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8月21日讯】比起中共官僚们把国有资产转移海外，近年来，那些拥有巨额贷款的阔佬们不正常的海外并购，更是让外界震惊，分析认为这显示共产党这艘大船沉船在即，因此富商们想尽办法让资金出逃。而今年以来为了阻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中共各种限制措施不断出台，那么这些方案是否管用，一起来看看。
8月18号，中共国务院转发中共“发改委、商务部、央行、外交部”的通知，对境外投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以及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等进行限制。
中共发改委认为，这些企业将境外投资重点放在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领域，导致资金流出大幅增加，冲击了金融安全；一些企业因为忽视投资目的国的环保、能耗、安全等标准和要求，引发矛盾和纠纷，既造成经济损失，又损害了国家形象。
对此，大陆时政评论员陈明慧表示，海外并购原因众多。
大陆时政评论员陈明慧：“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共高层的内斗，尤其是习王的反腐，打乱了以前的政治平衡，做的比较成功的商人背后必定有很多位高权重的人，一旦他的靠山失势了，或者即将失势，对他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中共高官外逃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中共央行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14年，中共官员外逃人数达一万多人，卷走资金8,000亿元人民币。
从2010年开始，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全球疯狂并购开始盛行。据Wind统计数据，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出境并购高达1800笔，总金额超过4.6万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以万达、安邦、复星、海航等为代表的所谓民营企业，也加大了在海外的并购。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知道中共这条破船要沉，从很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个我想中共的高官最清楚，所以他们向海外转移资产，办身份，把太太孩子定居到海外，然后自己回去做裸官。商人一般不到最后一步他不会放弃跟着共产党赚钱的机会，现在看来很多的人都意识到了共产党要沉船这迫在眉睫的危险。”
陈明慧认为，中国的富翁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共高官及亲属，第二个层面是替这些人跑路的白手套，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而第三个层面的富翁之所以最后一批逃走，还有其特殊原因。
陈明慧：“如果去了国外的话，真正的市场经济手段，那时他们的优势就很不明显了，就是说只能在国内依附权贵，进行这种财富的积累，但是一旦他的后台老板，真正的大靠山快出事了，他必须把财产转移，包括他和他的家人。”
在这些海外并购中，尤其是国营企业，大多以失败告终，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失败的过程，实际是把国有资产转到国外装入权贵、官僚们自己腰包的过程。
英国《金融时报》去年就撰文警告，这种“中国买断全球”的背后，海外并购过程中的企业债务，以及国有资产的流失比资本流出更令人担忧。
而中共的国有银行，从上世纪50年代之后，就被指丧失了追踪贷款客户资金流这一银行的基本市场功能。
今年6月，中共银监会紧急通知，要求多家银行提供对海航、安邦、万达、复兴等公司的境外投资借款情况及风险分析，重点关注所涉及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跨境业务的风险情况。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表示，到了中共走向末日的今天，这种限制已经作用不大，甚至会由于限制令造成人心不稳，起到加速中共沉船的作用。
陈明慧认为，中共沉船是早晚之事，即便还没有沉船，重权在握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也难以保证自身安全。像刘少奇、林彪、彭德怀等中共党政军头目们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例证。
采访编辑/刘惠 后制/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