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共产党称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万恶的旧社会”。而这个所谓的“旧社会”，曾经出现过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80%，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完善的大宋朝；出现过疆域辽阔，力促中华文化西传的大元帝国；出现过从工艺水平到传统文化都是最高顶峰的大唐王朝；出现过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人文初祖黄帝；也出现过汉武雄风打通丝绸之路的大汉王朝……
五千年的辉煌成就，从卓越的科技、精美的工艺器具，到正统的神传文化；从璀璨磅礡的宫廷乐舞，到浩瀚纷繁的经典子集；从包容开放的治政思想，到社会福利俱全的先进体制……每一个王朝的辉煌都足以让炎黄子孙引以为荣，信以为傲。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兵征天下乱世，也只不过是骇浪惊涛掀起的波澜，不足为奇。
然而中华的人文辉煌，在近百年的共产红祸中，被无神论当作“破四旧”、封建迷信全然砸烂、摧毁和践踏。在历史上，华夏子孙曾经信心无比，自信的顶天立地中土，笑迎万国来朝。身为炎黄子孙，无论我们的人文价值，还是生命、道德价值，从未低廉过。而在近百年来，共产党窃取政权后，中原大地华夏子孙的命运便急转直下，无论我们的文化价值，还是生命价值，都被共产奴化得极端廉价。
人世有代谢，山水有轮回，百年共产主义以谎言、恐怖和屠杀建起的巴比伦塔，随着神传文化的复兴，如今正在轰然倒塌。
本篇将以斯大林时代，苏共的暴政之一“工业、农业集体化”导致的种种乱象，还原共产主义奴化、杀戮平民百姓的历史伤痕，以反思当今仍然存在于中共体制下的奴工现象，为何国人的生命和价值会被折磨的如此低廉？
（接上文《恐怖的经济实验——集体工业化、农业化》）
恐怖经济暴政农民破产成为无产阶层
斯大林想要加速工业化，但大清洗制造的恐怖环境，以及铲除了精英阶层的大量专业人才，使国家经济难以发展。工人的工作热情满足不了斯大林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无法完成目标和既定的产业指标。于是为了避免牢狱之灾，各部门向上级谎报生产情况，制造虚假数据。
为了加速斯大林要求的工业化，各地各部门就要不惜代价地完成经济计划，因此生产事故和生产出的大量次品，这些责任都要由各部门主管承担。
斯大林时代，如果发生生产事故和出现不合格产品都会引发刑事案件，各行各业都可能出现“破坏分子”，每个人都可能被控诉为“怠工和破坏”，强烈的政治色彩弥漫着当时的俄国。一个人会因为军队的坦克陷在泥里，就被起诉为蓄意破坏罪，而被判处10年劳改，在集中营从事苦役。
不管什么地方发生了经济纠纷，哪怕只是普通的民事案件，斯大林都会认为那是破坏行为，并且要求“见血”行动。如果经济工作受挫，斯大林会说负责经济工作的老专家是一群“破坏分子、怠工人”。
由于国家经济难以发展，斯大林为了推卸责任，就授意缅任斯基领导的“格帕乌”总局（克格勃前身）就策划了一系列不存在的“工业党”案件。譬如1928年的“沙赫京案件”，所谓的资产阶层专家组织破坏活动的事件；1930年“工业党”的系列破坏活动案；1930年“工农党”组织破坏活动案件；1931年的“资本主义在全国复辟案”。
这些案件都是千篇一律，目的在于向全国宣布：各行各业都有破坏分子在反对苏维埃，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使俄国难以恢复工业、农业生产，使百姓难以改善生活。这些破坏分子就是过去的资本家、贵族、白军等等。
1930年8月初，斯大林对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说：“必须将肉类生产领域中所有的破坏分子统统枪毙，同时在报刊上宣告此事。”于是9月底，苏共政治局通过决议：要公布肉类、鱼类、罐头以及蔬菜生产领域中那些破坏分子的证词。9月25日就出现发表的消息说：国安总局已将供应人员中的48名破坏分子判处枪决，并已执行。这些不存在的工业党，不存在的被告，以及不存在的破坏行为，却在国安总局、最高法院联手导演下，使这场国家级的审判堂而皇之地在世人面前公然上演。
而中共党魁毛泽东称斯大林为“导师”、“父亲”，处处效仿照搬苏共模式，在中原大地继承苏共的集体农业化、集体工业化，结果都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却在中原人为制造了一场惨烈的红祸——大饥荒。
掠夺农村的恐怖政策加速农业破产
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谁家要是有什么值钱珍贵的东西，国家一定要让他上交。如果谁藏匿珍品，隐而不报，被邻居或同事告密后，这家人就会被捕，直到他交出东西为止。斯大林追求加速工业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需要贵重的东西作为资本。当城镇再也没有贵重的东西可收时，就要开始掠夺农村了。
经济学博士、前俄联邦副财长兼任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的阿列克谢‧乌留卡耶夫（АлексейУлюкаев）认为：“20年代末发生的事，可以直接称为恐怖政策。当国家处于孤立的状态下，这就是一种代替进口的模式。主要可以流通的就是粮食。国家要把粮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由于农民不会自愿交出粮食，所以当局就组织征粮队，进行强制性的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用现代的语言讲，这种政策就是加速破产的一个过程。”
因此全国各地的党书记为了完成任务，纷纷组织竞赛，看谁能最快地实现农业集体化。在第一次出版的历史文献和材料汇编《不为人知的俄罗斯》中详细地描写了这种做法的后果。苏共先把富农列为非法人群，党的喉舌大肆宣传说富农是天生的杀人凶手和恶棍，然后开始掠夺他们的粮食，没收他们的财产，并禁止他们到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将富农掠夺一空后，还要把他们迁到贫瘠的地方。
苏共消灭富农中共土改的鼻祖
在共产体制下，几乎所有的阶层都会成为镇压的对像，迫害的目标。把富农作为一个有资阶层进行消灭，始作俑者也正是苏共。
1917年，列宁曾经签署了一份文件保存至今，他说：“至少逮捕100个富农，公开处决这些人，并将尸体悬挂在那里，让周围数百英里的人都知道，因此吓得瑟瑟发抖。”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列宁大张旗鼓地把马克思恐怖主义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英国剑桥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那些反抗的人们都被枪决了，反抗的农民百姓都被大规模地枪杀了。我们估计至少在1000万左右，甚至更多。”
1930年1月30日，苏共政治局通过一项名为“关于在全面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产业的措施”的决议。根据该决议，6万名富农被关进集中营或者枪决，他们的家属被赶出家园，另外还有15万农户也被赶走。而实际上，这场以剥夺粮食引爆的反富农斗争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这些数据。
1930年2月2日，“格帕乌”总局（契卡改组后的叫法）签署了这项决议要“把富农作为一个阶层来消灭”。因此国安机关的任务演变为消灭那些参加反革命，参加造反组织的富农。凡是有关富农的案件都要迅速审理。富农被苏共定为一个非法的、可以随意消灭的阶层，被抓捕送往集中营，或者枪决，而他们的财产一律充公。
1930－1931两年之间，共有150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属被关进了“格帕乌”总局设立的集中营或劳动改造据点。约有50万农民自动逃往城市和建筑工地，还有近200万农民被作为第三类人迁移到他乡，他们的财产也都被没收了。
时至今日，在留下的“格帕乌”总局的汇报材料中还可以了解到以下情况：当一个人被划成富农后，邻居会来拿走他们的财物，苏共会把富农和他们的孩子赶上大车，拉到西伯利亚。这些被赶出家园的农民被送进林业、矿业或建筑工业部门，去干最辛苦的工作。
甚至老人和小孩也要到采林区干重活，妇人则要去挖地。这些被流放的农民只能住在工棚、窝棚或者土窑里，他们几乎得不到医疗服务，时常5－6个月都拿不到工资。因为没有钱就不能买食品，也没人会配给他们食物以及冬天御寒的衣物。地方当局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牲畜一样，任意驱使奴役。
这些被流放的农民不能随意离开居住地，他们的孩子不能去上学，也不能调换工作。现实对他们异常的残酷。
苏共迫害富农的手段，成为中共土改效法的鼻祖。中共篡权3个月后，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并且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
中共用“耕者有其田”，鼓动农民互斗，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的目的，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未完待续，下接《苏共以恐怖维稳制造特色刑事犯罪》）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