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
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
今天你摇摇它，优越地微笑，
明天就化为根下的泥土。
为什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
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
它们会把腐烂的手抛开，
而默默生存在一张破纸上。
因此，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
仿佛曾做着万物的导演，
实则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
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
…… ……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慨叹“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的这首题为《冥想》的诗歌，成为了诗人穆旦的绝笔。1977年2月，他因心脏病突发猝逝，终年59岁。而就在他去世的头一年，他的另一首诗歌《智慧之歌》中的那句“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道尽了人生的辛酸。
可叹的是，他去世时，连他的子女也只知道他叫查良铮，而却不知他还有一个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字——穆旦。而查良铮这个名字，与本名查良镛的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连在了一起。
出身文宦之家
查氏家族最早溯源可至春秋时期的查子，至明代已成为江南望族，是明中期至清以来著名的“文宦之家”。明代的查约、查秉彝、查继佐，清代的查慎行、查升、查揆等著名文人学者，都出自查氏家族。查家在明清两代获秀才头衔者800余人，考取进士、举人者133人，著名诗人查慎行兄弟三人同入翰林院，时人颂为“一门十进士，兄弟吴翰林”。康熙曾御书“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赐查家。
近代查氏家族也出了不少名人，比如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锐、查良铭以及查良铮和查良镛。这些名人中最为人熟知的是金庸（查良镛）。1918年出生的穆旦与金庸为同族的叔伯兄弟，按家族辈份，都属于“良”字辈，名字中都带金字旁。穆旦是金庸的堂哥。
不过，因穆旦所属的查家那支在明代前往京津经商，世居天津水西村，与仍居住在江南的金庸那支查家并无往来。但可以想见的是，查家深厚的文化底蕴依旧影响着天津的查家。
穆旦的祖父查美荫曾任知州，家中藏书多为查慎行所着。55岁时早逝。穆旦的父亲查燮和，排行老六，一生担任小职员度日，晚年吃斋念佛，自称“自在逍遥一懒人”。
穆旦6岁上学后，就显示出了写作的天分，7岁就曾发表过百余字文章。11岁时，穆旦考入南开中学，在校刊上发文时，开始以“穆旦”（有时也写成慕旦）为笔名，即将“查”拆成“木”和“旦”两部分，并易“木”为穆。
诗满校园
1935年，17岁的穆旦被清华大学地质系录取，半年后改读外文系。进校后不久他就开始创作诗歌，发表在《清华周刊》、北平《文学》等刊物上，并逐渐有了一些名气。此时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抒情气息，但也不乏对现实的不满。
抗战爆发后，穆旦随清华师生前往长沙，后至云南。一路艰辛不说，穆旦居然怀揣一本小型英文词典，一边赶路一边背单词和例句，背完一页便撕掉一页，到昆明时，竟将其完全背了下来。除了背诵单词，沿途的壮美风景、社会生活、战火下的民众的苦难，也都让诗人的心颤抖，并化作了一行行诗歌。
在西南联大期间，穆旦受诸位留洋的教授影响和指导，开始大量阅读艾略特、奥登等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系统地接触了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轰动校园和文坛，因他们大胆引入艾略特等西方大家的写作手法，拓展了白话诗的格局。诗人郑敏曾说：“上世纪40年代学习西方现代化诗歌的，穆旦做得最好。他才情横溢，是艾略特的艺术和拜伦性格的结合体。”
1940年，穆旦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彼时其族兄查良钊正出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兼联大训导长。就当时的名望而言，查良钊要远超穆旦。
1941年，亲眼目睹了残破的山河和人民悲苦生活的穆旦，写下了他最为知名的诗歌《赞美》，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首歌奠定了穆旦“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参加远征军 死里逃生
1942年2月，怀着报国之情的穆旦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加入了杜聿明将军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不过，其参军还有两层原因，一是“想作诗人，学校生活太沉寂，没有刺激，不如去军队体验生活”；二是入伍即为少校，收入会增加一些。
因为女儿曾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的关系，杜聿明对加入部队的知识分子照顾有加。当他得知穆旦是诗人后，还让其在作战间隙朗读诗歌，活跃气氛。
然而，在入缅作战半年后，杜聿明部惨败，逃入“野人山”的原始森林，部队不仅要忍饥挨饿，还要承受各种困苦，穆旦的马和传令兵都死了。吴宓日记中曾记述了穆旦对其讲述的不堪回首的往事：
“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
对于远征军的这段经历，直到1945年，穆旦才写下又一名篇《森林之魅》，以纪念死难战友：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天真选择回国
远征军回国后，穆旦继续在军队就职，担任英文秘书等。1946年，他辞去军职，回到北京，与沈从文、林徽因交往颇多，一度还替沈编过《益世报·文学周刊》。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周与良。周家也是名门望族。周的父亲周叔弢是红色实业家，1949年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等职。
穆旦是通过中学同学周玨良认识其妹周与良的，彼时周与良为燕京大学生物系研究生。周与良的大哥、历史学家周一良曾说：“我们家大多数人对他（穆旦）过去的情况都不够了解，因此他每次到我们家来，当大家欢聚在父母身边，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时，他常常是向隅而坐，落落寡合。许多年中，我去天津，记得只上他家去过一次。”
不过，周与良对穆旦的第一印象不错：“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也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诗歌很有见解，人也漂亮”。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1948年底，周与良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而穆旦则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次年穆旦也前往美国，与周与良相会。两人随即结婚，在美国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
中共建政后，海外留学生是否回国出现了不同的意见。1951年，穆旦夫妇与杨振宁、李政道、巫宁坤等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中共治下的中国情况进行了解和研究。对于是否回国，杨、李举棋不定，主张“观望”，穆旦却坚决主张尽快回国，“迎接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为此他天天背俄文字典。
同年，周与良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两人都收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前往台大任教。几乎在同时，两人也收到了印度新德里大学的聘书。然而，两人最终还是选择回国，除了因为双方父母和兄弟姐妹等都在大陆外，他们也相信回国后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开创出一番新天地。可惜，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梦想。
走到了幻想的尽头
1953年初，穆旦夫妇回国，穆旦在南开大学外文系当副教授，周与良在生物系做副教授。一心向中共靠近的穆旦，在当年底就翻译完了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前两部分，次年又翻译完成了其的《文学发展过程》，署名皆为查良铮，其速度之快，令国内文艺界惊讶。
除此之外，穆旦还在1954年翻译出版了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系列作品，将其诗歌介绍给中国读者，并在社会上掀起了“普希金热潮”。穆旦为此也非常高兴。据周与良回忆：“他几乎把每个晚间和节假日都用于翻译工作，从没有夜晚两点以前睡觉。”
然而，随着中共的思想改造、清除“胡适思想”等运动的降临，穆旦安宁的日子也结束了。他曾在给友人萧珊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沉闷的时期。我上封信里的话想你也看到了，朋友们都这么彼此多疑……我这几天气闷是由于同学乱提意见，开会又要检讨个人主义，一礼拜要开三四个下午的会。每到学期之末，反倒是特别难受的时候。过得很没有意思。心在想：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
1954年11月，因对系主任李霁野的“不民主”、“排挤他人”不满，穆旦等人写了联名信交给上级领导，最终处理意见为：“查先生在此次事件中表现是粗暴的，受人怂恿的，缺点也是不少的，惟因回国不久……故不与论处。”
1955年2月，因曾参加远征军、曾在FAO工作等“历史问题”，穆旦成了“审查物件”，并在全院大会上与巫宁坤一起被批斗。彼时的周与良因为有父亲做后盾，只是被停止上课，在家“帮助”丈夫“反省”和写“交代材料”。
1956年，徐迟、臧克家等人不断约稿，穆旦发表了一些诗，结果被批评为“几乎是一个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诬蔑”、“从这种阴暗的情绪出发，他的诗必然会歪曲甚至会诬蔑现实生活攻击新的社会”。穆旦不得已，只好埋头翻译，又回到了查良铮的角色中。
“反右运动”开始后，穆旦因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再一次被监视居住，隔离审查。1958年12月，穆旦因参加远征军和出任“中校英文翻译”的历史，被中共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三年劳改，“接受机关管制”。此后，穆旦被逐出课堂，降职降薪，并被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澡堂接受管制，进行劳动。
三年管制结束后，穆旦依旧不被允许回到课堂，继续在图书馆劳动。困苦之际，穆旦开始悄悄翻译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到1965年底，这部长达16000多行的诗歌终于完成了初译稿。
可还没等穆旦喘息一下，文革的风暴掀起，穆旦自然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抄家、批斗，并被关进“牛棚”。据其几个孩子回忆：“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书籍、稿纸向火里扔去。很晚了，从早上即被红卫兵带走的父亲还没有回来……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脸色很难看，头发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正是他的心血结晶《唐璜》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是将其弄乱而未付之一炬！”
很快，穆旦一家被扫地出门，一家六口住在一间只有17平米的房子里。1968年，周与良的父亲被打倒，周与良也因涉嫌“特务”问题被“隔离审查”，备受折磨。
半年后，周与良才被放回家中，不久后，穆旦也被从“牛棚”中放出。之后，他们与南开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到河北保定地区完县劳动改造，两人被分隔两地劳动。一次，两人居然因为穆旦偷偷去探视周与良而被审查、批斗。
1971年，周与良返回天津，穆旦则继续劳动改造。1972年，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政策出现变化。穆旦结束了劳改生活，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但仍属于“内部控制使用”。为了纾解心中的郁闷，穆旦在夜深人静时，又开始了诗歌的翻译工作。1975年文革结束前夕，还创作了多首诗歌，对自己的人生命运进行回顾。
1976年，穆旦跌伤，左腿残废，痛极时只能将砖烤热，敷于患处。1977年，为根治腿疾，穆旦同意接受手术，但似乎预感到什么，将着力最多的《唐璜》译稿交给小女儿查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可能出版”。
1977年2月，穆旦因心脏病发作去世。1979年，穆旦被中共“平反”，1981年，他的译作《唐璜》出版。
结语
穆旦在南开大学的生前好友、史学家来新夏曾言，穆旦自美国回国二十几年后，“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回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而造成其悲剧人生的除了穆旦自己对中共的看不清外，更多是在中共这个吃人的恶魔上。回顾中共盘踞在中国的历史，有多少像穆旦这样的知识分子被其吞没了的啊！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