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5月22日讯】
一、古人对官宦子弟的深切告诫
唐朝有个柳玭 (读频)，做过御史大夫。他出生于高官世族之家，祖父柳公绰，当过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父亲柳仲郢，从京畿铸钱使、东川节度使，升任刑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哥哥柳璧，也担任过谏议大夫。象这样一个世代高官之家，是怎样教育子弟的呢？世传柳公绰治家甚严，《旧唐书》上说，他的“子弟克禀诫训，凡言家法者，皆称道柳氏。”
唐朝的风气，权贵子弟往往斗鸡赛马，花天酒地，仗势欺人。象柳家那样严于教子的人，是很少有的。
柳玭依据所见所闻和家庭教育的经验，专门写了一篇告诫官宦子弟的文章，写得很有见地。他说：“夫门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不但不能靠父辈的地位吃饭，而且还要时时警惕。因为，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人，对不起祖宗。即使“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乎？”（以上，讲可畏。下面讲不可恃）为什么“不可恃”呢？因为“门高则自骄”，别人也容易妒忌。你做得好，有“实艺懿行”，别人也“未必信”，而如果有“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大家都来指责你）”！有一点小毛病，指责的人必然很多。所以，他认为“承世胄者（生在高干家庭的人），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所以，继承祖先门第的人，应当在德才两个方面，必须加倍严格要求自己。
柳玭反对“以无能望他人用，以无善望他人爱。”有些人自己无能，又无善，得不到别人的重用和赏识，反而说是“我不遇时，时不急贤。”归究于自己运气不好。柳玭认为，这种人，就好比农夫种地不认真，却埋怨天时。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不挨饿的。
柳玭向子弟们介绍他自己小时候听到的“先训”和“家法”。归纳起来，有六条：“以孝悌为甚，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力讲孝悌，家庭内部两代人之间就容易团结。“恭默”讲的是交友之道，不但要有礼貌，而且不要随便评论别人的长短。“畏怯”并不是提倡胆小，而是说办事要兢兢业业，时时想到有办错的危险。“勤俭”是柳家的传统，柳家遇到灾荒年，虽然富裕，每人一顿也只吃一碗饭。柳仲郢三次担任节度使那样的高级地方官，却“厩无车马，衣不熏香”。这些，都给后辈做出了榜样。他反对把“交结”看到太重，就是说不赞成靠拉拉扯扯的“关系”，反对用“关系学”来谋求升官发财。他所说的“气义”，指的是性情褊狭，器量窄小，爱为琐细小事和别人争一日之长短，这种做法当然是应该防止的“招祸之道”。
柳玭还总结了高干子弟“坏名灾己、辱先丧家，其失尤大者”的五条容易犯的毛病：
第一条，是自求安逸，不甘心过清贫淡泊的生活。妄自尊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第二条，是不读书，没有扎实的学问，却喜欢评论时事。自己不懂，又瞧不起有学问的人。
第三条，是讨厌超过自己的人，却喜欢巴结自己的人。看到别人做了好事，就嫉妒；看到别人的缺点，就到处宣扬。
第四条，是喜好游乐，贪杯嗜酒，看不起扎实勤劳做事的人，怠惰成习，难以改正。
第五条，是急于向上爬，为了求得升官，讨好有权势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当上一官半职，最后还是要垮台的！
柳玭认为，“兹五不是，甚于痤疽(大疮)。痤疽则砭石可疗”，可以医得好。但是这“五失，则巫、医莫及，不可药救。”
柳玭对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子弟的各种毛病，看得清，摸得透，揭示得十分深刻。所提出为防范措施，也切实可行。可谓上善之举，应予参行！
【附言】出身不由己，修行在个人。路要自己走，选择奔前程。“三退”保平安，时间不等人！
二、司马光谆谆说俭约
历来的有识之士，往往教育子女注意俭约。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司马光给他儿子司马康写的信。这封信，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很有说服力。
司马光是北宋的宰相，历史学家，名重一时。可是，他却从来不摆阔。他给儿子的信，就从自己讲起。
他说：“我的家庭本来是清寒的，清白的家风世代相承。我的性格不喜欢豪华奢侈。小时候，大人给一件装饰有金银的华美服装，我就觉得害羞脸红，不愿意穿。二十岁考中了进士，参加皇帝赐的琼林宴，别人戴花，我也不愿意戴。同考的人说，这是皇帝赐的，不能违命，我才勉强插戴一支。平时，穿的能够御寒，吃饭能够饱肚，就行了。当然也不是故意穿得破旧肮脏，来沽名钓誉。”
摆出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司马光就来进一步阐明为什么要俭朴的道理。
他说：“许多人都以奢侈浪费为荣，我却认为节俭朴素才算美，尽管别人笑我顽固，我却不认为这是我的缺点。孔子说：‘奢侈豪华容易骄傲，节俭朴素容易固陋。与其骄傲，宁可固陋。’他又说： 一个人因为俭约而犯过失的事，是很少见的’。‘读书人有志于追求真理，却又以吃粗粮、穿布衣为耻辱，这种人是不值得和他讲学问的。’可见，古人是以俭约为美德。现在的人却讥笑、指责朴素节约的人，这真是奇怪的事！”
接着，司马光批评了当时社会风气愈来愈奢侈。他说：“早年我父亲在世时，家里来了客人，也不是不备酒，劝上三次五次，顶多不过七次就算了。酒是从街上买的，下酒的果子，不过是梨、栗、枣、柿之类，菜不过是干肉，肉酱、菜汤，用具不过是磁器、漆器。当时的士大夫家，都这样，也没有人说不好。互相之间来往密切，花费不多。情意却很深。现在的士大夫家，如果没有按皇宫中的办法酿的酒，从远方采购来的珍异果菜，多种多样的食品，摆满桌子的贵重餐具，就不敢招待客人。常常是经营几个月，才敢发帖请客。如果谁不这样做，别人就要笑他小气、吝啬。所以，能够不跟着这种风气跑的人，实在很少。风俗坏到这种程度，我们虽然禁不了它，难道还忍心去助长它吗？”
司马光在信中，向儿子讲了几位本朝以俭朴著称的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宋仁宗时，张知白任宰相，他的生活水平，仍旧保持过去在地方做小官的那样。有人劝他说：“阁下收入不少，生活如此俭约，外面人说你是‘公孙布被’呢！”公孙就是汉武帝时宰相公孙弘，当时汲黯曾经批评他：“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张知白叹道：“我今天的收入，全家锦衣玉食，也可以做到。然而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今天的收入，不可能永久保持。一旦收入不如今天了，家人久已过着奢侈生活，习惯了，一下子改不过来，就可能出事。还不如无论我在职不在职，生前或死后，总是这么一个标准，不受影响。岂不更好!”
司马光称赞这种人是能够深谋远虑的大贤。因为他们能够想到平常人想不到的事情。
司马光是研究历史的，他编《资治通鉴》就是为了从历史上寻找经验教训，他向儿子讲俭朴的道理，当然也不会忘记历史资料。
司马光从《左传》引了鲁国大夫御孙的一句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并且加以解释。他说：共，就是同。就是说，各种道德品质都不能离开俭。因为俭，才能没有过多的欲望。没有过多的欲望，才能不被身外之物所役使和支配，才能依正道做人，至少也可以做到谨慎小心，节约开支，避免犯罪，富裕家室。所以说，“俭，德之共也。”生活奢侈，就会欲望愈来愈多，这是没有止境的。这样就会贪图富贵，走上邪路，招来灾祸。这样的人，当了官就会贪赃受贿，不当官也可能偷抢，犯罪，最后都是败家丧身。所以说，“侈，恶之大也。”
为了证明上面的论点，司马光从历史上举了七个“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例子。这里且举两个：
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季孙行父，曾经在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在位时连续执政，然而，他的妻妾，没有穿过绸衣服；他家里的马，没有用粮食喂过。别人知道后，都说他是忠于公室的。
晋武帝时的太尉何曾，生活十分奢侈豪华，每天吃饭要用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他的子孙也极其奢侈，结果都一个个破了家。历史上说，到了晋怀帝的时候，“何氏灭亡无遗焉”。
司马光说，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他希望儿子司马康，不但自己记住这些事例和道理，身体力行，而且还要向子孙后代，进行这样的教育。
【附言】人生巨宝曰节俭，利己益家助国安。世上多少纵欲者，皆由奢侈导火燃。奢欲炽处淫邪起，国破家亡境凄惨；贪腐盗杀根苗在，皆与奢欲紧相连。俭约大德灭欲火，清正坦道归家园！
（史实均据清代《渊鉴类函》）
──转自《正见网》
（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