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集中营帝国
以迄今未知的规模镇压社会，是20世纪30年代的显着标志。它也见证了集中营系统的巨大扩张。现今可得的古拉格管理局档案，让人们得以仔细审视这些机构的演变，从而揭示出诸多秘辛，包括其组织结构的变化、大型活动的时期、囚犯人数、他们的经济地位、被据以判刑的罪行种类，以及按年龄、性别、国籍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但仍有许多灰色地带。特别是，尽管古拉格官僚机构保存有对囚犯人数的有效记录，但那些未能到达目的地的人的命运，却鲜为人知，尽管这方面有无数个人的证词。
到1930年年中，已有约14万名囚犯在格别乌掌管的集中营里劳动。挖掘一条运河连接白海和波罗的海的巨大工程，仅需12万多名男子，却导致数万人从监狱转移到集中营。接到某种监禁判决的人数持续上升：1929年，逾56,000人被格别乌判刑，1930年则为20万8,000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1929年除格别乌以外的其它机构起诉了117万8,000起案件，1931年则为123万8,000起）。因此可计算出，1932年初，有逾30万名囚犯从事格别乌的各项工程。在这些工程里，年死亡率往往达到10%，波罗的海—白海运河项目即是如此。
1934年7月，格别乌重组并更名为NKVD时，古拉格吸纳了780个小型流放地和约21万2,000名囚犯。这些囚犯来自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管理下被认为效率低下或运行不良的集中营。集中营变得更大、更专门化，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并维护其刻意为该国其余地区创造的形象。巨大的综合刑罚设施，每座都关押着数万名囚犯，后来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经济中，成为一个主要因素。1935年1月1日，新统一的古拉格系统容纳着逾96万5,000名囚犯──72万5,000人在劳改营、24万人在劳改流放区。劳改流放区是社会危险性较小的分子被发配去的较小单位。他们通常被发配不到3年。
由此，可绘制出接下来20年的古拉格地图。索洛维茨基群岛的流放地，容纳着约45,000名囚犯，产生了大量“飞行营”（Flying Camp）。它们被搬迁到日后树林遭砍伐的地方：在卡累利阿、白海沿岸，以及沃洛格达地区。大型斯维尔（Svirlag）集中营群，关押着43,000名囚犯，其任务是保持列宁格勒地区取暖木材供应不断，同时捷姆尼科沃（Temnikovo）集中营群也对莫斯科地区发挥着相同作用。
一条铁路自科特拉斯的战略十字路口开始，沿着到西维姆（West Vym）、乌赫塔、伯朝拉（Pechora）和沃尔库塔（Vorkuta）的“北方路线”（Northern Route）铺就，沿途有伐木作业以及矿山。在远北地区，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Ukhtpechlag）动用其51,000名囚犯修建道路、开采煤矿和石油。另一支线蜿蜒伸向乌拉尔地区，以及索利卡姆斯克（Solikamsk）和别列兹尼基（Berezniki）的化学中心。而在东南部，西西伯利亚的所有集中营及其6万3,000名囚犯，为库兹巴斯于格尔（Kuzbassugol）的大型采矿综合设施提供了免费人力。
更南边，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Karaganda）地区，草原劳改营（Steplag）容纳约3万名囚犯的“农业营”，首创了一个培育草原的项目。显然，那里的管理体制不如德米特劳改营（Dmitlag）巨型综合设施内严苛。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座综合设施容纳着约19万6,000名囚犯。1933年波罗的海—白海运河完工后，从莫斯科到伏尔加河建造斯大林第二大运河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另一个巨大的建筑项目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Baikal-Amur-Magistral, BAM）。该铁路日后与贝加尔和阿穆尔之间的西伯利亚铁路平行。1935年初，贝加尔-阿穆尔（Bamlag）集中营群的约15万名囚犯，被分成约30个组，建造该条铁路的第一部分。1939年，拥有26万名囚犯的贝加尔-阿穆尔集中营，成为苏联最大的集中营。
最后，1932年以后，东北劳改营（Sevvostlag）──东北部的一个集中营群，为一个极具战略重要性的中心──远北建设托拉斯（Dalstroi）提供了人力。它的任务是生产黄金，为从西方购买设备实现工业化提供资金。所有金矿层都位于一个特别不适于居住的地区──科雷马（Kolyma）。由于只能由海路到达，科雷马后来成为颇能象征古拉格的地区。马加丹（Magadan）──首府城市和所有新来者登陆的港口，就是由囚犯们自己建造的。它唯一的道路，是一条重要的大动脉，也由囚犯建造，仅用于连接这些集中营。生活条件特别不人道，在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作品中有很好的描述。1932至1939年，科雷马囚犯（1939年达13万8,000人）采掘的黄金从276公斤增至48吨，占当年生产的所有苏联黄金的35%。
1935年6月，政府启动了一个新的巨型项目──在北极圈以北的诺里尔斯克（Norilsk）建造一个大型镍生产中心，可能只使用刑事劳改犯来进行。在古拉格年代的鼎盛时期20世纪50年代，诺里尔斯克各集中营的囚犯达7万人。这座被称为“劳改营”的集中营，其生产性功能清晰地反映出古拉格的内部结构。它的中心机构既非地理性的，又非职能性的，而完全是经济性的，拥有水电生产中心、铁路建造中心、桥梁和道路建造中心等。对于刑罚中心管理部门和主管工业的政府部门而言，囚犯和劳工移民只是那么些可按合同分配出去的商品。
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古拉格人口翻了一番，从1935年初的96万5,000名囚犯，增至1941年初的193万。仅在1937年就增长了70万。新囚犯的大量涌入破坏了生产的稳定，以至它比前一年下降了13%。1938年，生产继续停滞不前，直到新任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采取强硬措施，将囚犯所从事的工作合理化。在1939年4月10日写给政治局的一张便条中，贝利亚制定了其重组古拉格的计划。他辩称，其前任尼古拉．叶若夫更重视的是追捕阶级敌人，其重视度远甚于自己对良好经济管理的重视。囚犯的正常伙食补贴，定为每天1,400卡路里，是针对无所事事、只是整天闲坐在牢房里的人。结果，有能力工作的囚犯数量在过去几年大幅缩减：1939年3月1日这一天，约25万名囚犯无能力工作，而所有囚犯的8%，已于前一年死去。为了达到NKVD制定的生产目标，贝利亚要求增加食物配给。此外，他还要求停止提早释放囚犯，以及停止对装病逃差者或“扰乱生产者”的惩戒性惩罚。他建议将工作时间延长至11小时，每月允许有3天休息，“以便尽可能地利用所有囚犯的所有体力”。
与流行的观点相反，古拉格档案显示，囚犯流动得相当快；每年有20%至35%的人获释。这种轮换可用少于5年的判刑数相对较高来解释，1940年初这一数字达到所有判决的近57%。但集中营管理和司法体系的任意性，往往意味着刑期被蹊跷地延长，特别是对于1937至1938年的政治犯。释放通常并不意味着获得自由，而是意味着受制于一整套措施，诸如流放或软禁。
与流行观点相反的还有，古拉格集中营不只是装有政治犯──根据《刑法典》臭名昭著的第58条的十四种定义，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刑的人。这个与政治有关的群体，其人数每年波动不定，徘徊在古拉格所有囚犯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之间。其余囚犯不一定是普通罪犯。很多人是因党专设的罪名而被判关入集中营。这些罪名，从“破坏苏维埃财产”到“违反护照法”、“流氓行为”、“投机倒把”、“离开工作岗位”、“破坏行为”，甚至是在集体农场“未达到最低工作天数”，一应俱全。古拉格的大多数囚犯只是普通公民。他们受害于工作场所特别严苛的法律，以及社会行为方面愈来愈多的法规。它们是党国针对愈来愈大的社会各阶层采取的10年镇压措施之结果。
关于这场恐怖的一份临时统计清单，可列出如下：
• 600万人死于1932至1933年的饥荒。这场灾难，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强制集体化政策，以及中央政府在抢夺集体农场收成方面的掠夺性手段。
• 执行了72万例死刑，其中68万例于1937至1938年执行，通常是在某种对司法的歪曲后，由一个格别乌或NKVD特别法庭执行。
• 已知1934至1940年集中营内有30万人死亡。1930至1933年极少有记录可得，但可以外推出，1930至1940这10年中约有40万人丧生，还不算从被捕那一刻到在其中一个集中营登记为囚犯期间无法估量的死亡人数。
• 放逐者、难民和“特殊移民”中已登记60万例死亡。
• 约220万人被驱逐、强制迁移或作为“特殊移民”被流放。
• 累计有700万人从1934至1941年（1930至1933年的信息依然不精确）进入集中营和古拉格聚居区。
1940年1月1日，约167万名囚犯被关押在53个劳改营群和425个劳改流放区。一年后，该数字上升至193万。此外，监狱还关押着20万等待审判或转移到集中营的人。最后，NKVD管理处负责管理约120万“特殊移民”。即使这些数字去掉尾数大幅调低为整数，使之与以往历史学家和见证者所作的估计相一致，仍很容易让人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针对苏联人民的镇压措施之规模。这些史学家和见证者往往把在某一日期进入古拉格的人数与业已存在的人数弄混淆。
从1939年底到1941年夏，又一波囚犯潮抵达这些集中营、聚居地和古拉格特别定居点。这部分是新领土苏维埃化的结果，部分也是对各种行为，尤其是工作场所的行为进行前所未有的入罪化（criminalization，译者注：是指将一个原本不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之结果。#（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