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49年窃取政权后，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及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最为不放心，遂在1950年左右开展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中，按照钱钟书的妻子杨绛所言此乃谓“洗澡”。
在运动中，著名国学大师胡适的次子、选择留在大陆的胡思杜，亦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以示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然而，胡思杜并没有逃得了被批判的命运。1957年“反右”时，他还是被打成了“右派”，他随即上吊自杀。
胡思杜的批判父亲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远在美国的胡适就看到了。对于儿子以及其他朋友在中共治下批判自己的所为，胡适报以理解的态度，但他的考据瘾却促使他开始寻找“儿女批判父母的行为”的来源。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百善孝为先，儿女要对父母尊敬、孝敬，任何忤逆行为都会遭到谴责，何况是公开批判自己的生身父母？
经过考证，胡适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种行为来源于苏俄。1952年12月11日，胡适在台中的新球场作的题为《今日世界》的演讲中，就阐述了自己考证的结果。他表示这还得从苏俄时期的少年团团员帕夫利克·莫洛佐夫（另译为“鲍尔立克·莫诺洛夫”）说起。
胡适介绍道：莫洛佐夫是一个小孩子，是苏俄共产主义少年团团员，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因为苏俄政府实施集体农场计划，没收人民的粮食，为免一家人饥饿而死，将几百斤小麦偷偷地藏在地窖里，邻居们也有照着这样做的，这个事情被莫洛佐夫看到了，就跑去报告，于是藏匿的粮食统统被警察没收，所有藏匿粮食的人也被押起来判了罪。
几个月后莫洛佐夫失踪了，警察四处搜索，最终在树林里发现了他的尸首，他是给恨他的人杀死的。警察遂迁怒于莫洛佐夫的父母和邻居，把他的父母和邻居统统处死，并举行大规模的公葬仪式，命令铁幕内所有各城市村镇都要以一条街取名为“莫洛佐夫街”以纪念莫洛佐夫。(《胡适言论集(乙编)———时事问题》)
胡适表示，这就是莫洛佐夫主义的来源，其作用纯粹是以莫洛佐夫做青年模范，要所有做儿女的都监视自己亲爱的父母和邻居，并且控告他们。由此，胡适还谈到了当时大陆亲戚朋友间控告的现象，认为“儿子控告父亲”是铁幕政权的特色。
他说：“我的儿子在大陆攻击我是帝国主义的朋友，是人民的公敌，所以也是他(我的儿子)的敌人。各位也一定听到过，你们的亲戚朋友中有儿女控告父母，弟妹控告兄长，妻子控告丈夫的事，这并不是大陆人心变坏了，而是铁幕里的特色。家里的人，个个是国家的间谍，言行思想，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在受监视之中，一切都在‘政府’控制之下。”
对于中共有着清晰认识的胡适，再次以敏锐的观察力，得出了“儿女控告父母，弟妹控告兄长，妻子控告丈夫”是铁幕里的特色，而生活在这个铁幕中千千万万个胡思杜最终被害死，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关于莫洛佐夫的故事，彼时的胡适应该是阅读了当时的苏俄相关报道。莫洛佐夫是苏联家喻户晓的小英雄，在他被树立为英雄后，苏联政府矗立起了他的塑像，还有大量的学校和少年团体以他的名字命名。基于他的故事，苏联还制作了一部歌剧和多首歌曲，邮票和明信片上都印着他的像。至于莫洛佐夫生前所在的学校则变成了一处圣地，来自苏联各地的孩子在学校组织的旅行活动中看到此地参观。
不过，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被驱逐出苏联作家联盟的异见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在会见了一些仍然在世的目击证人后，写出了他的成名之作《告密者001：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神话》（The Myth of Pavlik Morozo）。
在书中，德鲁日尼科夫对苏联宣传的莫洛佐夫的生平进行了全面的批驳，比如，关于莫洛佐夫死时的年龄，苏联的宣传就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并曾使用过不同男孩的照片。甚至，莫洛佐夫被杀时还不是一名少先队员。苏联的宣传部门称，是莫洛佐夫的祖父杀死了他。但德鲁日尼科夫则表示，他的祖父为他的死感到伤心欲绝，并在其失踪时组织了搜索工作，且在庭审时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虽然没有明言，但德鲁日尼科夫暗示，莫洛佐夫实际上是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杀害的，而德鲁日尼科夫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曾见过这名凶手。
通过调查，德鲁日尼科夫还发现：莫洛佐夫的父亲离开了他的母亲，而另结新欢，嫉妒和愤怒的母亲一直向莫洛佐夫灌输对丈夫仇恨，派他告发，报复了自己的父亲。而莫洛佐夫实际上是一个智力迟钝的孩子。
然而，这并不影响苏联当局将莫洛佐夫树立为榜样，从此，告密成为政权提倡的光荣，随即演化成了波及面相当广的大清洗运动。告密文化随着共产主义的传播，也输出到了中国、东德、朝鲜等其他共产党国家，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悲剧。
比如，在中国，早在延安整风事情，人人相互“揭发”就已经成为常态。做过人民日报社记者的曾彦修回忆道：下层整风从查“小广播”开始，“小广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间互相传递意见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对上层领导有意见，对领导不满意。这些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里面的东西，不过没有王实味讲得那么尖锐。上面的听到了，“不得了，虽然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们不是来革命的，他们是反革命的”。这样人人要求填小广播表，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后来发展为“抢救运动”，就是从这个事情干起来的，青年统统都变成了特务。
小广播表填了之后就“互相批判、揭发、告密”，开始叫“半条心”。后来一“揭发”，就说你们是两条心。一连几个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然后是交代，要写你在延安还有什么同伙。有些人经不住斗，就“招”出来一大批，于是就搞成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特务网。
中共建政后，从“反右”到文革，每一场运动中都出现了这样的告密者，一幕幕人伦惨剧相继上演，告密者在种下罪孽的同时也将自己送到了有形无形的审判台上。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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