老人以为，死可以为自己一生的苦难、为儿子蒙受的冤屈解脱。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难也许解脱了，儿子的头上又加了一笔：母亲畏罪自杀，家门也贴上了封条。
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大部分已经被迫返乡。仍有部分人躲藏下来，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凡那些报酬最少、活儿最脏、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堆中，必有隐藏的知青在……
而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脱被捆绑被殴打的命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再次成了斗争靶子，夜里和四类分子关在一起，白天在民兵的枪押下出工。
事实上，类似长沙6000名知青的惨剧，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几乎遍及中国所有农村，知青历史充满了血和泪，几乎一代人的青春全部被葬送。
直到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毛泽东和中共，当年之所以要把成千上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纯粹是为了解决城市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社会问题。
这场运动不但是知青一代人的伤痛，也是国人的耻辱，可称为是中华民族之殇，留给一代知青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永远不会痊愈。
（记者李文馨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