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博大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惊世之作《共产主义的终极目地》。这部著作是大纪元推出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13年后,推出的又一个揭露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系列社论的结集。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地》的序言写道:“共产主义来自何处?为什么宇宙中会冒出个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结局又会怎样?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人们众说纷纭,现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

我的非常经历充分证明了中共不断煽动仇恨、不断摧毁人的道德、不断破坏法律实施、不断杀人害人毁灭人类的邪恶本质。同时,冥冥之中,一直有神保护着我,一步一步把我引导到修炼法轮大法的光明大道上来。

1963年10月,我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一个贫穷农民的家庭。55年来,我经历过5次大的磨难,每次磨难都使我对中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磨难的积累,逐步使我升起对神的信仰和敬畏。

跟绝大多数中国大陆人一样,我从小受的是中共无神论教育,不相信神的存在,在“妄念”的支配下,走了不少弯路。1980年,我考大学。录取分数下来那天,母亲到学校打听我的分数。半路上找个算命的给我算了算,结果是:我今年考不上大学。到学校一打听,我的分数远远超过了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母亲回来跟我讲这件事之后,我更不相信什么神鬼之类的事。

但从小有“两样东西”在我脑子里扎了根:一个是孟子的那段非常有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好象很久以前就印在我脑子里一样。当我第一次看到它,就记住了;再一个就是无论身心遭遇多大打击,决不自杀。

(1)因结拜兄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1976年5月16日,是毛泽东发动的“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的“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我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当时,我13岁,上初中一年级。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指示,标志着“革”文化“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76年5月16日下午,我所在的学校将举行纪念“五一六”指示发表十周年文艺演出。届时,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都要上台表演。但是,当时年纪小,贪玩。演出前,我们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玩,一玩玩过了点,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轮到我们表演时,到处找不到我们仨。这一下可闯了大祸。等我们回到学校时,迎接我们的是老师冰冷的面孔,好像我们犯了天大的错似的。就从这一天开始,我们仨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接下来,就是办学习班,挨批斗。从第二天开始,就不准回家了,住在教室里,由红卫兵看着,没完没了交代问题,没完没了写检讨。为什么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呢?因为我们仨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其中一个是从通海口镇下放到我们村的。那个同学家的书很多。有一本《三国演义》,讲到“桃园三结义”,对我们很有吸引力。有一天,放学之后,这位同学提议,我们也结拜兄弟吧,于是,郑重其事写了一份《山盟海誓》,上面写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患难与共,生死相随,如有谁违背此约,愿上帝降诏,惩处”诸如此类的话,各自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跑到我家附近一个烧砖的窑下面,三个人跪成一排,用针将姆指戳破,将血挤出来,按在各自名字下面,再用火将这张纸烧掉,磕头,礼成。从此,我们仨就成了结拜兄弟。进进出出,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有时也议论一下国家大事。纪念“文革”那么重大的演出活动,我们居然给玩忘了,这还得了!

毕竟当时我只有13岁,什么革命?什么反革命?根本就不懂啊。但是,老师天天逼着交代问题。就那么点事,也交代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因为是“隔离审查”,也不知道另外两个家伙都交代了什么。真想有个神帮我看一看他们都交代了什么。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校经常办“学习班”,一期一期的“学习班”结束了,一批一批的学生被“解脱”了,我们仨总是毕不了业。检讨书写了一摞又一摞,总被认为“不深刻”,“避重就轻”。真不知道检讨书怎么写才深刻。后来,才知道,就是不断骂自己,把自己骂的一钱不值了,那才叫深刻!

动不动就开全校批斗大会,有时在操场,有时在树林里。那时,毛泽东发表了一首诗叫《念奴娇 鸟儿问答》,其中有一句“哎呀,我要飞跃。”一次,一不留神儿,我脱口说出来,被红卫兵报告给老师,说王友群要“逃避斗争”,立即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斗得我鼻血直流!还有一次,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大礼堂开批斗大会,十里八村的许多学校的学生都赶来了。批斗会开始前,我们仨被勒令坐在第一排。心想,反正我个子小,大家也看不见,批就批吧。突然,一声令下,把三个“反革命分子”押上台来,这下子可真是丢脸丢大了。站在大礼堂主席台的正中央,让全体批斗我们的学生看得一清二楚。然后,一个接一个学生代表上台,慷慨激昂地发言。虽然都是假话、大话、空话,但火药味十足,把我的小心脏批的一颤一颤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到学校试验田参加劳动。挖沟,要“沟直如线”;碎土,要“土细如粉”;锄草,要“一根不剩”。炎炎烈日下,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经常干的汗流浃背,监督我们的红卫兵一口一个“你这个反革命!”,说的那个真叫难听!如此这般,一直折腾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才分别给我们仨正式处分:另外两名同学被开除学籍;我的处分是:开除班内外一切职务,留校察看,以观后效。因为我出身好,属于贫下中农子女。

(2)因观看一次游行成为最后一名被分配工作的硕士毕业生。

我是1980年上大学的,1987年硕士毕业。1986年12月,我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学潮。起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抗议中共不遵守“新选举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示威,由此引发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学潮。此次学潮被平息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登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赶下台。

我当时对学潮的事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奇心很强。1986年12月9日晚,先是从武汉大学出来一批游行学生,然后,附近几所大学也有不少学生加入,汇合到一起之后,沿武珞路到大东门再左拐到武昌火车站。我在历史书上学过1935年发生过北京学生“一二九”上街游行示威,但从未亲眼见过,我也跑去看热闹!当时,天很冷,学生却热情高涨,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一路走,一路高呼口号。我跟去了,到武昌火车站之后,就返回了。然后,什么事也没有了,该干嘛还干嘛。

转眼到了1987年,我即将硕士毕业,得找工作了。当时,中国大陆硕士毕业生比较少,工作相对来讲,比较好找。我的许多同学都进了党政机关。当时,我最大的心愿是从政。我自信满满,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我的聪明才智的地方。但是,从3月一直找到9月,找了整整6个月,找一家,黄一家,再找一家,又黄一家。那希望和失望交织的滋味,真是苦不堪言。最后,武汉市委统战部的一位领导跟我讲了实话:说本来打算要你的,但去学校一了解,说你政治上有问题。这一下把我搞懵了。我政治上有什么问题?我没做任何丧天害理的事呀!后来,了解到,睡在我上铺的那位,跑到研究生处告发我,说我参加了去年“一二九”游行。然而,从去年12月9日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位领导找我谈过一次话,说我“参加”游行错了啊!过去有句话叫“杀人不见血”,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一点。就因为看了一下热闹,我成了我所在大学最后一位被分配工作的硕士毕业生!

1976年,13岁的我,不信神,不信命,小小年纪,却遭了那么大的一场难,隐隐感到这命运还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然后是上大学,“天之骄子”;然后是上研究生,更如凤凰飞上天。那个自以为是,那个心高气傲,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可笑,但在当时,就是那么个状态,那里想到什么神佛命运之类的。当时,一位很欣赏我的老师专门找我谈话,教导我要谦虚,我根本听不进去,认为我没有学会“装谦虚”。找工作6个月,处处碰壁,碰得鼻青脸肿,碰得头破血流,终于将我那颗高傲的头碰得低下来了。你想从政,你想当官,门都没有!这个时候,虽然不完全信神信佛,但从此往后,我也经常到庙里拜一拜,总感觉冥冥之中,有个什么因素在支配我的命运。

(3)因签了一个名被取消博士研究生录取资格。

有了1987年的教训,我开始夹起尾巴做人。除本职工作外,什么额外的政治活动一概不参加。如此,顺顺当当走进1989年。这年3月,我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了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笔试之后,是面试,都通过了。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各大学的学生陆续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渐渐地,悼念活动演变成“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全国性学潮。刚开始,我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当时,我在大学当老师,每天看着我的学生出去游行,我一次也没有参加。但这次学潮参加人数之多,地域之大,持续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我有生以来从没经历过。全国从上到下,从早到晚,就这一件事,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渐渐地,我紧绷的弦开始放松了,我也忘了我已参加了今年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一天,有个人拿着一份声援学潮的呼吁书,跑到我的宿舍征集签名。其他几位年轻老师都签了名。轮到我了,本不想签,但经不起大伙一番劝说,我也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不久,邓小平一声下令,军队开进北京城,由此,发生了六四屠杀事件。紧接着,北京市实行戒严,一度轰轰烈烈的学潮,在坦克、装甲车、机关枪的轰鸣声中被镇压下去了,又一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赶下台。再后来,就是全国范围的大清查。正好在这个时候,我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来了。一查,虽然我没有参加游行示威,没有参加绝食静坐,没有参加任何与学潮有关的组织,但是,我参加了武汉地区百名知识分子签名。就因为签了一个名,我的博士研究生录取资格被取消!

但命运之神似乎早有安排,只是我自己不自觉而已。1988暑假,我到青岛市委党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看到一个海报说: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高放定于某天某时在某教室举行学术报告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对当时学文科的大学生来说,“高放”这两个字,如雷贯耳。高放以“思想高度解放”著称,深受青年学子欢迎。报告会那天,我们会议的日程安排是到青岛崂山旅游。但我没有去,而是参加了高放教授的报告会。会后,我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报考高放教授的博士研究生。1989年,高放教授招收两名博士生。我报考了,考取了,仅仅因为签了一个名,没去成。所幸的是,当时我签名的事没被写进我的人事档案,这等于说,我在“六四”中没有被列入政治上的“黑名单”!

两年后,1991年,我再次报考高放教授的博士生,再次被录取。这时,国际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苏共亡党,苏联亡国。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决定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并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1月6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关于终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活动的命令》。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讲话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当晚,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69年的苏联国旗缓缓降落,苏联彻底解体。就在苏联东欧剧变的重大历史关头,我来到北京,成了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学术权威之一的高放教授的弟子。

转眼到了1994年,我博士毕业。到哪里去工作呢?冥冥之中的安排,在这个时候变得清晰了。5年前,1989年冬,我曾跟一个朋友聊天时说,我将来要到监察部去反腐败。等我博士毕业时,我主动到中纪委干部室“毛遂自荐”。当时,中纪委正好想录用几名博士。机缘巧合,我被录取。入职培训结束后,我被分到中纪委法规室。当时,我还不知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已经合署办公,即一个机关、两块牌子。但办公在两个地点,一个在中纪委大院,一个在监察部大院。中纪委法规室,也是监察部法规司,办公室设在监察部大院内。我刚去中纪委上班时,实际上,是在监察部大院上班。这就是说,5年前,我在一次聊天中,无意间,将我5年后的工作单位给准确无误的说出来了!

(4)因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被开除党籍,扫地出门。

1995年5月3日,出于袪病健身的目的,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此前,我花钱练了一种假气功,不仅没袪病,还招来了大麻烦。没练几天,就出了所谓“自发功”。就是练着练着,只要放松自己,就自发动起来了,可以打出非常漂亮的拳法来。刚开始,我感到很新奇,沾沾自喜。但练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对劲,这是在放松自己主意识之后,被控制的一种状态。我决定改变,然而,就在当天晚上,我便恶梦连连,此后,天天如此。白天要上班,晚上睡不好觉。如此折腾了我整整半年,每天昏昏沉沉的!

一天早上,我到公园溜湾儿,看到以前跟我一起练那种假气功的老太太又在练另一种气功。一打听,说是法轮功。我就开始跟着练。刚练一会儿,又自发动起来了。炼功点的辅导员立即制止我,说:“炼法轮功,必须严格按照法轮功的动作要求做,任何别的动作都不能有。”我听进去了。炼完后,那个老太太开始跟我介绍法轮功。我问:“要钱吗?”回答说:“义务教功。”“治病吗?”回答是:“修炼法轮功的人绝对不能给人治病。”这两点引起我的兴趣。如果要钱、治病,我肯定不练。因为刚练的那个假气功又要钱,又讲治病,结果,钱糟蹋了,旧病未治,又添新病!然后,老太太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又问:“要钱吗?”老太太笑眯眯的说:“不要钱,送给你。”

回到家,我急不可耐的看起来。我没按顺序看,找到专门讲“附体”那一部分。一看,我明白了:我练功自发动起来,实际上是被另外空间的东西附体了。第二天炼完功之后,那个老太太说,有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建议你从头到尾看一遍。因为马上要到北戴河出差,我花两天时间全看完了。第一天,从早上8点多开始看,一直看到晚上12点多。看的过程中,我身上有很多反应,最突出的是头疼。到深夜看完出门时,我身体那个轻哪,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就象一团棉花放在手心,轻轻往上一弹,就弹起来了!难道这就是师父帮我净化身体后“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吗?我还感到了法轮的旋转,不是一个地方转,浑身上下,到处都在转。然后是我曾经练那个假气功出现的那些不好的状态全都消失了!

从那以后,我正式走入法轮功修炼。虽然有很多具体感受,但毕竟过去长期受中共无神论教育,对于《转法轮》中的许多说法,我不敢认同。一段时间内,我天天在思想中跟师父辩论。因为有过一次练假气功的教训,对于法轮功,我一直抱着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多听,多看,多思,少说。曾经好几次,辅导员要我写心得体会,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想实践实践再说。

渐渐地,我听到、看到许多法轮功学员修炼后,身体、精神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当时,大型心得交流会比较多。每参加一次,就是一次心灵的净化。很多人的修炼体会,我是流着泪听完的。许多人用自己亲身的修炼实践证明:《转法轮》讲的句句都是千真万确的。我自己也按照《转法轮》的要求做,书上说的,在我身上也能印证。比如,身体消业的反应。有时候,象得了重感冒一样,鼻涕哗哗流个不停,但只要坚持学法炼功,很快就过去了。1997年,这一年的实修感触太多了。这是我最忙的一年,几乎每天都在单位加班加点写东西。按照常人的理,上一天班已经很累了,再加班到晚上10点、11点回家,更是疲惫不堪。但我不是,每天晚上10点、11点回家,经常是前面说的那种“一身轻”的感觉,身体轻飘飘的!

李洪志师父反复讲,修在先,炼在后,修心性是第一位的,炼功是第二位的。在中共党政机关工作的人,最大的关有两个:一是钱,二是色。当今中国大陆数不清的贪官污吏出问题都出在这两点上。领导大会小会天天教育,法律法规一大堆,就是管不住人的心。但《转法轮》从法理上讲得非常透彻。在谈到“失与得”的关系时,李洪志师父讲:做好事得到白色物质——德,做坏事得到黑色物质——业。功是由德演化成的,疾病、灾祸、痛苦等,都是业力所致。贪不义之财,是损德、造业;贪恋美色,同样是损德、造业。明白这样的法理后,谁还敢去贪财好色?那不是自己“作死”吗?

我从进这个门开始,到1999年4月25日,修炼法轮功近4年,戒烟、戒酒、戒色、不贪1分钱的财,没有花中纪委监察部1分钱医药费,身心不断被净化,智慧不断被打开,我的工作深得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信任,曾参与过涉及中共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最高机密的工作。直到1999年“4•25”事件前夕,我还参与了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一份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身在红尘中,心在红尘外,放下名利情,智勇大门开,我成了一个全新的我。这种快乐是沉迷于“名、利、情、色”不能自拨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

我上大学的1980年,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立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为什么这封信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因为中共夺取政权后,一次又一次“强迫人讲假话、非讲假话不可、不讲假话不行”的政治运动,把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整没了。“文革”结束后,要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发自内心相信点什么,比登天还难。法轮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从1992年5月13日开传的,如果没有净化身心的奇效,是绝对不可能在短短7年传遍全中国,传到全世界的。到1999年4月25日,全世界已有上亿人学炼法轮功。这些人全都是自觉自愿来学的,没有任何人强迫命令!

1999年4月25日,由于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严重失职,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不得不到江泽民办公的地方——中南海和平请愿。当晚,此前从未就法轮功问题进行认真调查研究的江泽民,在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突然发誓要“战胜法轮功”。1999年5月7日,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就法轮功问题讲了真话,表达了跟江泽民完全相反的看法。这一下子呛了江泽民的喉笼管子。从1999年7月20日起,江泽民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大迫害。我首当其冲,“7•20”当天被抓。在武警24小时严密监控下,被“隔离审查”135天,被开除党籍,辞退回家。修炼法轮功的4年多,是我有生以来各方面表现最好的4年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中共清除出党!从此,我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到2008年7月11日,我先后两次被迫害失业近7年,我的家一次又一次被逼到濒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危境!

(5)因为揭露江泽民卖国被关进监狱5年。

这辈子从未想过会被关进监狱,特别是修炼法轮功之后,我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戒掉了一切不良习气,学习勤奋,工作认真,生活简朴,作风正派。

有人给我送钱,我退回去了;有人给我送金戒子,我退回去了;有人给我送礼品,我退回去了;有人“暗送秋波”,我只当没看见;有人评我“优秀公务员”,我坚决不要;分配住房,按照我的条件,我可以分到大三室一厅,也可以分到两室两厅,也可以分到崭新的两室一厅,最后,我选了一套楼层很高、朝向很不好的旧两室一厅!

然而,2008年7月11日至2013年7月10日,我却被中共关进监狱整整5年,1825天,一天也没有少!起因是什么?

2008年7月1日,中共建党87周年纪念日,就江泽民将相当于40多个台湾的中国领土无条件拱手送给俄罗斯等国,我写了《江泽民是“分裂中国”的千古罪人》,分别寄给我的中学校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领导韩军等。2008年7月11日,我被抓进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坐牢的5年,我亲历了中共公、检、法、司的腐败与黑暗。当时中共公、检、法、司的最高领导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永康是中共政法系统最大的政治骗子。在周永康的带头作用下,办理我的案子的所有官员都在骗:鉴定人骗预审警官,预审警官骗初审法官,初审法官骗终审法官,终审法官骗监狱警官,然后,所有这些人合起伙来,上骗时任中共党魁胡锦涛,下骗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坐牢的5年里,就江泽民“分裂中国”的滔天大罪,就办理我的案子的人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欺上骗下,儿戏法律,玩弄法律,践踏人权,利用“人民法院”破坏法律实践,我写了大量检举信、控告信,白纸黑字向江泽民等索赔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共的公、检、法、司从下到上没有一位官员敢对此说一个“不”字!

然而,由于中共是一党专政,党永远大于法,权永远大于法。党高于一切,党什么都管,管立法,党管执法,党管司法,党管公安局,党管检察院,党管法院,党管监狱,党是运动员,党是教练员,党是裁判员,而且党管一切,全都是暗箱操作。中共的党内监督只是党内争权夺利的工具,媒体无法监督,民主党派无法监督,民众无法监督。

这样,无数的冤假错案每天被这样一套“党天下”的“体制、机制、法制”复制出来。我是法学博士,曾经在中纪委法规室工作过,亲身参与了许多法规的起草、制定、宣传。最后,轮到我身陷囹圄之时,所有的法律、法规全部失效!法律法规最后变成了什么?升官的工具,发财的工具,整人的工具,骗人的工具!除此之外,就是一堆废纸!

我坐牢5年的亲身经历充分证明:只要中共当政一天,中国就不可能“依法治国”,对中共“依法治国”不要抱一丝一毫的幻想。在当今中共的统治下,冤狱遍中华,冤魂遍中华!

(6)“中国共产党亡”是天定的。

回顾我55年的生命旅程,可以概括为:五次大落,接下来,是五次大起。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之后,我上了大学。第二次因观看一次游行成为我所在大学最后一名被分配工作的硕士毕业生,但是,这次打击对我认识中共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第三次因签一个名被取消博士研究生录取资格;5 年后,我被分配到中共最高层工作。第四次因在法轮功问题上向江泽民讲真话,我从中共最高层被打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但是,我对中共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认识大大提高。第五次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被打入人间地狱;与此同时,我在李洪志师尊的呵护下,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关一难一层天”的往上走,走出了一条“一正压百邪”的通天大道。2015年1月22日,我来到世界之都——美国纽约,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纵览共产主义诞生以来170的历史,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1848年,中共的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杀人理论”:一是通过暴力革命“颠覆国家政权”;二是与传统观点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两个理论都是极端邪恶的。因为当时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青少年时期,还没有步入中年,更没有进入老年,在这个时候煽动用杀人的方式“颠覆国家政权”,就是大逆不道;而能够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观点,比如信神敬神,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维持最重要的价值观。与传统观点彻底决裂,就是从精神上杀人。

而这两个邪恶理论被中共完完全全继承下来了。1921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仅9岁,中共就决定颠覆中华民国,经过28年不间断的杀人,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夺权成功。之后,中共通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继续不断从肉体和精神上杀人,总计达8000多万。仅1959年至1962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运动就活活饿死近4000万人!十年文革中,仅云南省委书记赵建民一个冤案,就牵连138万多人,打死1万7千多人,打残6万多人!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中共轮番运用一切专政机器和宣传机器向普世价值“真、善、忍”宣战。持续18年半的迫害,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地暴露无遗。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在当今中国的实践,如果用四个字概括,就是“高压”、“欺骗”;如果用三个字概括,就是“假、恶、斗”;如果用两个字概括,就是“邪教”。那么,共产党是什么党?是杀人无数、害人无数、毁灭人类的邪党!

记得我读硕士研究生时,1988年夏,我的大学校长到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参加百年校庆,受到保加利亚总统日夫科夫接见,日夫科夫总统在演讲中一句“索菲亚大学是保加利亚自由思想的摇篮”,让这位具有很高学术成就的老校长激动的不得了,认为保加利亚政府如何如何重视教育,如何如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而,令这位学识渊博、非常受人尊敬的老校长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年,整个东欧共产党像多米诺骨牌倒下一样,天地剧变。1989年11月10日,日夫科夫总统被迫辞职。1992年9月,日夫科夫被保加利亚最高法院判处7年监禁,监外执行。1990年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自行宣布放弃一党专政,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

中共是否会象保加利亚那样一夜之间“变了天”?这里,我不想下断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共必亡,且为期不远。这不是人定的,是神定的。否定神,反对神,疯狂迫害敬神信神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其腐败已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处在迅速解体之中,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每一个法轮功真修者都相信:神注视着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每一个法轮功真修者,都曾亲历过神迹。奉劝中国大陆还跟在江泽民屁股后面迫害法轮功的人,赶快停止迫害法轮功,在“天灭中共”的大劫来临之前,赶紧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

2018年2月3日于美国纽约

(责任编辑: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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