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8年02月07日讯】1969年10月17日，曾任两届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赤著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河南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由于着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终年71岁。
刘少奇本人也曾经迫害大批中国人，他死前曾指导中共的土改运动，导致全国“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无数惨剧。
刘少奇土改中贯彻暴力路线 利用地痞流氓施残暴酷刑
1950年6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报告。会议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刘少奇主张暴力路线，他把乡村流氓称为勇敢份子，征邀流氓加入农会，并说农民运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就是勇敢份子敢参加。这一举措导致土改运动中全国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天天都发生惨剧。
重庆学者、作家谭松所着的《川东土改调查》，走访了12个县市，访问了400多个土改亲历者，包括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甚至还有受尽酷刑而活下来的地主，所有采访均做了录音录像。
他说，经过一年半时间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不但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还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劣后果。
他在调查中发现，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有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一家有两个煮饭的鼎罐就被评为地主。
他指出，死于文革的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双手染血。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需要杀人立威，所以土改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
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访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因此对中共来说，“土改必须是一场暴风骤雨，也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
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
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
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全场大笑)谭松说，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被激发。
文革中刘少奇遭非人待遇下场凄凉
BBC的报导指出：“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内的受害者经常先是迫害者，后来才成为受害者，他们曾为最后迫害他们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
长期研究文革历史的宋永毅教授说，在文革发动之初，包括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刘少奇当年都是投了赞成票的。虽然他自己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但他对文革起码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分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原副主任黄峥，著作有《刘少奇冤案始末》、《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在黄峥看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刘少奇冤案，而没有刘少奇冤案，也不成其为‘文化大革命’。”
1967年9月13日，在经历反复的侮辱、批斗及抄家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被正式逮捕，儿女们也被赶出家门。此后，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严密的监控如影随形。
据当年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吃饭、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一条腿走起路来只能拖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在一份写于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黄峥看到这样的文字：“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醒，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1968年7月9日刘少奇病情恶化，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时，才有从医院调来的专家对其进行会诊抢救。而抢救的目的，则是“保存活证据”。据事后资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
根据严家其所着《文革十年史》一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根据之后的《病情报告》记载，10月5日，刘少奇哭过两次，10月9日以后则完全不能进食。而从10月11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69年10月，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像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首当其冲，被送往河南开封。
《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1969年10月)“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
10月17日晚，刘少奇躺在担架上，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抬上飞机。因为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他套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只用被子一裹。
到开封不久，刘少奇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1月12日撒手人寰。13日午夜，刘少奇被秘密火化。此后多年，他的几个子女多方打听父亲的死因后得知，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开封的一个火葬场接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单上，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家属签字处写着：刘原。
多年后，黄峥看到了两张拍摄于1968年10月的刘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里紧紧攥着两个已经变形的塑料瓶。”按照刘少奇子女刘平平等人事后的讲述，两个捏变形的瓶子，正是父亲处于重病中的表现。
“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难受的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捏成了两个小葫芦。”
（记者罗婷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